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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夫妻大年初一召开家庭会议：要不要逃离北京

百家作者：刺猬公社 2018-02-28 04:00:43

本文系刺猬公社X快手“还乡手记”非虚构故事大赛参选作品。

作者 | 杨晶

失眠在除夕夜

除夕夜，凌晨2点，老家荆州。

窗外远方原本就稀稀拉拉的爆竹声，早已没了半点声响。

我开灯起床去洗手间，随后妻子玉米也去。

“我半天都没有睡着，有点抑郁。”重新返回到床上的妻子说。

“怎么了，是不是下午睡得太多了，晚上我们不是才看了灯展挺开心的吗。”我问。

“不是，明早再说。”

根据往常的经验，我知道妻子一定又是想到了什么事。我催促道：“说嘛，你不说，我反而睡不着。”

妻子经不起我的再三催促，终于开了口。

“我在想，我们以后孩子的事。万一我今年生了孩子，谁来带，在哪上学，想着就睡不着。”

“现在八字还没有一撇呢，你先怀上了再说。”

我知道这不是妻子第一次想这种问题，它们就像“不请自来的隔壁邻居”，时不时就会登门造访一次。

我原以为春节从北京回到老家能完全放松一下。

老家有亲人，有自己从小走到大的街道，有北京完全没有的市井美食。我们刚回到家的几天，努力寻着记忆，寻找着旧时的岁月静好，以图暂时逃避或忘却北漂烦恼。

然而，故乡其实已经大变。视觉上儿时巷弄被大量拆迁，新的高楼抹掉熟悉的天际线。听觉上，走到街上入耳的都是外来乡音，新的人口正在这里聚集，故乡成为了陌生的熟悉地。情感上，家里的亲人也在变老。时光它无声无息，却又锐利无比。明明才几个月不见，老一代人的脸上，以前从不见的皱纹，却那么崭新而又深刻。

我们在别人的眼中也在一天天成熟。我们虽然自感并未老去，但无奈在周遭人眼里，我们刚刚被催完婚，又到了“被催生”的年纪。

精神放松貌似是个伪命题。异乡的北京难安眠，回到故乡难甘心，“何处落脚”成为了我和玉米这种夹心阶层最大的苦恼。

何处落脚？

我和玉米于2009年在湖北武汉一家都市媒体认识，当时我们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我老家在湖北荆州，在武汉读了六年书，四年本科，两年研究生，期间去了一年泰国，从事汉语志愿者工作，后来回国毕业后便进了这家报社。

玉米老家是陕西宝鸡农村，在上海一所名牌大学读完新闻本科，便也被同样一家都市媒体招到了武汉。

我和玉米的家庭都“基础不牢”，一个城市贫二代，一个农二代。家庭环境养成的最大共同点，就是我们都希望通过自己踏踏实实的努力，改变自身命运，同时反馈家里，让家里人都过上好生活。

然而，先天资本不足，该落脚何处，成为了我们最大的迷茫。

我们一同在武汉工作了三年，不过却总是水土不服，在武汉媒体里工作期间，总想着离开这里，自认孔雀大雁，一心往外飞，这也是那个年头武汉大学生的“群体心理”。

那时我在报社跑汉正街线。汉正街是武汉的一条百年商业老街，各种鱼龙混杂，典型码头文化，一开始我进街采访，用了太多敬语，书生气太足，自以为礼仪周正，谁知汉正街里的生意人，多是汉腔大嗓门直来直去，容不得半点复杂。常常我刚开口便被拒，直接被扫地出门，搞得我一度挫败。

玉米也是，在上海小资环境下浸淫了四年，习惯了精致，刚来武汉，发现武汉的街边小馆，墙壁黑黝黝一片却照样顾客盈门，百思不得其解。到了夏天，夜市里的膀爷一边喝酒，一边吃串，稍有不合，便“电闪雷鸣”，唾沫横飞，甚至大打出手，习惯了上海小清新的玉米对此感到极不适应。

现在想来，这都是“文青病”，令人啼笑皆非，但那时谁也说服不了我们不想继续留在这里的心。

终于，在这家都市媒体待了三年后，我去了上海一家财经报纸任职，决心闯闯上海滩。

谁知去了那才发现也不好呆，纵使是高阶的财经报社，周遭同事也都有点三心二意，毕竟正赶上纸媒衰弱，记者的工资从前几年的中等沦落到下游，许多上海本地同事况且压力山大，见我这个外乡人前来，无不都慨叹我的勇气。

后来有一天，我鬼使神差地遇上了一个去日本的机会，我从小一心想去当驻日记者，曾自学日语15年，二学位时又专业学习2年，虽然这次去并非从事记者工作，但是个极好的跳板。我想，我的人生“落脚点”应该就在异国东瀛了。与此同时，玉米则离开武汉，暂时去了北京，进入北京的媒体圈，我们约定待我在日本落脚再团聚。

只是，2014年4月我在日本凤凰卫视求职失败，无奈之下返回了北京，与玉米重新团聚。从武汉到上海，再到日本，折腾一路，完全没有想到，我们会在北京这个全中国最艰难的城市呆了下来。不过所幸，经过多年努力，2016年我们终于买上了一套30平方米的小房，随后终于结婚。

然而，30平方米的小房，又哪能成为我们真正一劳永逸的“落脚点”呢？

“北京的好医院建档很难，但我又不想随便找个医院生。”时光场景切回荆州的自家小屋。妻子一句叹气，一句忧心。

“好医院做产检还是靠谱点。然后你知道吗，生孩子疼，带孩子累，我曾经带我弟，一晚上被他吵醒好几次，都有了心理阴影，我真不想让自己的生活质量一下子就下降那么多。还有孩子的教育问题，你和我在北京都没有户口，孩子以后在哪里上学呢，连上幼儿园都是问题，我可不想回到你们荆州。我们好不容易从小地方奋斗进了大城市，我可不想我们的孩子从头来过。”

妻子当记者时也曾采访了不少北京外来家庭。有家里条件好的，就把小孩送到欧美，有的则送到泰国清迈读国际学校，据说那里又便宜空气又好，教学质量也不差。条件凑合的送进北京本地的私立学校也不错。大部分条件达不到的，日子就只剩求人、找关系加干着急。

妻子的烦恼，就像决堤的洪水，汹涌地涌入。我理解她的烦恼，我没有安慰太多，只是一边耳朵听着，一边心里恨自己2017年没有更加努力点。

如果说北京的户口是个硬门槛，大部分人都难以克服。不过财务不能相对富足，我则认为是自己的问题。我和妻子在北京，目前的收入两个人过虽没有问题，但万一孩子出生，可能就会捉襟见肘。

“明天我们开个家庭会议，跟你爸爸和阿姨说下，看她们怎么说。”妻子说。

我说好。之后，妻子在辗转反侧中终于艰难地睡着，我则失眠到清晨6点。

大年初一的家庭会议

我想象不到我们能开一个像电影里那样“家庭成员正襟危坐的会议”，因为这不符合我们家的风格。

我自幼生活在一个大家庭。爷爷奶奶在世时，是一个标准的四世同堂。爷爷出身于武汉汉阳没落的秀才之家，奶奶是旧社会童养媳出身，家风传统，情感不甚外露，大家有话，彼此都埋在心里，心照不宣。

祖父母育有6子。我的父亲在6个儿子里排行最末。不像他的5个兄弟饿过肚子，上过山下过海，据说在父亲成长的主要岁月，家里经济条件已经有一些改观，在祖母眼里，这成为了他“人生懈怠”的“外部环境”。父亲在我小时候与母亲离异，祖母便把我这个最小的孙子，变成了她的第7个儿子。

家族老照片

在众人眼中“不成大器”的父亲，当然亦有优点，就是心肠软，对全家30几口人都比较“穷大方”，逢年过节，就算是在家庭的麻将桌上赢了钱，他也会事后发红包“一散千金”，虽然他其实并没有多少钱。

父亲心里继承了祖父母“团结一家人”的遗志，每年过年，打牌是手段，把牌桌和饭桌搞得热热闹闹的才是最重要的，这也成为了他最擅长的才华。

父亲60岁了，以前我还指望着他努努力，翻翻身，现在我自己年龄也不小了，也略懂人生是怎么一回事。我知道他们这一代人的学识与教育决定了他们的人生，我不再奢求什么，只希望他能和也十分照顾我和玉米的阿姨，能够身体健康就好，其它的压力我来想办法承担。

妻子说要召开家庭会议，虽然这在我们这种情感不常外露的家庭，算得上“千古第一桩”，但也不可不开，大家沟通一下，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春节的意义，不就在于一家人坐在一起说说心里话吗，一桌好饭菜倒成了最不奢华的日常。

早上7点，我来到父亲房间，先说了些无关紧要的话，然后顺势说了一句：“玉米昨晚没有睡好”，然后就将玉米的想法讲给了父亲和阿姨，给他们心里先“打个底”。

过了半会儿，玉米也穿着冬日睡衣闻声而来。玉米站在房门门口，我倚靠着房门，父亲起床站着，阿姨坐在被子里，家庭会议就这样开起来了。

阿姨来到我们这个家已经第7年了，人好，心好，对我和玉米也不错。性格泼辣，说话笑声音量都很大。我爸爸虽然喜欢揶揄她，她也常常吐槽我爸爸不争气，但我看得出来，他们之间的“爱情”，在时下同年龄段多以“实际利益”为最优先考量的家庭中，算是一朵难能可贵的纯色玫瑰花。

他们感情融洽，成为了一个可以让我放心的后方。

玉米又将自己的苦恼心情复述了一遍。我父亲和阿姨便开始出方案。

“方案一：实在不行，你就来荆州生孩子，荆州的医院也不差，东区那家医院的院长还是自己从小玩到大的朋友。”

“方案二：你如果在北京生，我们就去北京照顾你。你们北京家小我知道，我和你阿姨就在小区里租一个小房子，白天我们照顾，你们工作。晚上你想照顾就照顾，不想照顾就让孩子睡我们中间，你们好好睡觉休息上班。”

“至于孩子以后上学，这还需要个几年。实在不行，你们就回武汉，把北京的房子卖掉，在武汉买套大房子，武汉经济发展也快，教育资源也不错，你们看怎么样。”

“我实在不想又回武汉。我们好不容易从武汉奋斗出去，又要回来吗？我可不想让孩子再走一次我们走过的路。”妻子说。

的确，谁都不太想走回头路。然而，无路可走情况下，终得选一条路可走。

回不回武汉，一时半会是确定不下来的。我的父亲深知，现在紧要的是卸下玉米的心理包袱。

“米儿，你不要想太多，想太多了，太忧虑了，对身体也不好。凡事总会有个办法。你看我们的爷爷奶奶，那个时候多么困难，6个儿子睡一张木板床，还不是挺过来了。”

我父亲喜欢拿我祖父母那段“艰苦奋斗”的历史用来鼓舞士气，不过妻子听一次是新鲜，听二次就有点烦了，终究非本家庭出身，难以百分百感同身受。

我父亲接着说：“时代貌似变了，过去与现在的确不具有可比性。不过，事情的本质其实并没有改变，刻苦奋斗，无论放在那个时代，都应亘古不变。”

关键时候，父亲还是能蹦出一些金句，站在一旁的我些许讶异。

妻子一边听着，试图“反抗”更多，也不知该从何处说起。

“如果要回荆州生孩子，荆州的医院有无痛分娩吗？生完孩子就得照顾他到18岁，我感觉自己的生活品质会直线下降，晚上要照顾睡不好，从此就得围着孩子转，几年之内也别想出国旅游了，自己的事业也会停几年，女人一定要有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可不想当个家庭主妇，天天带孩子。”妻子继续说道。

听完妻子的话，这时一旁的阿姨开口了，表现出了一位过来人的乐观。她一如既往用着她的大音量说道：“米，我跟你讲，生小孩哪有不痛的，就算剖腹产也会痛。你生了小孩，你放心，你交给我带，我很喜欢小孩，你去工作，你想玩就去玩，我帮你带好。”

玉米开家庭会议的心是认真的，她想实实在在确定好每一件事，而不是一句空头包票。在父亲与妻子的“攻防战”中，就发生了这样一段“小插曲”。

父亲说：“不要担心，天塌下来，有高个儿顶着。”

熟料妻子马上应道：“高个儿在哪？”

父亲自知话中意义，一时半儿没答上来，气氛一度尴尬。

不过，“顶嘴”并非妻子的本意。“我只是一不小心诚实地说出了自己的焦虑。”事后，妻子这样解释道。

父亲从不追究谁说了句狠话。他说不上华丽的词语，只是不断重复着那句：“我们会帮你的，不要想太多”。

都说时下解决事情的最大办法就是想方设法的挣钱，父亲虽然拿不出多的，但可能是终究听到了家里人掏心掏肺的情感支持，玉米刚才还在眼窝里打转的泪水，终究没有流出来，神情也稍微变得些许安慰。

有时候，人会被各种想法把自己逼入死胡同。其实，这个时候只需要跟家人和朋友讲一讲，虽然问题一时半会仍然难以解决，但终究情绪会开朗不少。家人或者朋友的意义或许便也在于此，让你知道，你并非孤身一人。

站在一旁的我，知道父亲与阿姨会照顾我们的孩子，同时我也知道老一代的照顾与我们这一代的照顾，当中一定会存在差异或者不同，可能未来还会有些问题，但我总体上相对乐观。我希望妻子也能够乐观地向前看，生活的奔头如果没有乐观向上的力量，那真的没法过。

家庭会议的最后，我知道，关键时候需要我更多扛起，不能把包袱丢给父母就一劳永逸。

我跟妻子保证：“孩子晚上哭闹，我来带，你别管，反正我晚上睡不着觉。”我确实常常在晚上1、2、3、4、5点醒来失眠，想东想西，想着人生如何逆袭，既然反正睡不好，就让我带孩子吧，我不怕吃苦，反而非常愿意。”

玉米又提到小孩上幼儿园的问题，她希望孩子从小上双语幼儿园，从小学英文，就是这类幼儿园在北京很贵，对此我不想认同。

我告诉妻子：“英语虽然很重要，但在小朋友阶段，更重要的事，是养成好性格和健康的体魄，我会带着孩子游泳，跑步，然后凡事都乐观，观察自然，认识社会，这比单纯的学习语言要有趣的多。”

我希望给孩子的是，不是一个具体应对世界某个问题的工具，而是一个通行的认知世界的思维和方法。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对教育我的小孩充满了十足的信心，几乎“盲目乐观”。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我过去几年的跌跌撞撞，让我知道了生活的真谛相关。

我知道让小孩有个健康、热爱体育锻炼的身体和意识是多么重要。我知道让小孩养成积极向上，从小就思考我能为这个社会和时代做什么，奉献什么的意识是多么重要，哪怕他的英文未来说的并不好。要知道在我读书的年代，“为人民服务”这句话其实并不是人人都能领悟他的真谛，它虽然文法土气，但确是十足的金句。你看，如今的中国名人富豪，不管是马云，还是刘强东，哪一位不都是想用自己的力量改变社会，才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实现了人生的增值。

我相信自己并不是一时头脑发热打包票，而是自己对未来十足地抱持有希望。如果连“希望”这个东西都要失去，我实在想不出任何活着的意义。

妻子听着我的话，虽然我不能百分百打消她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但她说，或多或少心里的石头稍微落下了一点地。

这样就好。

世界终有一处，我们可以落脚

家庭会议以紧张开头，以稍微宽松的氛围结束。妻子对我说，你应该早点把你的想法跟我沟通一下，这样我就知道你所想的。

“呵呵，我们家从不善表达”。我这样笑着。

虽然这个会议并没有解决什么很现实的问题，但多少在我们这群北漂的心里，重新认清了一个事实——不管你喜欢或嫌弃，你的家人永远都在后方，守望着你。

支持故乡继续向前，走出自己的新路

2017年，不少关乎北京的文章，成为了10万加的常客。有的劝留，有的劝走。

对于我现在这种“高不成、低不就”刚好站在十字路口的阶层来说，每次这些文章发布，都会在自己心里掀起不小的波澜。

但经过过去几年的沉淀与思考，我知道，不管是留在北京还是武汉，抑或是去到了哪里，唯一能让我快乐的，早已不再是吃与穿，也早已不是看到一篇鸡汤文就感动，或者看到一篇成功文就像打了鸡血般那转瞬即逝的快感，而是实实在在的省思自我，思考“如何利用自己的优势去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我希望能够成为一个能够为社会留下更多更大价值的人。

在记者时代，我采访过不少年轻的创业者。他们当中不少人条件有限，但仍然希望用他们的专长，为改变社会中的“不效率”、“不和谐”的地方做一点事。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当中，已有不少人实现了一部分的财务自由，过上了更加有追求的人生。

我也希望我自己，以及自己的孩子未来能成为这样的“大人物”，不一定要去当明星，或许也当不成第二个马云，但我希望他从小能有“为社会服务”这样的视野与心灵，这一我们曾“不太相信”甚至“嗤之以鼻”的价值。

时代的机会，不会留给小气与小器者。

我不会承认自己老去，因为我对未来还抱持着巨大的饥渴、想象与希望。

“该何处落脚”？要解决好这个问题，不仅包括解决地理空间上的安顿，更要解决好心灵上的归宿——你的心灵，是否已经练就地足够清醒、强大而又海纳百川！

在充满未知的2018年，我愿意继续加油一试。

现在想来，大年初一的家庭会议开得不算差。

春节返乡，寻找心中的故乡。我们都希望故乡还能风景依旧。然而，时代在变，你我也在变，不能再自私地在心里阻扰着故乡再站在那里为我托底，一点儿都不能变。在中国的版图中，故乡也面临着激烈的竞争，新一代的故乡人也面临着想出头的时代课题。与其阻扰拉扯，不如更加积极转换成“鼓励与助推”，支持故乡继续向前，走出自己的新路。

同样，虽然我们站在令人迷茫的十字路口，向前向后，向左向右，现在你若问我要去何方，我依然不能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

但我心中逐渐清晰的一点是，无论做出什么选择，都是向前一步，都要积极去面对。自怨自艾，唉声叹气，只会失去前进的勇气，用怨气绑住自己的心灵，与其在进退失据中受折磨，不如勇于进取，在勇往直前中去经受锻炼。

大年初一的家庭会议，再一次让我领悟到了家人的意义，从中我也再次在全家人的沟通中，确认了人生应有的拼搏姿态。我想这是2018年新年第一天，给我的最大精神财富。

大年三十的古荆州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