印度西海岸的果阿邦以其一望无际的海滩、丰富的对虾产量和高质量的生活而闻名；与其形成对比的是，比哈尔邦位于肥沃的印度恒河平原北部，却被公认为贫困、压迫与犯罪滋生之地。这两种刻板印象都不完全准确，但它们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真相：就经济发展而言，果阿邦和比哈尔邦之间的差距好比南欧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如果将两个邦是当作两个国家进行评价，凭借果阿邦的人均年产出，它可跻身中上收入经济体之列；相比之下，比哈尔邦要脱离低收入国家行列还需数年时间。果阿邦的平均财富是比哈尔邦的十倍。这一差距远比同为大型国家的中国和美国大的多。印度是过去几十年发展成功的典范。自1980年以来，其人均GDP以年均近7%的速度增长（见图表），这一速度只有少数国家能与之相提并论。然而，长期存在的地域不平等（20年前果阿邦的平均财富仅是比哈尔邦平均水平的6.5倍）、难以驾驭的地方政治和人口增长的明显差异，将潜在地加剧该国的政治分歧，损害未来的经济增长，使经济鸿沟更加难以弥合。日益加剧的区域不平等是经济增长进程中的常态。在最不发达国家中，大多数人倾向于通过务农或零售谋生，如经营街角商店或奶茶摊。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或服务业催生出大量工作岗位，吸引人们从农村涌向发展更快的城市与地区。处于发展前沿的城市机会丰富，其与较贫穷的腹地之间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可能会持续扩大到惊人的水平，直到劳动力从农村地域外流，使得农村劳动力稀缺到足以推高流出地的工资水平。过去40年，印度南部和西部各邦成为推动印度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见地图），这些邦已成为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的中心。然而，恒河平原腹地各邦几乎没有追赶的迹象。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Penn State University）的罗希特·兰巴（Rohit Lamba）和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的阿文德·苏布拉马尼安（Arvind Subramanian）在最近一篇论文中指出，虽然近几十年来，较贫穷国家和较富裕国家的收入差距逐渐缩小，但在印度，缩小收入差距的进程已经中断。经济鸿沟伴随着政治分裂。印度幅员辽阔，因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而源生隔阂。根据印度福利计划，南部较富裕地区的收益需转移到较贫穷的北部地区，这使得在南部地区主导政治的政党心生不满。相比之下，北方大部分地区由印度人民党（BJP）统治，从2014年至今，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领导的印人党政府执掌中央大权，而大多数再分配政策正是由莫迪政府制定。人口分布则使情况进一步复杂化。印度北部、西北部和东部较贫穷的邦共有近6亿人，占印度人口的40%以上。这些邦包括比哈尔邦、贾坎德邦、拉贾斯坦邦、西孟加拉邦和北方邦，其人口增长速度也远快于南部和西部各邦。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据估计，第三大邦比哈尔邦的人口增长了16.5%，而人口第一大邦北方邦的人口增长了14%。相比之下，马哈拉施特拉邦（经济中心孟买所在邦）、卡纳塔克邦（科技中心班加罗尔所在邦）、喀拉拉邦和泰米尔纳德邦（均位于印度南端）的同期人口平均增长率不到10%。就寻找廉价劳动力的制造商而言，居住了大量年轻人和穷人的北部平原沿岸似乎很有吸引力。毕竟，孟加拉国成功从中国吸引了需要廉价劳动力的工厂。但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尤其是更先进行业的企业，倾向于前往已经有一些供应商驻扎且熟练工人较多的地方。此外，印度对工业化的有限依赖也不同寻常。制造业仅占印度GDP的14%，而在孟加拉国和中国分别占21%和27%。印度各大产业往往集中在南部和西部，北方邦拥有印度约17%的人口，却只有9%的工业工作岗位。事实上，印度一半以上的工厂工作岗位仅集中在六个邦，其中五个在南部（西部的古吉拉特邦是第六个）。在印度为苹果公司生产产品的11家公司中，只有一家在北方，生产新款iPhone 14的六家公司都在泰米尔纳德邦。随着越来越多生活在的北方的年轻人面临就业难题，人口增长与地域经济实力之间的不匹配成为了政治上的“火药桶”。根据宪法，议会席位的选区应该由人口决定，每十年调整一次。但在20世纪70年代，政府冻结了每个邦的选区数量，助以推进人口控制。上一次限制举措发布于2002年，此问题将在2026年再度商榷，即下一次大选结束后的两年。选区的再规划由一个独立的委员会负责。但一些观察人士抱有疑虑，他们认为如果印人党在2024年再次胜选(这几乎是肯定的)，该党将撤销上述冻结选区数量的措施，使议会席位的分配向印人党占统治地位的北部各邦倾斜，断送其他政党在全国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的可能。随着北部各邦福利支出的增加，印人党同时也试图在意识形态和语言上同化南方各邦，这将进一步加剧其与南部各邦的紧张关系。长期以来，南部各邦一直憎恨北方给他们强加“外来文化”。人口迁移能在一定程度起到平衡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Sriram Balasubramanian、Rishabh Kumar和Prakash Loungani最近的研究认为，印度各地生活水平的差异有三分之一仅由地理位置导致。换句话说，两个受教育程度、种姓和能力相同的工人因地域不同而收入差距悬殊，同一个工人仅靠搬家便能实现收入跃迁。然而，印度的内部人口迁徙率是世界上最低的。印度的所谓“大城市”比一般的城市化理论中所谈及的典型大城市要小得多。印度内部迁徙比率也远远低于中国。对公路、铁路和航空“三位一体”交通网的投入正在有效改善印度各地区之间的互联互通状况。2017年莫迪政府正式推出商品和服务税，尽管被批评过于复杂，但其有助于在央地建立税率相同、简单明晰的“统一消费税征收体系”。考虑到有必要为贫穷群众提供更好的就业岗位，印度政府正在制订一项工业战略，其中包括为某些部门提供制造业补贴。推动大规模的数字化能够为人口流动提供便利，这些数字化举措包括构建国家身份识别系统、灵活的移动支付和在线政府服务。然而，这些努力都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取得成效，而北方未充分就业的年轻人等不起，希望提升政治影响力的南方各邦也等不起。印度的繁荣和凝聚力都取决于政府解决这一问题的能力。本文编译自《经济学人》2022年10月27日文章。原文标题为India’s regional inequality could be politically explosive，原文链接为：https://www.economist.com/asia/2022/10/27/indias-regional-inequality-could-be-politically-explo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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