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任3年后，腾讯创始人张志东开始思考这些问题

导读

张志东：一个好的互联网产品，并不是用户花时间越长越好，也不是在单个用户身上产生的消费越高越好。

刺猬公社 | 李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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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20日，在751D·Park第一车间，张志东以这样一段视频开始了他的演讲。

3年前，张志东从腾讯急流勇退，江湖上只留下他的种种传说。

卸任后的张志东一如既往地低调。不再参与腾讯的业务，他将关注点放在了腾讯的公益产品以及产品的社会影响上。

腾讯创始人 张志东

2016年，张志东受邀参加了腾讯微信事业群召开的年度管理团队领导力大会，并发表演讲。他说，尽管微信的活跃用户过了8亿，但仍然存在“人际过载”和“内容过载”的问题。

3年后，张志东重回公众的视线，这一次，“过载”再次成为他演讲的主题。讲演过后，他宣布腾讯研究院发起了“Tech for Social Good”项目（以下简称“T项目”）。T项目包含T-调查、T-对话、T-计划等核心板块。

“这是一个试验性的项目，希望能够形成一个多方对话、研究、行动分享平台，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参与进来，一起探讨大科技时代，如何用科技来缓解数字化社会的阵痛。”张志东说。

T项目还有一个中文名字——“科技向善”。有人好奇，究竟什么是“善”呢？腾讯研究院助理院长程明霞进行了回应，“‘科技向善’这个名字是从‘Tech for Social Good’而来，‘Social Good’就是给社会带来益处，而‘科技向善’只是对应英文名找到的一个既简洁又匹配的中文名。”

比起善，人们更关心恶，科技都有哪些恶呢？复旦大学研究生蛋蛋控诉了社交应用的恶，因为没能及时回复闺蜜的微信，她和闺蜜决裂了。

复旦大学研究生 蛋蛋

“我庆幸微信没有设置‘消息已读’功能，一旦别人会发现我读了消息却不回复，我至少要失去通讯录里一半的朋友。”蛋蛋边说边握紧了双拳。

但刺猬君认为，蛋蛋的这段经历责任不在社交应用，而在人。社交应用的确可以让天各一方的朋友随时交流，但不分时间、场合地使用就构成了对他人的骚扰。

和朋友的交流多了，和家人的交流自然就少了，职场妈妈樊燕对此感触颇深，她认为社交应用让家人变得疏远了。

职场妈妈 樊燕

“儿子和我都在家，他写完作业，竟然是用微信通知我，这让我很震惊。”樊燕说，“母亲生病了，我请假回家照顾她，她对我爱搭不理，却忙着在她的朋友圈，广场舞群里回复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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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感情上的疏远，还有身体上的摧残。张志东现身说法：“这几年智能手机给了我很多的便利，也给我带来了腰椎的毛病、视力的下降。这和自己用手机过多直接相关，孩子也会投诉我，说爸爸有时一边和家人吃饭，还经常一边拿起手机。”

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说：“媒介是人体的延伸。”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是人体的延伸，成为了感知世界的外接器官。

据中新社报道，德国智库GfK咨询公司的调查显示，在全球范围内，最离不开智能手机，电脑或其他电子设备的国家分别是中国、巴西、阿根廷、墨西哥以及美国，这些国家青少年中分别有43%、42%、40%、38%和31%的人表示自己离不开互联网和高新科技。

央视名嘴白岩松对此表示忧虑，“我不认为一个分分秒秒离不开手机的民族有希望，恰恰相反，手机正在成为手铐。”

为了给手机依赖症患者开张药方，腾讯研究院特意从龙泉寺请来了贤书法师。

贤书法师

大师刚一开口，就让台下众生一惊，“我们出家人也面临手机使用的问题。”

使用手机，贤书法师一开始是拒绝的，但他的师父却执意让他用。

“我的师父绝尘法师曾说，佛教是古老的，佛教徒是现代的，任何时代都不能排斥社会进步，都要不断地把社会进步的技术用来了解内心，服务内心。”

贤书法师认为理想的状态是不成为手机的奴隶，但又能使用手机。他拿在龙泉寺行一日禅的人举例，“一日禅是要交出手机的，很多人之前觉得不用手机活不下去，尝试以后，就发现并没有什么，这个世界也没有因为我们没用手机而有什么损失。”

贤书法师话中的禅机大多是说给科技的使用者们听的，那么作为科技的研发者们，他们应当如何践行“科技向善”呢？

我们看到，那些打着占领用户碎片化时间旗号的短视频、手游反而消耗了用户大量的时间，为用户打造私人订制新闻资讯的算法程序把低俗、无营养的资讯推送给了用户，以直播为名的智能硬件设备却成了窥探用户隐私的帮凶……

是什么驱动了这些科技的“恶”？《经济学人》中文版主编吴晨将其归结为注意力经济的商业模式。“消费者的注意力有着巨大的商业价值，现在大的IT巨头都变成了注意力的商人，他们为竞争消费者时间开展了军备竞赛，他们创造出海量的信息，来试图抓住消费者的眼球。”

《经济学人》中文版主编 吴晨

“在数字经济的时代，工具（尤其是智能手机）其实已经不是中性的了，并不是独立于人和社会被设计出来的，设计本身就是在推动我们更多去使用它。”吴晨说。

那么科技所带来的麻烦能否用科技的手段去解决？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教授饶培伦对此持乐观态度。

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教授 饶培伦

“电脑的发明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便利，但过去的电脑在不使用时也会一直开着，有人就设计出了自动休眠这一功能，结果成了现在所有电脑的标配。”饶培伦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预测所有新技术、所有科技发展以后所发生的事情，但我们亡羊补牢总可以吧？”

张志东同样是一个乐观的科技主义者。20多年来，他一直走在技术的最前沿，见证着技术的进步给人们带来的便利。但离开腾讯后，他有了更多时间来观察技术对社会的影响。

“一方面，我深信大科技时代，技术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赋能的力量，科技将会取得一个又一个巨大突破；另一方面，开始感觉到，大科技时代也会对社会带来很巨大的冲击和产生新的社会问题。”张志东说。

张志东是一个手机重度用户，他用一款APP记录下了自己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长，结果最短的一次也有近3个小时。“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主要用平板电脑打游戏去了。”

手机给他带来的是信息过载和人际过载：新闻资讯永远刷不完，耽误睡眠；微信联系人上千，重要联系人的信息不能及时回复。“作为一个技术人员，我个人感觉技术/产品端还有很大的作为空间。”张志东说。

王者荣耀算是2017年手游领域最火的产品了，直接从游戏频道火到了社会频道。

不少未成年用户因为在游戏上投入了过多的时间，影响了学习和生活。腾讯互娱运营团队针对这一现象，参考PC端游防沉迷的经验，开发了手机游戏的“成长守护”的系统，让家长可以对子女一天玩游戏的市场、消费限额等进行限制，开启了手游端防沉迷的尝试。

张志东和运营团队做过几次交流，他认为这个“成长守护”的系统效果不是很好。“现在的版本，家长管制孩子是猫抓老鼠的方式，许多十来岁孩子的IT水平已远超父母，子女一个帐号被管制了，他们可以另开小号，家里的设备不给用，可以放学去邻居家或者是同学家。”

不过张志东透露，运营团队正在酝酿2.0版本，会更多地让父母和子女之间相互鼓励，而不是让他们相互对立。“我希望团队不仅能出产好玩的大作，还能帮助改善父母和子女的关系。”

如果说孩子容易沉迷游戏，那么老人则容易轻信谣言。有些自媒体利用老年人对网络信息的识别能力、自我保护能力比较差的弱点，用《重大突破、治愈绝症》、《举国沸腾、震惊全世界》之类夸张失实的养生文章、耸人听闻的标题拉动点击量来牟利。

在2015年之前，微信团队投入了很多力量来识别这类文章和虚假新闻，然后删除文章和封号。但在张志东看来，治标不治本，“这种做法对于帮助用户提升数字社会的常识，提升自我识别能力和保护能力是不够的。”

微信团队在2016年至2017年进行了改进，团队引入了科普界的专业机构，对识别出来的这种失实文章盖上“不实信息”的戳，并附上了科普机构的澄清。2017至2018年，微信的公众号团队通过大数据技术，帮助用户更方便地看到，朋友圈里出现过的哪些文章后来经过了科普机构辟谣证伪。

张志东认为：“一个好的互联网产品，并不是用户花时间越长越好，也不是在单个用户身上产生的消费越高越好。友善地鼓励用户理性消费，关怀菜鸟用户，提升他们在数字化时代的识别能力，这些努力可以转化为用户的信任，不仅不会耽误产品的发展，还可以激励团队。”

但这种改变绝非一朝一夕，企业的本能是生存发展，具体的社会问题也难以量化，企业如何在发展的同时兼顾社会责任，要破题还需大量的探索实践。

李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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