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年轻男女相拥沉尸河塘

南通年轻男女“相拥沉尸河塘”事件，虽然警方还在进一步调查核实案情。但是，在媒体舆论的基调里，已经直指“殉情论”。要知道，在确切的信息中，能实证“殉情”的有效信息并不多，最为具象的细节，大概也就是“相拥沉尸”的既视感。

当然，也正因为有这样的“具象细节”，才导致这对“年轻男女的沉尸”充满话题性，起码会成为媒体舆论发散想象力的催化剂。不过，就“殉情论”的探讨，其实也并非铁板一块。在朴素的“殉情”认知中，人们更强调“凄美”的“殉情图景”，认为二人虽死，但是死出美感。

于此，出现“总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以及“第一次看到真实的殉情”也就不足为奇。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看到的更多是情爱积极的部分，而对于情爱消极的部分始终是处于避而不谈的。这导致，在“殉情论”中，人们非但看不到生活的无情，反而会以“相拥知己，死又何妨”的偏激去消解残酷。

与此同时，也有人强调“只要活着就有希望”，所谓的“殉情”就是傻。只可惜，无论是肯定的“殉情论”，还是否定的“殉情论”，很大程度上，都没有基于“当事人视角”去思考生死的问题。而这似乎，也是人们看待生死问题上，始终处于虚无状态的主要原因。

按照斯宾诺莎的说法，生命中发生的每件事都是必然的，只要我们承认这个事实，就能与生命中发生的事拉开某种情感距离，它们将不再使我们沮丧。以这套逻辑上去看南通年轻男女“相拥沉尸河塘”事件，其实就是，他（她）们的死既然是必然的，那么所谓的“殉情论”追问或许本身就显得很无聊。

只是，回到繁杂的生活中，无聊本身就是常态。于是，谈论他（她）者的生死就成为一种生命图景。不过，就如谢利·卡根所言：“人只有身体，没有灵魂，永生是坏事，而非赐福，自杀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既理性又合乎道德”。而这似乎在解构“殉情论”时，是绝对不可回避的。

事实上，在传统的“殉情论”认知中，基本的底色是悲凉的。要知道，只有人们认为现实生活残酷无情时，才会去追求“死亡聚合”所塑造的美感，“这一点”应该无需争论。所以，也就能理解，为何媒体舆论仅凭“相拥沉尸”就能笃定这是一起“殉情”事件。

一般来讲，“殉情”泛指情侣和夫妻的相约自杀。因为，在所有的情感维系中，唯独婚恋关系最微妙。毕竟，它不像亲子关系，有血缘关系的勾连，这种情况下，要想超越物质基础的情感维系，最真实的体现就是“用生命表忠贞”，当然，这也很好的实证了，其实多数人的婚恋都只是搭伙过日子而已。

于此，但凡出现“殉情的男女”，往往就会被推上“忠贞的神坛”。可事实上，这些认知，更多也只是一厢情愿的裹挟，跟殉情的当事男女并没有直接的关系。甚至，就社交媒体上的“关注”，更多只是一种抽象的关注，而回到当事者的悲苦上，或许只有他（她）们的亲属才是真的在乎。

然而，媒体舆论从被“殉情感动”，以至于到“理解殉情”的过程，最终的落脚点一定还会回到真实的生活，只有如此，“殉情论”才能形成闭环，才能被人们普遍性的接纳。要不然，较为单一的去谈论生死命题，很大程度上就会陷入消费死者的困境当中。

很多人在谈到这起“男女相拥沉尸河塘”的事件时，把“外来务工人员”的悲苦拿到台面上说道，强调打拼不易，人生维艰，言外之意，好像是维艰的生活把这对年轻男女逼上死路的。这种说法虽然经不起推敲，可还是撬动很多人的情绪，并形成一定的“舆论涡流”。

只是，在真实的生活中，又有多少人生活过得容易呢？难道，就因为生活维艰就要走上绝路吗？这显然也是个答案不唯一的追问。当然，如果要是一个人活着的痛苦比死亡还多，可能死亡反而是一种解脱。但是，对于大多数自杀者来讲，可能多半是对生活的误判而已。

不得不承认，谈到“殉情论”，自然就会牵扯“自杀论”。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的文化基质中弥漫着对自杀的鄙夷，混杂着侮辱、恐惧以及不认同，因此人们很难心平气和、一清二楚地讨论这个话题。大多数人会认为只有疯子才会“自杀”。

甚至，很多时候，哪怕有人只是考虑和自杀有关的事，就会被认为脑子出问题，如果不是出问题，显然就是不道德的。所以，这也导致，在谈论“自杀”的时候，一定也要尽可能的名正言顺。于是，“殉情”的说法就被推广开来，能往上靠尽量往上靠，尤其是男女一起自杀的事件。

因为，对于这种表达，既对死者尊重，也能给自己留足话茬。只可惜，对于这种得体的弥合，反倒是对生死不够真诚。因为，回到“殉情论”本身，更多是借他（她）人的死亡，在注解自己的人生，而这似乎才是这起年轻男女“相拥沉尸河塘”事件最真实的“舆论存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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