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营收155亿,逆势增长29%,方太凭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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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9年到2021年,尽管全球经济都饱受了新冠疫情的冲击,但方太集团的业绩却连续三年逆势上升,实现了高出行业多倍增速的持续增长:2021年方太集团营收155亿元人民币,同比2020年120亿元营收增长了29%,同比 2019年疫情发生前的110亿元则增长了41%。相比之下,2021年中国厨卫市场零售额同比2020年的增长是7%,同比2019年零售额的增长是1%。
同样是在这三年中,方太的案例被连续收入哈佛商学院案例库:2019年7月,主题为“根植于中国的高端厨电品牌”的案例入库;2020年的4月,主题为“打造儒家文化指引的伟大公司”的案例入库;2021年7月,基于方太集团文化管理实践的案例,被再次收录进哈佛商学院案例库,主题是“创造文化驱动型组织”。这是方太集团自2013年被首次收录进哈佛商学院案例库以来的第四次入选,且都与文化管理相关。
3月22日,基于方太集团文化管理模式实践的《方太文化》一书首次发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相关学者,以及方太集团的副总裁出席了发行仪式。近年来,方太集团无论是在市场表现,还是在管理模式的探索和实践方面,都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赢得了外界的广泛关注。这次新书发布,方太集团基于中华优秀文化,以文化驱动组织的管理模式也得以向外界系统呈现。
模式探索:二十六年之功
方太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茅忠群常提到一个观点:“企业小的时候靠领导人指挥,企业大的时候靠管理、靠制度,再大一点可能就要靠文化了。”这种理念,构成了方太管理模式演变的方向和基本路径,文化管理而今已成为方太管理模式的标签,也是方太作为一个中国企业在管理领域的一个探索和贡献。但方太的文化管理模式探索之路,却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积聚了二十六年的功力。
早年茅忠群从上海交大研究生毕业,放弃了出国留学和留校任教的机会,回家帮助在经营上遇到困难的父亲度过难关。他说服父亲放弃了技术含量不高且市场已经逐渐饱和的点火枪产品,改做国内市场刚兴起且技术含量更高的吸油烟机,并改用更为亲和时尚的“方太”品牌,而不是沿用用于点火枪的“飞翔”品牌。1996年,方太集团成立,父亲任董事长,茅忠群任总经理,父子俩开启了二次创业。
四年时间,方太的扩张迅速,茅忠群也开始意识到,要想让方太集团获得持续发展,必须要有系统的管理知识,而这是工科出身的他所欠缺的。2000年,茅忠群进入中欧商学院EMBA班,对商业和管理知识进行系统学习,并尝试将管理方法和工具运用于实践,方太的管理逐渐步入正轨。不过,茅忠群很快就发现,西方管理也存在很多不足。
“只能解决60分以下的问题,60分以上的问题,却无从解决。”茅忠群说。这也是茅忠群一直以来的一个担忧:对许多中国企业来说,长期用西方的管理理念进行管理,会很容易陷入逐利的泥潭中——这显然不符合方太发展的本义,而且也不是长久之计。
为了解决“60分”以上的问题,茅忠群首先研究了日本企业学习西方管理的路径,还多次前往日本考察和交流。他发现,日本企业在学习西方管理时,并没有全盘照搬,而是在学习西方先进的现代管理理念的同时,保留了日本本土的文化理念。这给了茅忠群很大的启发,他意识到,好的管理模式需要根植于本土文化,而不仅仅是管理制度,因为“制度背后的信仰支撑是关键,缺少信仰支撑的制度不是好制度。”
茅忠群开始转而向中华优秀文化寻求突破。2004年,茅忠群先后前往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习中华优秀文化。在这里,茅忠群仿佛找到了“新大陆”,将西方管理与中国文化进行融合,茅忠群确信这就是方向。接下来,经过沉淀、酝酿,2008年,方太开启了全面导入和推进中华优秀文化的学习和践行之路。随后的十年,方太逐步融合形成了“中学明道、西学优术、中西合璧、以道御术”的方太文化管理体系,也正是在这十年间,方太的企业规模从十亿级跃升为百亿级。
核心内涵:十六字管理方针
“中学明道、西学优术、中西合璧、以道御术”被称为方太文化管理体系的十六字方针。茅忠群对此的解释是:中学明道,就是通过对中华优秀文化的学习来明白、觉悟企业经营之道、天道、人道等。因为中华文化都是围绕着道,道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密码。学中华文化就是去明道,去学道,然后再去行道。西学优术,就是在学中华文化的同时,也不能排斥西方的现代管理。而“中西合璧、以道御术”,就是要用中华文化的道、企业的核心理念,去驾驭、去改造、去优化源自西方的现代管理方法。
事实上,世界各国的管理模式都有一个“以我为主、相互借鉴、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过程。西方管理学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思想体系已经非常成熟,创造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工具、流程和方法。多年来,方太集团也引入了现代管理的理念、方法和管理工具,如绩效考核、流程管理、全面质量管理、领导力、工艺流程、设计理念等,在学习引进的时候,力求掌握其内涵实质。
在面临具体管理问题的时候,有一些管理者会纠缠于方法或工具。但茅忠群认为这是“术”层面的问题,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需要实事求是,以现实为基础,以中华优秀文化为根本,充分运用各种管理方法,尤其是以西方管理为手段,中体西用,在企业内实现和谐统一,并在融合的过程中,渐渐形成适合本土企业的相对完整的管理思想体系。
“任何一种管理方式都是在一定的文化基础上创造出来的,离开了文化土壤,就会失效。西方管理要在中国发挥作用并产生效果,就得跟中国的本土文化结合。”茅忠群说。
茅忠群希望带领方太走了一条中西合璧的道路,他主张凡是优秀的文化都要为我所用,这也是主张包容的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茅忠群认为如果中国企业纯粹学西方管理,可以管理得很好,绩效也会完成得不错,但肯定不可能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员工和老板的幸福指数可能会很低,企业甚至很难长久。
“天下万事万物,皆有它的道。天有天道,地有地道,商业也有商道。儒家最核心的是天道,做人的人道,经商的商道,我们要通过中华文化来学习去明这个道,去悟这个道,这个很重要。因为只有悟透,才不会走弯路,才永远可以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茅忠群说,他很早就预言,欧洲有欧洲的管理模式,美国有美国的管理模式,日本有日本的管理模式,中国也一定会有自己的管理模式——在新近出版的《方太文化》一书中,展示了茅忠群和方太的探索与践行。
底层逻辑:文化双融的实践
现代意义上的管理学作为一门学问或学科,源于西方的工业革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基本上就是西方现代管理的代名词。无论是一开始以泰勒为代表的科学管理,还是后来集大成者德鲁克开启的现代管理。不只是管理学,管理模式也是如此。全球管理的经典模式,基本也来自于西方,福特制、通用汽车模式,以及后来出现在日本的丰田模式——没错,丰田模式源自美国管理学者戴明的“全面质量管理”。
西方学者也承认这一点。战略管理学者丹尼.米勒认为,从世界范围来看,管理学研究一直以来都被西方的管理学观点与视角所主宰。比如,西方的管理学研究视角重视竞争、破坏性创新与精英统治,强调对手而忽视伙伴,强调交易而忽视合作,强调短期思维而忽视长期思维。米勒认为西方的管理学研究视角是一种狭隘的、赢者通吃的逻辑。与此相反,米勒认为东方管理学研究与实践采用的是一种海纳式的、长远的、更为强调利益相关者之间联系的视角。
发端于西方经济体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新兴国家经济的崛起,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连同对西方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的崇拜。国际管理学会前主席、动态竞争理论创始人、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讲座教授陈明哲教授的研究发现:“蓬勃发展的华人商业文化不仅是一种经济合作的文化基础,也是帮助重振下方经济的管理智慧源泉。”他提到,2008年的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许多西方学者也开始发现,新兴经济体中的某些企业在经济发展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尤其是它们成功的商业模式在很多方面都在挑战并颠覆盛行的西方范式。
事实上,国内外许多学者在这个领域也有过深入探索,其中以陈明哲教授的“文化双融”最具影响力。
陈明哲教授的文化双融理论认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全球企业都在寻找新的思想和视角,商业世界已经从“西方领导东方”转变为“西方遇见东方”。东西方在企业实务上各有强、弱项,企业领导人的使命是找到能够妥适地运用两种文化精华的思维和做法。“‘文化双融’追求企业个体与社会个体的全方位卓越,它的关键在于取长补短,既要私利也要公益,既争一时更争千秋。”陈明哲说。
文化双融理论强调整合看似对立或不兼容的两方(或多方)的优点,同时最大限度地摒弃各种的缺点。事实上,文化双融理论源自东方哲学中的“执两用中”,陈明哲认为应当更好地整合东西方思想中的精华,从而避免二者取其一的极端。他建议:中国企业的发展除了要吸收西方企业制度的精华,更要联结中华文化的源头,善用华夏智慧的底蕴——不难发现,寻求西方管理与东方文化情景的融合,尤其是与以中华优秀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情景的融合,茅忠群和方太集团的探索与实践,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样本。
范式变革:文化驱动的组织
文化双融理念倡导在理解对立的基础上,寻求平衡与整合后的创新机遇。文化双融到一定阶段,必然带来范式变革。方太集团从2008年开始导入中华优秀文化,到现在已超过了十年的时间。期间通过多次升级,形成了一套具有适合中国管理情景的中西合璧的方太文化管理体系,它提倡“中学明道”和“以道御术”,从根本上一改西方管理的底层逻辑,即通过流程与制度驱动的管理,而成为一种以东方文化驱动的管理——这实际上是一种新的管理范式。
如果说日本管理模式是西方管理思想与东方文化第一次交汇的产物,也是第一次文化交汇带来的第一次范式变革,那么,西方管理在中国与中华优秀文化的交汇,引发新的范式变革也是必然——方太文化管理模式正是这种交汇的产物。只是,以日式管理的丰田模式为例,丰田模式本质上依然是流程和制度驱动的组织。丰田生产模式是基于流程的改善,产生了不断改善和提升的精益管理思想,是一种事中和事后的管理。在流程中不断改善,通过改变行为和方法,实现流程驱动,以流程和制度保障效果。而方太模式是基于文化驱动,是一种事先的管理,是从人的角度出发,通过改变人,实现人的自我驱动,从而改变结果,是一种因和果的关系。
比如,在方太的文化管理体系中,人品、企品、产品的三品合一,是方太集团的核心价值观,这三者是相辅相成,三位一体,缺一不可。其中人品是第一位的,只有好的人品才能有好的企品和产品。方太还认为,企业想要正确洞察用户需求,深刻洞察什么是他们最想要的,什么是他们不想要的,就必须具备同理之心,在每一个环节都要做到将心比心,感同身受,这样企业创造出来的产品和服务,才真正有温度、有善意,得众人欢。
一般来说,西方管理注重基于契约(contract)的规则意识,而方太模式更看重基于承诺(commitment)的价值观导向,承诺是发自内在的驱动因素,而契约则是一种源自外部的约束与激励条件。方太的这种承诺,通过践行文化体系来实现,比如承诺让顾客得安心,承诺让员工得成长,承诺社会得正气,推进人类社会的真善美和导人向善。基于这样的三方面的承诺,也就是所谓“三得”,也就水到渠成能获得:经营可持续。
哈佛大学金融史学家兼商学院教授尼尔.弗格森曾从历史角度分析全球经济形势的转变,以说明采用新范式的必要性。弗格森说:“我们一直习惯于西方高高在上的支配地位,500多年来一直如此。从15世纪末以来,最重大的事件就是西方经济的崛起。我们见证到历史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这是西方与东方之间一种实力的再平衡和某种均衡的回归。” 茅忠群和方太集团“中学明道,西学优术,中西合璧,以道御术”的探索,具有样本意义,或许值得我们深入反思:在今天的商业世界,是否需要考虑引入一种新的基于东方文化的、以文化和价值观驱动的管理范式?
胡杨|文
胡杨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特约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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