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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偶像练习生》看“养成”究竟是什么

百家作者：澎湃新闻 2018-02-13 07:29:15

夏阿怪 | 文

爱奇艺推出和过往风格完全不一样的《偶像练习生》，表现出目前互联网时代下综艺垂直化的特点——推崇圈子文化，注重女性群体。与“超女快男”时代的草根选秀相比，《偶像练习生》选用的养成型模式或许更契合当下的娱乐环境和消费环境。

《偶像练习生》用一种拍摄“真人秀”的方式，记录了一场练习生的选拔。竞赛模式符合中国传统考试规则，其中的“养成”是区别过往选秀和追星模式关键元素。这里面，不仅涉及了互联网环境对电视综艺和传统追星模式的冲击，还囊括了这十几年来女性在社会角色上的转变。

《偶像练习生》中，每个等级成员所穿的卫衣颜色不同。

造星模式的衍变

2004年，《超级女声》选秀开始。那句“酸酸甜甜就是我”，将甜美系女孩张含韵推到大众面前，成为当时的超级偶像。而同一届的冠军安又琪，唱火的第一首歌《你好，周杰伦》，歌词里呈现的，则是对周杰伦浓郁的粉丝心态。选秀节目初期，这些选秀明星保持着身上的“草根性”，前者是无害的邻家女孩，后者则和大家一样崇拜着另一个超级巨星。

2005年是《超级女声》最为疯狂的一年。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都是出自这一届。这一年的李宇春，将中性风带入大众视野，超高的人气将她送上冠军的宝座，很多人第一次认识到，女性可以以这种形象出现。

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草根向偶像进阶道路的明晰同时发生。各种类型（初期的风格是自我决定的）的女生走到荧幕前向观众展示自己的声音和舞台魅力，她们受到粉丝的疯狂追捧，这种追捧意在将其身上的草根性去除，将其与普通人的距离拉开，从而成为真正的明星。

13年之后，互联网拉近了一切距离，包括偶像与粉丝。去草根化的追星模式逐步被“养成”这种造星模式所替代。粉丝的权力不仅仅是比赛期间自下向上的投票，而拥有了某种类似“主人”的权力。

《偶像练习生》清晰地展现了目前这种“养成”的造星模式。“练习生”的概念在日韩已经深入人心，在中国对于大部分普通观众来说还是陌生的。简单来说，“练习生”就是在成为偶像之前的状态，除去偶像本身艺能需要的基本功训练，还要学会如何与媒体、粉丝交流。

蔡徐坤

《偶像练习生》中，有已经出道的人，也有成为练习生十天到两个月这种新生。这种身份设定在节目播出的第一天就展现出来，标签性越强的人，就越能被人记住。比如被“众星捧月”的蔡徐坤，比如生涩软萌的来自台湾的陈立农，比如在《中国有嘻哈》中已经被一些观众熟悉的rapper小鬼。对于这100位练习生中收获镜头青睐的脸庞，他们的人设已经树立。

陈立农

“养成型偶像”与“真人秀”的交叉点，在于“去人设”的环节。养成型与传统造星模式的区别在偶像与粉丝的权力关系。“养成”的概念里，粉丝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去“追星”，就像《偶像练习生》之中所提出的“全民制作人”的概念，粉丝成了造星初期的重要力量，与经纪公司、练习生形成相互捆绑的三股力量。从而粉丝所期待的偶像形象与经济公司所打造的人设形成了某种对抗。“去人设”是开始养成的前提。

而“真人秀”更好理解，其本身就是为了满足观众对于公众人物私人生活的一种窥私欲的满足，“去人设”是开始窥私的前提。

我们可以在《偶像练习生》中看到，舞台上的练习生们私下一张张青涩偶尔冒痘的脸，唱歌时的走音，练舞时的笨拙，失误之后的懊恼，面对导师毕恭毕敬的态度，以及对于舞台的渴望，这些舞台之下、偶像之前的细节，是打造人设最好的基础。

相较于台上的浓妆，练习生们私底下青涩的一面，更具亲和力。

与13年前《超级女声》的选秀选手们相比，《偶像练习生》的练习生们总体上来看，无论是在作为偶像的基本素质和比赛范围，都已经脱离了过去的“草根性”，“养成”模式和真人秀的拍摄模式成为弥补练习生与粉丝距离感的方法之一。

最终，偶像的形成就在去人设和立人设之中诞生。

如果说《偶像练习生》的节目形式把握住人设的微妙之处，那么它的赛制可以说是这个社会机制运行原理的反射了。

先是100位练习生自我评级。从A等级到F等级，每个人对自己做一个评价，然后再由五位导师进行再评级，通过阶段性的测试再有等级上的流动，比如有评级为A的，掉到了D，也有F的，升到了B。它不仅分级，还将每个级别成员的衣服颜色区别开来。等级最高的A级成员穿粉红色，B级穿蓝色，到了F等级，就是灰色了。

练习生的制度，是东方传统的考试制度的缩影，它也存在于社会各个行业各个人群之中。练习生们选择的这条路，是成为一个偶像，而不是他自己，这也就意味着最后呈现出来的要让“全民制作人”满意，要让“市场”满意。

但仅仅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偶像练习生》似乎和过去的选秀节目并无二致。但如果将传统选秀节目与《偶像练习生》放在一条线上从粉丝的权力角色来看，可以发现以女性主体的粉丝挣脱了过去的一种“卑微感”。

练习生以读信的方式，与粉丝互动。

“圈子文化”与“她经济”

《偶像练习生》并不具备“超女快男”时代的全民性，事实上，互联网提供给全民观赏和表达平台的同时，强调的是垂直与分流。与十年前，甚至五年前的传统选秀节目相比，近几年的选秀节目强调的更多的是“圈子文化”。而《偶像练习生》这种慢火细烹式的“养成式”男团，在大众娱乐面前略显单薄。只是在以互联网为主要传播载体的当下，“圈子文化”有着更强的稳定性。而“圈子文化”将受众窄化之后，借助微博、社区和直播等方式，粉丝与偶像的关系的联系更加紧密。这种圈子文化的小众和紧密也推动着养成模式的成熟。

成员个人的直拍点击量排名（截至2月9日），是粉丝竞争的项目之一。

处在“圈子文化”中的女性粉丝体验到一种全新的男女模式。她们所幻想完美且忠贞的男性出现在他们面前。在这个“圈子”里，她们不再处于传统的“被利用”和“被欣赏”的位置，而成为了一个审视者，一个手握“粉丝权力”的人。如果说古老的婚姻制度是男性对于女性的占有，那么在这种“圈子文化”里，偶像与粉丝的亲密关系，则是后者对于前者的集体占有。

2007年，“她经济”作为汉语新词被教育部公布。“她经济”代表着女性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下，所拉动的对应消费领域的增长。女性的消费习惯也开始发生变化，从家庭消费转向个人消费，越来越多的广告也强调着女性要“爱自己”，“对自己好一点”。经济独立让女性越来越关注自身，她们开始意识到过去的不平等，并极力想挣脱这种不平等。

但遗憾的是，男女平等、男女平权的路依然漫长。女性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提高，但她们的“思想觉醒”与“现实不平等”的矛盾被消费主义利用起来，一如《超级女声》觉醒的女性自我意识那样，更大范围的女性粉丝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这种矛盾被来自父权社会规训的网络社会和消费社会转变为“养成”权力的主人。这些年轻甚至可以被称为“小孩”的练习生，养成式中已经成功的TFboys组合，甚至近段时间风靡的养成游戏《青蛙旅行》、《恋与制作人》——这些养成型的女性心态既从属于女性的本能，又是前文中提到的“思想觉醒”与“现实不平等”的错位。这些没有攻击性的偶像，这些青蛙，这些虚拟的男朋友们，绝对服从着女性作为“母亲”、作为“妻子”的角色，但这种将“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的父权制的调转，本质上是虚拟的，甚至是父权制所操控的幻觉。

当《偶像练习生》遇上《青蛙旅行》。图源@爱奇艺偶像练习生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谈到女性爱情时，提及了这其中的“利他主义”。“当危险迫在眉睫，母亲会用自己的身体俯在孩子身上，当猎人出现，母鸭会把他们从窝边引开。而这就是爱，这是崇高的、本能的、女性的。”这种属于女性的爱从分娩那一刻开始就暗藏了一种“自我牺牲”，女孩可能在很小的时候就如法炮制起这种自我牺牲精神，受这种母亲影响的女孩长大后，很有可能继续这样的自我牺牲。这种专属于女性的自我牺牲与粉丝对偶像的情感重叠起来，成了我们所说的“养成”。

在这场“养成”里，去人设和立人设同时进行。《偶像练习生》里，一位选手在于母亲通电话时，他的母亲觉得节目组把自己的孩子弄得有些阴柔，选手笑着说自己在这群人中已经是能排进前十的爷们儿了。

《偶像练习生》安排成员给家人打电话。

从李宇春掀起的“中性风”浪潮到如今女明星们都愿意尝试“攻气十足”的造型，但像SNH48这样的少女组合里，强调的是甜美可爱和无害，这是男性习惯的女性气质。这符合波伏娃关于女性气质的说法——“有太多女性念念不忘女子气质所带来的种种优待，同时又有太多男性乐于见到女子气质强加在女性身上的种种限制。”然而在针对女性粉丝的男团里，男性气质反倒被最大程度地削弱，“糖果系男孩”，妖媚型花美男以及礼貌乖巧的大男孩成为男团的主力类型。他们大多集中在95年到千禧年之间，有着20岁左右男生天然的活力和稚气，却不见太多的叛逆。

去男性气质而保留男孩甚至偏女性气质的原因，一部分是来自于女性的母性天性，也就是前文所说的“利他主义”的自我牺牲。让偶像去除太过强烈的男性气质而保留一种阴柔无害的状态，能让女性感受到安全的、捆绑式的、不会被辜负的自我牺牲。偶像不会谈恋爱，偶像时刻会互动，青蛙儿子出去玩了会回家，还会带手办和明信片，这些没有攻击性、统治感的形象让女性觉得安全。

还有一部分原因，则是来自女性的母性天性下被规训的父权意识。为偶像花钱的，对偶像有各种要求，这些行为似乎是将父权意识复制过来。当“养成”席卷整个网络、消费社会这些虚拟空间时，被合理化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比过去更高级、更现代、看似更平等的生活方式。女性看似在虚拟关系中处于一种统治地位，但其实质只是商业化包装下的“位置消费”。

所以，从13年前站在舞台上展示自己的女性，到13年后在偶像身上花了大笔金钱的女性，女性的地位真的提高了吗？这究竟是女性对自身权力不满的宣泄，还是一次将自己放置于虚拟空间的沉沦？

本期编辑邢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