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诈骗案频发 民资虚拟运营商为何成了重灾区

因电信诈骗导致山东准大学生徐玉玉于8月21日不幸离世的消息触动了人们愤怒的神经，一场针对17号段通信号码的舆论风暴随之而起，运营这一号段的虚拟运营商再次进入了公众视野。对于大部分移动通信用户而言，虚拟运营商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作为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电信业的新生事物，两年前，它才渗透到人们的生活。 2013年5月，工信部发布《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方案》，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工作正式展开，同年12月,工信部向11家民营企业发放虚拟运营商试点牌照，其后，工信部先后又发放四批牌照，总计41家虚拟运营商自此开启了中国民营移动通信运营之路。 依照工信部试点方案中的定义来看，所谓的“虚拟运营商”指的就是“从事移动通信转售业务”的高级渠道商，即通过折扣价采购基础运营商的服务，利用自己的渠道、包装方案转售给用户，“虚拟”意指其自身不自建、不拥有基础通信设施。 17号段是三大基础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承包给虚拟运营商的移动通信号段。其中，171号段属于中国联通，170则分属三家：1700/1701/1702分属中国电信、1703/1705/1706分属中国移动，1704/1707/1708/1709分属中国联通。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相关专家给出的最新数据，截至2016年8月底，中国移动转售用户数大约为3500万。 多年来，电信诈骗事件层出不穷，这不唯虚拟运营商号段独有，基础运营商的号段同样没能避免。不过，两年试点以来，电信诈骗事件在虚拟运营商号段更高比例的出现，则是不争的事实。 与防范电信诈骗息息相关的实名制落实情况，也因此引发了大范围的讨论。在经济观察报的采访中，包括虚拟运营商在内的多数业内人士都认为，实名制落实不严、实名制方式存在的种种漏洞，给违法行为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今年以来，作为主管部门的工信部已就虚拟运营商实名制落实情况开展了多轮次监督检查，并要求所有运营商在2017年6月30日之前必须全部完成移动通信用户实名制。针对徐玉玉事件，工信部在8月27表态，将把实名制落实情况作为虚拟运营商申请扩大经营范围、增加码号资源、发放正式经营许可证的一票否决项。 但事实上，从2014年8月工信部发布第一批虚拟运营商展开移动转售业务伊始，移动电话实名制开户始终是硬性要求。实名制硬约束条件下，为何电信诈骗仍然层出不穷？ 事情的另一面，同样值得深思。在实名制的“紧箍咒”之外，是因经营艰难叫苦不已的虚拟运营商。目前，41家虚拟运营商中，除了极个别能够实现微弱赢利外，一部分在亏损中苦苦寻找出路，剩下一部分则因看不清方向而持续地观望，不敢轻易地投入。 虚拟运营商，这个作为政府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电信业的新生事物，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就沦为各类诈骗案件的高发地。现在随着徐玉玉案的发生，中国虚拟运营商的生存环境再次生变。 虚拟运营商分享通信的创始人兼CEO蒋志祥对经济观察报说，“山东电信诈骗案发生后，我们的好几家企业级客户向我反馈，对后续的合作产生了动摇，原因很简单，他们不希望因为使用17段号码而被外人等同为骗子。” 首批获得虚拟运营商牌照的巴士在线副总裁宋宏生说，“虚拟运营商单纯依靠移动转售业务来盈利，实在太难。在无法获得价格谈判话语权的情况下，多数虚拟运营商只能寻找低端用户市场。加上虚拟运营商通信运营经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差距，导致垃圾短信、诈骗电话层出不穷，这些反过头来又把17号段的声誉进一步往下压，形成了恶性循环。” 何致重灾区？ 徐玉玉之死，让此前“身份标签”饱受争议的171号码再次浮现在人们的面前。8月25日，运营这一涉事电话号码的虚拟运营商远特通信在其官网发布声明表示：“涉事通信号码经核查系我公司运营的通信号码，但号码有完整的实名登记信息，是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经过实名制开卡流程完成用户登记的。公司已经对该号码的所有信息进行了客观完整的证据保存。” 不过，尽管该公司已经声明涉事号码经过了实名制登记，但该号码的登记身份是否就是警方已经公布抓获的嫌疑人之一，至今依然是谜。8月31日，远特通信市场部负责人向经济观察报表示：“有关涉案号码的相关信息，公司已经保存并提交给上级主管部门，处于对用户信息的保护，不能对外透露。” 作为导火索最终引起徐玉玉悲剧的那个电话号码，只是工信部半年之内关停号码数量的14万分之一。据工信部网站的消息，自2015年11月至2016年4月底，工信部已组织电信企业对14万余个涉及通讯信息诈骗等犯罪的电话号码进行了快速关停。在这14万个被关停的电话号码中，来自三大电信基础运营商号码有85189个，占三大电信基础运营商总用户的比例为0.0085%；来自虚拟运营商的号码虽然只有60202个，但其占虚拟运营商总用户比例去达到0.3%。 根据工信部公布的数据，在2015年11月到2016年4月被工信部关停的6万多个虚拟运营商号码中，涉及远特通信的号码有23280个，此外虚拟运营商分享通信8875个、迪信通8804个、蜗牛移动5339个、巴士在线4132个。 称虚拟运营商为通信诈骗“重灾区”，似乎并不为过。不过，为预防使用电信手段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手机号码实名制，却是在工信部公布第一批虚拟运营商试点企业时就成为了强制性规定。也就是说，在2014年8月第一批虚拟运营商展开移动转售业务伊始，移动电话实名制开户始终是硬性要求。 不过，一家虚拟运营商的高层告诉经济观察报：“行业规模比较大的虚拟运营商，更多的是靠线下的方式去发展，而线下这种发展方式，尤其是在社会渠道，很容易因为利益驱使，放松实名认证。这在虚拟运营商试点起步的阶段，尤其明显。” 目前，在国内41家虚拟运营商当中，包括远特通信在内，计有39家开展了移动转售业务，其中，客户规模最高者超过了600万。根据远特通信市场部负责人的介绍，截至今年6月30日，远特通信虚商业务累计在网用户达345万户，在客源上，以线下为主，线上为辅。 该负责人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渠道上，远特通信的虚商业务发展，一直从线上和线下拓展两个方面同步进行，而线下渠道拓展的速度相对快一些，原因在于“通过线下网点购卡，对于用户来说更容易操作，方便购买。” 事实上，即便是虚拟运营商试点两年之后的2016年，相关调查结果也依然不容乐观。今年7月，针对新入网用户实名登记工作，工信部网络安全管理局对26家转售企业营销网点109个进行了随机的暗访，暗访的结果是发现存在违规行为的网点37个，违规比为33.9%。其中，暗访实体营销网点50个，发现违规网点13个，违规率比为26.0%；暗访网络营销网点59个，发现违规网点24个，违规率比为40.7%。在暗访对象中，分享通信、巴士在线、海航信息、贵阳朗玛、话机世界、中兴视通、苏州蜗牛、国美极信、苏宁互联、银盛电子、爱施德、京东、鹏博士、远特通信、连连科技等15家虚拟运营商的被暗访网点存在违规行为。 身份证识别仪被认为是线下渠道实名认证环节的标配，用以识别手机开户身份证信息的真伪。一份来自《通信世界全媒体》的最新调查显示，在2016年6月初到8月中旬之间，被随机调查的131家虚拟运营商签约社会渠道合作门店中，仅有42家门店配置了身份证识别仪（在这131家门店中，销售远特通信170卡的门店有53家）。 即便是开户比例低一些的线上渠道，也同样会遇到执行层面的漏洞。“通常用户把自己身份证信息照片上传了之后，运营商要做身份信息审核，审核通过之后，将电话卡快递给客户。在客户接收快递时，快递‘校验’这个环节理论上应该具备，但在操作层面，让一个快递员（通常还不是自有快递）去确认办卡者与身份证信息一致，并不容易实现，这个校验环节基本上是缺失的。这也是整个行业的通病。”前述虚拟运营商高层向经济观察报表示。 把关不严之外，成本门槛低是17号段诈骗事件泛滥的另一个原因。业内人士表示，在移动电话市场已经极为饱和、自身没有其他明显优势的情况下，多数虚拟运营商只能采取低价策略来争取低端用户。与基础运营商一张卡要几十块相比，一张虚拟运营商的电话卡只需要十块钱甚至五块钱。 在中国移动广东分公司从事渠道拓展业务的一位负责人告诉经济观察报，市场上电信诈骗的手段五花八门，仅举一例：“有一种枕头大小的群发设备，功能相当于卡槽，最多可以插上百张电话卡，借此设备可以进行多卡群发。每张电话卡的套餐当中，短信套餐数量是有限制的，超过了之后费用成本高，与此同时，一张卡在一定单位时间内的短信发送频次太高，有可能会被运营商监测到。于是，这样进行多卡群发的设备便应运而生。” 上述负责人同时表示，电信诈骗（包括其中的短信诈骗）不是虚拟运营商独有，基础运营也同样大量存在。但相对于基础运营商更高的使用成本，以及相对成熟的实名认证体系，虚拟运营商号段的确容易成为滋生电信诈骗的土壤。 实名下的安全漏洞 虽然实名制使得电信诈骗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防范，但在虚拟运营商分享通信的创始人兼CEO蒋志祥看来，实名认证操作环节上的巨大漏洞，使得实名制近乎成为了一个伪命题。“光喊着实名制，却没有人真正去思考实名制认证技术和模式的合理性。” 如果从工信部的抽查结果看，虚拟运营商的实名率不算低。今年7月，工信部网络安全管理局对部分虚拟运营商用户实名登记信息合规率进行了数据抽测，共抽测了八家虚拟运营商，抽测结果是：分享通信的实名登记信息合规率为91.30%，话机世界为95.48%，远特通信为95.95%，迪信通为96.46%，海航信息为98.28%，苏州蜗牛为99.53%，小米科技为99.59%，爱施德为99.73%。 所谓的“合规”，就是将登记的身份证信息与“全国公民身份证号码查询服务中心”进行联网比对，二者一致表示登记的身份证信息是真实有效的，即为合规。不过，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样的合格并不能与“安全”画上等号。 巴士在线副总裁宋宏生向经济观察报解释说：“登记身份证信息为真实有效身份证信息，不意味着该身份证信息与开户使用者为同一人，也就是说，无法保证‘人证合一’，这就给不法分子留下了操作的空间。从这个角度看，即便是100%的实名制也说明不了什么。” 事实上，过去两年的实名制过程中，浑水摸鱼的现象颇为常见。所谓的浑水摸鱼，意即实名认证的电话卡中，有一部分虽然进行了身份证认证，但在认证之初，号码的使用者就不是身份证上的人，也就是人证不合一。根据此前媒体的报道，这样的卡，有的是已经在购买之前就认证好了的'黑卡'，用户只要向'黑卡'持有者（不一定是电话卡渠道商）购买即可，有的则是办卡人使用他人身份证进行认证的号码。” 宋宏生介绍，人证合一一直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难题，不仅对于虚拟运营商如此，对于基础运营商也如此。有所不同的是，基础运营商的实名制开始地更早，经过多年严格、规范化操作，执行地相对好一些。“虚商起步较晚，开业最早的才两年时间。从最初的提交身份证正反面，到后来的提交本人手持证件的照片，实名认证在工信部的监管督促之下越来越严格。”宋宏生告诉经济观察报。 批评实名制流于“伪命题”的蒋志祥则呼吁，从公民信息安全的长远角度着想，政府应该考虑建立身份证的联动响应机制，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证不合一的难题：“在这套系统之下，每个人都建立一个‘身份证账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地方使用身份证信息进行办卡，必须短信通知到本人进行确认。只要刷身份证信息，就需要有信息提示。” 蒙羞 “山东电信诈骗案发生后，我们的好几家企业级客户向我反馈，对后续的合作产生了动摇，原因很简单，他们不希望因为使用17段号码而被外人等同为骗子。”蒋志祥说。 蒋志详所在的分享通信是业内用户规模最高的几家虚拟运营商之一，用户量在600万左右，其中企业客户是其核心的用户群。他表示，公司为企业客户开发的通信方案颇受欢迎。但眼下，在电信诈骗案掀起的舆论风暴之下，这家虚拟运营商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电信诈骗案已经令整个虚商行业为之蒙羞。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相关专家向经济观察报提供的数据，截止2016年8月底，中国虚拟运营商用户数达到3500万。蒋志详说，“说这3500万用户都是骗子，这是对少数不法分子之外的几千万用户的不公，也是对整个虚商行业的不公。不能因为诈骗案件将整个虚商行业一棍子打死。” 蒋志详向经济观察报表述了虚拟运营商眼下在诈骗乱象之下的苦衷：“目前，虚拟运营商急缺一些基础资源和能力，比如大数据的接入、SIM卡认证、SIM卡定位服务等、定向流量（指用于指定产品的流量包）等，这些基础资源和能力是制约虚拟运营商发展的关键因素，也和虚拟运营商的反电信诈骗能力缺失息息相关。但眼下的情况下，虚拟运营商根本没有能力向基础运营商索要这些资源和能力。” 蒋志详认为，和基础运营商相比，尽管虚拟运营商规模有限、发展初级，但民营企业天生的创新力，使得虚拟运营商依然具备很强的成长潜质。一些较大的虚拟运营商，都已经在进行全国性的布局。“作为基础运营商，他们在本能上必然不愿意看到虚拟运营商力量的壮大。”蒋志详说。 不过，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一位专家则向经济观察报分析说，“向虚拟运营商提供基础能力，也不是说一句话就能在技术层面轻松实现的，一些资源的接入会涉及到基础运营商的系统改造，对当前网络的调整比较大，客观上存在困难。从主观上讲，这样的改造涉及较大的投入，而虚拟运营商作为一种高级代理商，目前能够给基础运营商带来的收益还非常有限，基础运营商没有这样的动力去做这样的事情。” 与此同时，基础运营商和虚拟运营商的在合作之外，竞争关系又始终存在。上述信息通信研究院专家表示，“一方面，基础运营商希望通过虚拟运营商来拓展市场，另一方面，又不可能超出预算为虚拟运营商‘付出’。说到底，所有的结果都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 该专家表示，以打击电信诈骗为例，虚拟运营商因为资源有限，在查处电信诈骗行为上也受到了一定限制，但这也不是完全做不到。一般来说，为了虚拟运营商进行用户管理，中国联通会在半个小时的时间内将通信数据传送到虚拟运营商那里，当然，也不排除没有及时传送数据的情况。虚拟运营商如果发现了异常用户行为，可以自行对异常行为号码进行关停处理。” 迷途 一向乐观的蒋志祥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焦虑：“主流虚拟运营商的命运，就看能不能撑到今年年底了。几百万的用户数，一个月要投入几千万，这其中包括为了争取客户付出的大量补贴。如果行业后续还没有任何规范，没有任何政策和说法，舆论依然一边倒地反对虚拟运营商，那我们就只能等死了。” 根据今年年初的统计数据，在39家正式放号的虚拟运营商中,排名前十位企业转售用户数约占全部转售用户数的86%。蒋志祥告诉经济观察报，目前，除了用户数比较靠前的虚拟运营商，剩下大部分都没有真正地投入，基本上是处于观望的状态。 近年，全球虚拟运营商业务保持较快增长，在这一业务发展了17年的英国，移动转售用户的渗透率达到12%，具有14年发展历史的日本为8%，具有5年发展历史的韩国为6%。刚刚试点了两年的中国目前渗透率才刚刚超过2%，但在宋宏生看来，虚拟运营商这个行业目前已经坠入某种恶性循环中难以自拔。 宋宏生向经济观察报介绍，几十家虚拟运营商目前能够实现盈利屈指可数，事实上基本没有什么利润空间可言。虚拟运营商作为一种通信领域的‘高级代理商’，跟传统代理不是一个概念，它不仅是作为基础运营商销售的渠道，也是基础运营商的平级竞争者。从设计自己的产品到品牌建设，从基础的IT设施，到整个市场营销渠道、售后体系的搭建，虚拟运营商都要去做，加上前期推广，成本投入巨大。眼下，在基础运营商资费不断下调之下，虚拟运营商能够拿到的批发价格，已经没有价格优势可言。 在中国移动广东分公司从事渠道拓展业务的一位负责人印证了宋宏生的说法，这位负责人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便是在广东这样移动转售业务做得相对较好的地区，情况也不甚乐观：“几家虚拟运营商都亏本，只有一家专门做海外华人市场的虚拟运营商，盈利情况尚好。三大运营商的市场价格已经在下调，虚拟运营商抢主流市场太难，只好去挖精细市场。”“目前这41家虚拟运营商对移动转售业务的考量是不一样的，有的在全力冲击规模，有的是考虑和观望，有的则是随大流。”宋宏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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