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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0年开始，我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 中国银行业也走过了不平凡的变迁道路，数据显示，2020年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319.7万亿元，同比增长10.1%，居全球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中国银行业也发生了特征鲜明的重大变迁。第一阶段：1979年—1984年，二元银行体系的建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经济体制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计划经济下“大一统”的银行体系被以中央银行领导和四大专业银行配套为主的二元银行体系取代。在这一阶段，不同专业银行的业务相互独立，此时更应将它们看成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金融业务部门，分别管理农业、城市建设、城市工商业和外汇四大领域。
第二阶段：1985—1994，多层次银行体系的构建。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市场对金融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民银行取消了之前指令性计划，也不再包揽资金供应业务。1986年，我国确立了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目标体系。
第三阶段：1995—2002，商业化改革阶段。从1994年开始，国家通过设立政策性银行、剥离政策性业务的方式，推动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的转型，确立了国家专业银行的国有商业银行地位，明确国有商业银行要以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为经营原则，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第四阶段：2003—2012，股份制改革红利释放阶段。从2003年起，国家开始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与上市，以2006年工商银行在沪港股市的挂牌上市为标志，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这一阶段，中国银行业实现了高速发展，资本质量、不良贷款率、流动性比例、盈利水平等指标持续向好，逐步与世界一流银行缩小差距，甚至赶超国际先进银行，这些良好表现正是改革红利的释放结果。第五阶段：2013至今，经济新常态下的转型与发展阶段。2013年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社会呈现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创新驱动三大特征。而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银行业金融新形态异军突起，深刻地改变了银行业变迁的路径。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的标志性事件是余额宝的出现。2013年6月13日，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宝公司与天弘基金联合推出了一款基金理财产品“余额宝”。上线不到6天，其用户数就突破了100万。余额宝的出现引发了人们对快速发展的互联网金融的高度关注，由此，2013年也就成为所谓的“中国互联网金融元年”。在很短的时间内，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呈爆发式的增长和扩张趋势，第三方支付、网络借贷等互联网金融产品不断涌现，各类机构争相进入，影响和改变了中国银行业金融市场的运行格局。我们都知道，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我国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下，银行业则是经济的晴雨表，银行业的改革和发展关系到金融体系乃至整个经济体系改革与发展的成功与否。那么，在我国，是什么形塑了中国银行业的变迁？国家作为决策者，其战略认知始终随着银行业治理情境的变化而发生适应性的交叠转换，为银行业的变迁提供最重要的观念动力。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提出，由于僵化的财政与银行制度，很多能够产生效益的经济项目缺乏资金支持而无法推进，需要对银行制度进行合理的变革。邓小平的这一观点为之后银行业的变革指出了方向，也奠定了国家对银行业发展变革的基本认知理念。如1984-2007年，受到国家双重战略认知的影响，中国银行业以国有银行体系的变革为主线：一方面，国家坚持把银行业作为服务于国企改革和经济宏观调控的工具，另一方面国家又意识到，虽然银行可以作为服务于经济调控和国企改革的工具，但银行业有自身的发展规律、特点和产业目标(如效率、风险规避等)，因此，还必须努力建立起符合市场化要求的银行体系，把银行办成真正的现代商业银行，才能提升国有银行的竞争力。2008-2012年，民间金融的再度兴起和制度化发展，也与国家关于民间金融的认知紧密关联。长期以来，国家将金融视为实施经济治理、促进转型发展的重要工具。民间金融的再度兴起及制度化发展较大程度上契合了国家加强“三农”建设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战略认知要求。面对“三农”建设及实体经济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与既有银行业金融供给间的矛盾，国家认知层面开始重新看待民间金融的性质及意义，认为民间金融可以作为正规银行的有益补充，对民间金融的规制“宜疏不宜堵”。而对于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其发展也受到国家认知的深刻影响。一是国家对传统银行业弊端的清醒判断。改革开放以来，以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传统银行业，利用金融抑制的条件，不断实现其资产与利润规模的巨大增长，却在服务于中小企业融资、实体经济发展方面进展有限，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不足。二是国家对于互联网金融创新性质的积极认知。传统银行业躺在高额利差收入的基础上，缺乏了持续创新的动力与能力。面对互联网金融，国家认知层面一直表现出较大程度的包容、鼓励，将其发展放置于改革创新的战略高度，认为互联网金融是一种重要的金融创新形式，从而促进了中国互联网金融的飞速发展。
作为一种宏大的产业制度变迁过程,中国银行业金融体系形态多年的变迁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转型，是国家在多阶段战略认知影响下进行理性制度选择的结果，而透过制度变革现象，银行业的变迁实际上是国家实施增量式变革战略的成果。第一次增量变革：发展股份制银行等金融力量与引进战略投资者。在银行业计划色彩比较浓厚、利益格局较为复杂的情况下，国家理性地选择了增量式变革的战略。在当时的银行业，国有专业银行占据绝对优势，且相互间基本没有市场竞争，在不改变国家金融控制能力的前提下，国家通过引入专业银行之外的银行力量，发展一批新兴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倒逼银行业变革，实现银行业体系的多元化。第二次增量式变革：发展村镇银行等金融组织和区域金融改革。面对“三农”问题和中小民营经济融资等迫切问题，以国有银行为主导的银行体系却不能有效应对。因此，国家逐渐改变对民间金融的刻板认识，开始强调民间金融的积极作用。通过理性发展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新型民间金融组织，并在分权和顶层设计的思路下推动区域金融改革，成功将民间金融作为一种补充性和竞争性力量，引入到既有的银行业体系中，以提升银行业的服务效能。第三次增量式变革：鼓励和规范第三方支付等互联网金融发展。互联网金融的兴起，本质上也是国家所主导的银行业变革的一部分。受到国家关于银行业金融体系改革创新迫切性以及互联网金融创新意义等认知的影响，国家并没有将互联网金融作为银行业金融体系的“异端”或危险源而加以强制性的管制，而是有意识地建构起以鼓励和规范第三方支付等为重点的互联网金融发展战略，将其逐步纳入银行业持续制度变迁的轨道。事实上，互联网金融的兴起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传统银行的管理水平，让习惯了躺赚息差的传统银行不得不反思并做出改变。如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理财，倒逼传统银行放下身段，从用户角度出发，推出类似的互联网理财产品，现在余额理财产品已成为各大银行手机APP上的标配。如此一来，用户拥有了更丰富、更便捷的理财产品选择。综上所述，中国银行业的变迁本质上是国家所主导的增量式变革的产物；在特定战略认知的交叠影响下，国家先后通过三次增量式变革，在不彻底改变银行业既有利益和权力格局的条件下，培育和支持体系外金融力量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倒逼”银行业金融体系的变革，形塑了中国银行业的变迁，不断提升了我国银行业的市场竞争能力与金融服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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