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岁，人生已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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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到了一个转折点，心情沉重且迷茫，写点心得，mark自己的这个人生节点。

我的48岁生日那天，公司人力资源总监把我叫到会客室，简单明了地提出让我主动离职，原因是我一段时间来的工作表现不好，领导很不满意。那一刻，我的感受是该来的终于来了，公司这个决定对我来说并不意外，因为春节前后，公司内部就已经有这种传言了，工作氛围充满了怪异的别扭，春节以后，每一天上班对我来说都是沉重的心理负担。所以，当人力资源总监提出这个要求时，我一下子轻松了，再也不用担心什么，晚上睡觉也不用辗转难眠了。

我在这家公司的职务其实是和人力资源总监平级的，职位序列在总经理和副总经理之后，也算公司高管层，从2010年入职以来，已经是第七个年头了，从刚开始入职的部门经理一直做到运营总监，这是我26年职业生涯的最高职位，在我48岁生日的那天戛然而止，结束了一段职业旅程。

我相信人力资源总监并不是特意挑这个日子来通知我，纯粹是一个巧合，但这个巧合对我而言有特殊的人生意义。48岁，对于任何一个人而言都是一个重要的生命节点，一方面，人的生理开始从中盛转向衰弱；另一方面，人的职业生涯进入收官阶段。生理和心理上的坎，对一个48岁的男人而言，是极为重要且沉重的。

公司要求我离职的理由是我的工作表现不好，这种感性化的评价对一个正规公司来说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从绩效考核量化指标来分析，就得不出这个结论。我心知肚明，根本的原因是新提拔上任的总经理在倒查清算，清理异己了。在提拔以前，他是公司副总，一直以来，我都认为他是一个心胸狭隘，工于心计的人。他并不具备战略眼光和抓全局的能力。在工作中，我向来公事公办，不跟他参乎，我想他对我也早已怀恨在心了吧。在人力资源总监提出要求后，我并没有多考虑，爽快地答应了，当然，按照公司制度和劳动法规定，该给的补偿也必不可少。第二天，我办好了所有手续，离开了这家服务了7年零5个月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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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48岁这个坎，往前看，似乎没有多少可看的风景，职场的残酷搏杀已经没有多少可供选择的理想机会，创业更多是风险管控的思虑，下一步的选择实在是颇费脑筋；往后看，26年来的职场经历和人生阅历倒是有很多值得总结反思的。趁着这段时间的空闲，希望能对过去做个回顾，一方面可以捋清思路，为下一步做打算。另一方面，现在正值高校毕业生奔赴职场的时刻，作为长一辈的过来人，也希望自己的经验能给他们一些启发。我想在下面的文字里，在回顾自己的前半生阅历的同时，也说说自己的感悟，如果能带给大家一些正面的经验教训，也算是没有白写这些文字了。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上世纪80年代度过的，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已经度过了文革时期的政治狂热，步入改革开放的初期。人们的生活水平整体上虽然摆脱了饥荒，但也普遍处于贫困水平，在80年代早期，万元户都还没有出现，绝大多数家庭都还在原来的社会轨迹上按部就班的谋生生活，农民在种田，用的是水牛拉犁的方式，工业部门还在按计划经济模式安排生产。青年就业毫无市场化招聘之说，长大成人的年轻人就业渠道大致有几种：（1）参加高考考上大中专院校，毕业后国家分配。（2）如果是城镇青年，高考没有走过高考独木桥的话，有机会参加当地的招工招干，幸运的，可以到政府部门和国营单位参加工作。（3）如果是农家子弟，高考没考上，招工招干没资格，毫无例外都需要回家务农。

我的家那时候在中部某省的一个乡镇，父母是供销社职工，我也因此属于吃“商品粮”的城镇户口。我是1976年上的小学，在此之前从来没上过幼儿园，我记得上学的第一堂语文课，课本第一页就是毛主席的肖像画，下面写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永垂不朽”，我的启蒙教育就是从这11个字开始的。那时候，乡镇上有一个大礼堂，平时可供公社开会和放电影，在毛去世后，临时搭起了灵堂，台上挂着毛的大幅肖像，下面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花圈，有一段时间，我放学后会经常去大礼堂玩，看见大人们进进出出给毛鞠躬致哀，情绪激动的还会嚎啕大哭。我对大人的事情毫无感触，只是觉得花圈上的绢纸扎的小花很漂亮，在花圈里穿来穿去很好玩。

上世纪80年代还是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商品流通远没有放开。供销社作为基层物资供应部门，是人人羡慕的单位。我的父母是供销社双职工，相对于农民家庭和普通国营单位，我家的条件算不错了。因此，我的小学时代基本是无忧无虑的，没有体会过缺衣少食的滋味。对于当时大时代背景下的社会形态，我毫无感觉。当我长大后，我才能回忆起那时候周遭生活的人们的命运和社会进程的关系，比如那个精神失常的上海知青，我小时候看见他在水沟里捡烟头抽烟的总是惊恐地躲得远远的，当我长大后，想起来不免为之无限同情。

我的家住在一栋两层木质楼房里，总共有四户人家，每家有进出两间房，中间是公用大厅，楼上是储藏间。这栋楼早期是公社办公场所，后来分配给公社和供销社职工安家用。我家对面住的是一家4口，男女主人都是省城下放的知青，男主人在公社担任会计，大家都叫他胡会计。女主人在公社担任妇女主任，人称薛主任。两口子都40多岁了，为人热情，人缘很好。他们家有两个女儿，大的叫小云，大约有20岁左右。小的叫小芳，大约16、7岁。我家斜对面住的是县里下派的一家干部家庭，这户人家因为在县城里还有住房，因此基本不在这楼里住，房屋长期上锁闲置。隔壁住着一对年纪50开外的夫妇，男人是供销社职工，也就是我父母的同事，女的无工作，在家料理家务，两人没有子嗣，收养了一个男孩。

由于这栋楼原来是公社办公场地，所以在大门上梁安装有广播，每天中午，我放学后，都能听到公社广播站播音，通常是一些公社的通知，还有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我在这栋楼里出生，一直到小学三年纪，才搬到供销社的另外一处职工宿舍楼里，生活了大约10年时间。在放学之余，对面家的小芳姑娘经常会带着我玩耍，她是一个性格开朗，热爱生活的女孩，常常会玩一些折手绢，染蜡花的手工游戏，也会带我去公社礼堂抓迷藏。她在几年后随父母回了省城，在后来的岁月，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她回过一次镇里，那时她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女青年了，从此以后再也没见过她。在我的人生记忆里，她给我留下了最初的女性回忆，那么美好而温存。

1981年，我在上了5年小学后，开始了我的三年初中学习生涯，初中校址在镇外约1公里处，我每天走20分钟上学，在这三年的初中语文课作文里，我的作文常常是以“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篇，现在大家都知道，那次回忆对中国影响之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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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很难有第二个完整的48年，对心智成熟的人来说，这个年龄早已是硕果累累，成为社会中流砥柱；而对于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得到充分的社会发展机会的人来说，可能生活还无法过得从容。从我的人生经验观察，在中国（可能国外也一样），一个人从步入社会开始，后来的命运分化无不跟社会发展进程、家庭背景、个人奋斗息息相关，按权重顺序来排位也是这么一个顺序。往大了说，一个人的命运很难摆脱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这是人的命运的最底层轨迹，用大佬的话说，就是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主要是历史的进程在影响。

个人的奋斗可以决定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但很难摆脱大时代背景下对人的价值约定。比如一个青年生活在六七十年代，如果他想创业、成为亿万富翁，那是绝无可能的。他更多的可能是通过自己奋斗进入一家国营企业，做到领导阶层。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决定了人的命运的大体轨迹，个人奋斗的价值在于在这个大体轨迹上，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获得别人更主动的社会定位，按自己意愿获得自己能获得的社会资源。

为什么把家庭背景放在个人奋斗前面呢？因为一个人在走向社会前，至少有20年左右时间的人生是接被动安排的，你出生在哪里、上什么学校、生活条件、父母能给予的人生教育无一不是来自家庭背景，前20年你能形成的人格基本都是从家庭被动获取的，绝大部分人都由此决定了一生的命运，当然形式会各种各样，但根本的命运因子是来自家庭背景的。

个人奋斗能不能改变个人命运呢？当然能，尤其在社会大变革时代，屌丝逆袭的案例比比皆是，但与其说个人奋斗，不如说个人机遇。当社会机遇和个人机遇碰撞到一块儿时，个人奋斗才有意义。所以对个人而言，永远不能放弃个人奋斗，用俗话说就是机遇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成功永远是一件概率事件，一个人的奋斗就是把这个概率不断放大，直到成功砸中脑门。

1981年至1984年是我的初中学习生涯，我就读的那所中学只设有初中部，没有高中部，学生总数大约有300多人，学生除了镇里的，还有镇辖村里的，人数大致占了三分之一，他们基本住在学校宿舍，每周回家一次带下一周的饮食用米和咸菜萝卜。我的班级有50多号人，开设了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和体育、美术、音乐课。师资大致有几类，一类是师范院校毕业分配来的，那时候的师范生并不像现在一样是大专学历，而是初中毕业后直接上师范学校，文化水平大抵相当于高中生，但会有一些专门的师范教育。这一类的老师算是我们学校素质最高的一群了。第二类是年纪大的老师退休后，由子女顶替来的，这类老师素质参差不齐，有的是高中毕业顶替来的，有的是初中毕业顶替来的。第三类是由县里教育局统一招的民办教师，通常都是没考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以上是主要的三类师资来源，剩下的都是孤例不成群体，比如英语老师是文革前的共大毕业生，数学老师是上海知青。

在大的时代背景下，这群学生和老师的命运在后来都发生了各自的演变，成绩好的学生通过中考、高考获得了学历文凭，进入了社会主流轨道，按主流价值观安排着自己的人生。在80年代，考上大学是一件概率很小的事情，大致是5%的比例。因此，对于那些学习成绩不错的孩子，家长通常会安排子女优先在中考中报考师范学校。毫无例外的，我的班级中成绩最好的三个学生都报考并考上了师范学校。这三个学生的命运后来也发生了极大的分化，三人都是农家子弟，毕业后都分配到了乡镇一级中学做老师，一个后来调到县城一所小学一直教学，一个后来调到乡镇政府分管教育，但不幸得了肝病，不到30岁就去世了。一个在师范学校时交了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的父亲是当地县委的副书记。因为这层关系，这位同学就转而从政，顺风顺水，现在已经是某县的县委书记了。

我的成绩在班里大概在7、8位，不足以考上师范学校，但能保证考上县里最好的中学，和我一起考上县一中的还有5、6个人，另外考上其他次一些的同学也有5、6个人，班里剩下的学生在中考后就结束了他们的学生生涯，他们的人生从此淡漠于他们父辈的巨大阴影里，沿着父辈的人生轨迹营生。

我的那些初中老师们的命运也在不断演变，当时他们的年龄大多也不过20多岁，最多不过30出头，真是人生变数最大的时期。我的班主任老师是个个头矮小，但生性活跃的年轻人，他总能调动班级的气氛，把班委活动搞得有声有色，他后来也转而从政，先后做过镇长和县粮食局长，退下来后，又追随一个发达了的学生，在学生公司里谋了个职位，学生给他开了20万年薪，并配了小车和专职司机给他。这位学生就是和我同时考上县一中的那几个同学之一，他的故事我后续还会提到。那位上海知青老师后来回了上海，这位长着络腮胡须的上海知青身材魁梧、皮肤白净，年龄虽然才30出头，头顶已经谢顶了。我不太了解他过去的故事，只是知道他在学校是一个另类的存在。他不苟言笑，不亏欠自己，经常上镇里集市买鸡鸭炖了吃。每个学期，她的上海女朋友会来看望她。他大概在我上高三那年回了上海，后续情况不得而知。我的语文老师是一位外地分配来的师范生，那时年龄在20出头，他口才便当，谈吐有风度，有着儒雅小生的气质，是我学生时代印象最好的一位老师。当时，我的语文成绩很好，作文常常被他作为范文在班级朗读，因此，他对我一直比较关注，由于他管教比较严厉，我还跟他闹过一些小别扭。我高中毕业的那年，他工作调动，回他原籍的一所中学当老师，至此再无交集，我后来听说他得了风湿关节，行动不便，算算也有50多岁了，不免感慨万千。

进入县高中以后，高一期间住校，跟来自各个乡镇的同学住在一栋五层高的学生宿舍里。我高一时的年龄在15岁末16岁初，心智渐打开，加上心无旁骛，一心学习，成绩很快冒出来了，期末考试考了全班第一。在这一年，我还跟班上一个男同学成了很好的朋友，我们形影不离，吃饭学习都在一起，生活充满了嫩芽般欣欣向荣的气息。这段时光可能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我小时候是一个比较沉默，不大活泼可爱也不机灵的小孩，对于那些小孩子玩的游戏也不大参与。我很小就表现出对于事物表象不大感兴趣，却总是试图看透表象背后的本质，我学生时代的数学成绩一直比较好，而实验操作的化学课相对较差，可能也跟这有关系。直到现在，我也属于较擅长抽象思维，不大擅长实务操作的一类人，这类人通常更适合做一些抽象的分析、研究工作。一个不大活泼可爱的小孩通常是不大被大人喜欢的，加上在家里小孩中排行老二（上有一姐，下有一弟），被忽略的时候比较多，父母对我从来没报什么大的希望，相反，他们时不时会表现出像我这样呆头呆脑的小孩长大以后怎么在社会生存的担忧和同情。即便在我上高中后，成绩已经在班里排名第一也丝毫没有唤起我父母对我的期望，他们总是抱着同情心想为我解决后顾之忧。高一学期结束时，我母亲有一天来学校找我，说县里供销社在招工，希望我去报名，好有一份工作。我当时很生气，坚决拒绝了，我觉得她不应该把我的人生定位在这么低的层面。这事对我情绪影响很大，加上我跟那位要好的同学因为一些琐事关系闹掰了，我开始有点封闭自己，性格变得孤僻起来。

高一结束后，由于我弟也考上了县一中，姐弟三都到县城读书了，我父母就借助家族里的关系都调到县城工作了，单位也分配了住房。我也就结束了学校寄宿的生活，回到家里住宿，每天早起，吃过早餐，穿过一条窄窄的巷子，过着往来于学校、家里的两点一线的学生生活。高二学期学校开始分文理科班，并根据学习成绩分好班、差班，我理所当然地被分进理科好班。整个高二学期对我来说是很灰暗的，我的年龄到了16-17岁，青春期的躁动和忧郁闹得我心神不宁，我的学习成绩很好，却总是感到自卑，对自己没有信心，自我封闭得厉害。我的父母由于个性不合，经常吵架，我自己也比较叛逆，经常顶撞他们，这些对我心理都产生很多负面影响。我的成绩也因此波动很大，到高二结束时，已经滑到班级中游了。

高三学期，班级的学习气氛开始紧张起来，我的心也开始沉下来，更加专注，成绩也慢慢起来了，各种考试中，语文、数学、英语等主课时不时都能拿第一名。我的其他课目，物理还不错，还从来没有拿过第一名，化学算比较差，无论我怎么学，成绩都上不去，一直在六七十分晃荡。

我是1987年参加高考的，在距离高考不到一周的某一天，我母亲因为一些琐事对我很不满，晚上对正在复习功课的我大发雷霆，扬言不让我参加高考。我是带着郁闷和不安的心情参加高考的，成绩还算正常，在全县900多考生里排在第5名，比本科录取线高出近20分，但很可惜差了一本线仅1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想象不到上世纪80年代的高考难度之大，能考上大学本科的不会超过10%，就拿我们那县来说，全县900多学生，考上本科的不到20人，包括同我一起从乡镇初中一起考进县一中的另外两位同学。

由于我的成绩比较尴尬，加上高考志愿没填好，我报考的学校未能录取，最后被调剂到外省的一所普通大学。18岁，我进了大学，半只脚踏进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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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的那十年应该算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政治、经济和社会最动荡的十年。彼时，国门洞开，各种国外资讯都向国人扑来，对比之下那种巨大差距带给人们内心深深的震撼。政府大刀阔斧改革，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民众从过去平均主义的麻木状态开始切换到比效益，要致富的竞争轨道。十几亿的贫困人口，庞大的空白市场和巨大的技术落差，彼时的中国犹如一口油锅，只要一点火星，就能爆燃起来。总设计师为中国开辟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然而要落地并非那么一帆风顺。那时的政府驾驭经济的能力和技巧远没有现在这么娴熟，所以才号召摸着石头过河，在80年代中期，由于政府货币、财税、产业政策没有很好的协调，导致经济过热，通货膨胀严重，通胀率一度达到20%多，社会出现抢购现象。加上原材料价格改革没有跟上，实行双轨制，一些有门路的人通过倒卖皮条就能大赚特赚，比现在企业IPO还来得快。社会舆论反响很大。现在来看，政府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出现了很多失误，导致后来更严重的历史事件的发生。

1987年秋季，时间已是80年代中后期了，18岁的我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我在大学学的是机电专业，属于工科。前面提到过，本人特性属于抽象思维较好，操作技能缺乏天赋的一类人，因此，在大学期间，高等数学、线性代数、理论物理、计算机语言等课程学得不错，而机械原理、热处理、力学这些专业课程就相对平庸。我的四年大学生活远谈不上丰富多彩，可以说是平淡枯燥。同学之间没有交往特别亲密的朋友，课外也缺乏有趣的活动，大部分时间都耗在图书馆。那时候我比较喜欢看书，对文学和哲学书籍更感兴趣，四年下来，读了不少中外名人名作，包括海明威、福克纳、三岛由纪夫、萨特、罗曼罗兰、钱钟书、沈从文....等，2016年杨绛先生去世，引起大众哀悼热潮，现在的年轻人很多都喜欢读杨绛晚年的作品，而30年前，我已经把钱钟书、杨绛的作品读了一边。虽然这种阅读没有明确的目的，但对心灵的滋养还是很有裨益的。

在我读大一的时候，我姐已经在本省一所大学读大二，她是三年制专科。但我升到大二时，我弟又考取了一所医学院读五年制医学。这样的话，我大二大三这两年，姐弟仨同时在大学读书，父母的经济压力空前紧张。那时国内商品流通已经完全放开，供销社效益大不如前，我父亲40多岁，为了供养我们几个孩子读书，转换了职业轨道，在亲戚帮助下，从供销社跳到了银行工作，这样收入会高一些。每个学期，我父母会给我400-500元钱，加上学校每月15元的补助，这样我一个月生活费将近100元。可能现在的大学生不大容易理解100元怎么能生活一个月？前段时间微博上有个话题，以为浙江母亲很困惑，自己每个月给读大学的女儿1200元生活费，可是女儿却嫌少。网友的意见也很分歧，有的认为已经够了，有的认为不够。在我看来，如果只是维持基本的生活开销，这笔钱应该够了，但如果要考虑社交、课外技能培训的话，这钱肯定是不够的。我想当年的100元折算到现在，对应的生活水准应该比1200元质量更高些，毕竟那时候大学收费还没有市场化改革，学费是免费的，住宿费也是象征性的收一点，食堂一个馒头才5分钱，一斤大米的价格大概是1毛钱，1块钱完全可以吃一顿饭。我那时候时不时会去校园里的小餐馆点菜吃，一个辣椒炒肉要5块钱，现在想想够奢侈的。那时候我父母是双职工供养三个孩子读大学，经济上勉强能维持开支，如果放到现在，是很难做到的，即使勉强供养下来，也会负债累累。所以，内心除了感到幸运外，对父母的辛勤付出也是满怀感激。

1989年，我迈入了人生中的20岁，青春的朝气在脸上蓬勃焕发，用现在话语形容就是一枚妥妥的小鲜肉，现在有时候走在大街上，看见傲娇的年轻人，心里有时也会调侃一下当年大叔可比你帅多了。那一年国际国内都发生了剧烈的动荡，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也不免被卷入历史的洪流中，跟着同学一起上街、上北京，闹腾了将近2个月。之后就是没完没了的学习、反思。这一年很快就过去了，我的黄金般20岁就这被历史的小漩涡夹杂着着一去不复返。

日子很快到了大四实习和毕业设计的时候，我在沿海某个城市的一家机械厂实习了三个月，在此之前，我在大二、大三的课间实践时，早已把车、镗、刨、铣等机床操作技能实习了一遍，毕业实习更多是和毕业设计课题结合起来，加强理论和应用实践。我是个爱思考，喜欢做模型，对动手缺乏兴趣的人，对于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课题也兴趣索然。如果有年轻人在看我的文字，我很想提醒他们，一个人选择大学专业和自己的职业方向，一定要在内心问问自己是不是自己喜欢的，一定不要勉强自己。人在年轻的时候，很容易被外界的观点左右，比如父母的看法、社会的评价等等，其实对自己的人生来说，自己的看法和感受是最重要的。

1991年夏季的时候，华东地区暴雨成灾，我在一个磅礴大雨的日子离开了校园，结束了大学四年生活，回顾大学四年，似乎没有什么亮丽的日子，我没有想清楚自己毕业后应该干什么，对未来毫无信心。事实上，那时候的大学生毕业也毫无选择，都是国家分配，在可选的几个单位中，我选择回到了本省的一所汽车制造厂，在那里，我开启了一位社会人的生活。

前些天，在家闷的无聊，忽然心血来潮注册了滴滴打车，想体验一下跑滴滴的滋味。其实按我现在的状况，也远没到要跑滴滴去讨生活的地步。而且我知道开着我那辆40多万的车去跑滴滴也赚不到钱，我只是觉得闲，想跑一下“体验生活”。我总共跑了大概5、6次，每次2-4小时，要说赚钱是真不赚钱，我也没算细账，估计有的单子还得贴钱。比如滴滴派单，有的2、3公里远的单也派给你，跑过去接了距离目的地也只是2、3公里路程，收个起步价还得给滴滴20%。倒是形形色色的乘客让我感觉挺有意思的。一般有几种，一种是年轻男孩，上了车觉得很开心，哇，点到豪车了，感觉很爽一样。一种是政府公务员或者经商的人，上车看你人也不像一般出租司机，开这车肯定不是为了赚这个辛苦钱，说话就比较客气。一种是中年屌丝男，感觉是他在赏你一口饭吃，一会儿担心你绕道，一会儿说要抽烟。有一次，一中年屌丝早早叫我车，等我到达目的地，他还在商场逛，叫我等了将近20分钟，上了车就盯着导航看，生怕我绕道，还绘声绘色跟我讲他以前打滴滴跑郊区花了200多元赖账不付的经历。我当时很想把这杂碎哄下去。还有一种乘客是小两口带着小孩乘车的，也挺恼火，小孩在后座蹦蹦跳跳，家长也不照看好，反而一个劲指挥你小心开车，别伤着孩子。还有一种搞笑的乘客是年轻女孩，基本是车盲，也不认识车标，傻傻的，滴滴上的车牌号信息和车型号信息分不清，一上车就责问怎么跟滴滴登记的车不一样，路上各种傲娇。开了几次后，觉得不好玩，现在懒得出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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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漫长且匆忙，一个人从出生到少年初长成，差不多有20年左右时间是被动接受父母和社会的安排的，无论是价值观还是生活轨迹。而一旦踏入社会，无论经济上和思想上就必须切断与父母的维系纽带了，不管你准备好与否，你都必须接受，无非是主动还是被动接受。

1991年，距离国家领导人南巡还有一年的时间，国家经济还处于三年整顿时期，政治经济气氛都处于一种沉闷状态。由于两年前的风波，那几届大学毕业生都被强制分配到基层工作，接受社会教育。那年的八月，22岁的我独自来到本省的一家汽车制造厂报到，在跟厂长简单交谈了十多分钟后，厂长按照政府的要求把我分配到了车间先锻炼半年。车间的工作跟我在大学实习期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因为是临时锻炼，厂里也没要求非要完成多少任务指标，我跟着一位师傅，做他的下手，配合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下班后，我经常跟厂里的一些年轻人混在一起，嘻哈玩乐，这样不觉地一个月就过去了，我记得第一个月发下来的工资不到100元，大概是80几元，还不到我在大学一个月的生活费。那时候，我感觉父母供养我读大学的不容易，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担忧和不安。我是不是要一直按这条轨迹走下去呢？我的前途在哪里？我没有答案，那时候也不可能有答案。

半年后，我结束了车间锻炼，被分到技术科做技术员，工作就是按照销售部门的订单计划，绘制汽车配件的生产加工图纸。那时候电脑和CAD软件远未普及，都是手工制图，繁琐且耗时。技术科的科长是一位将近40岁的中年人，大专学历，还有两位科员，一男一女，都是中专生，男的大我几岁，已经工作好几年了，女的刚毕业1年，比我还小1岁。我的学历在技术科里算最高了，作为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我抱着学习的心态跟同事交往，那时候的我还没有意识到职场竞争、利益关系这些复杂的概念。在后续的工作中，我慢慢体会到了科室里的微妙气氛，科长也许担心自己以后会被我替掉吧，所以工作安排上颇为苛刻，常常是第二天要出图纸，头一天下午才安排我干活，我不得不连夜加班赶工，有很多次熬通宵的经历。那位男中专生很喜欢监督我的工作，时不时会给科长打点小报告。女中专生工作相对单纯，主要做一些技术文秘工作，有很多次，这位女中专生在下班后，找各种理由留下来陪我加班，有一搭没一搭地陪我聊天。我感觉她是不是有那种意思呢?当时的我对自己的前途还一片迷茫，无暇顾及感情问题，因此对这位女中专生毫无想法，言辞中严防死守，没给她留一点念头。

工作上的不顺心，加上对机械行业的兴趣缺乏，让我内心煎熬。我知道这不是我要的生活，我不喜欢呆在工厂里，我希望有更体面的工作，那时候的我跟现在的年轻人一样，喜欢光鲜亮丽的工作场景。我开始思考自己未来的出路，当时科室里有一台386电脑，装着DOS系统和WPS公文处理软件，主要用来处理一些文字材料，我对计算机技术还算有兴趣，加上大学学了一些基础课程，我因此就把大学的一些计算机图书找出来，对着计算机开始温习这些课程，心里寻思着以后有机会搞计算机专业。

俗话说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到了1993年春节后，我在这家工厂已经工作了1年半了。有一天我在午休时间看报，看见一份银行招聘计算机维护人员的广告，我想着尝试一把，就照着招聘要求邮寄了简历，之后经过笔试、面试、调档审查等一系列手续，出乎意料意地被录取了，这样，我职业生涯第一次跳槽就成功了，成为了一位银行系统管理员，主要工作就是维护银行电脑设备和业务系统的正常运行。我的工资翻了好几倍，一个月能拿到500元左右，在当时已经算不错了。

我在那家银行工作了三年时间，这三年应该算是我职业生涯学习欲望最强的一段时期。由于我不是计算机专业科班出身，基础并不是很好，我在工作之余抓紧时间学习计算机知识，包括DOS、UNIX等操作系统， C++Sybase等计算机语言和数据库知识，我把业务系统的源代码打印出来，一行行琢磨，用了大半年时间掌握了各种系统的维护技能和业务系统的业务处理逻辑。一年后，我对自己的工作就已经能够应付自如了。在掌握了计算机必要知识技能后，我开始对银行业务琢磨起来，要掌握银行业务，必须懂会计知识，因此我又开始攻克会计学知识，我找同事借了他的大学会计学整套教材，晚上独自自学起来，这样持续了将近1年，把这门经济学学科基本掌握了。现在想来，那三年的学习，虽然时间不算很长，但奠定了我后来职业生涯的发展基础，让我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更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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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是世界政治格局深刻变化的10年，1991年当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苏联崩盘，东欧剧变，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罗马尼亚总统齐奥赛斯库被起义的人民枪决了，南斯拉夫这个不大的联盟国家后来继续分裂成了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马其顿等小国，那一年毛夫人也自杀了，日本在签订《广场协议》后5年，房地产泡沫被刺破，房价暴跌、经济停滞。那年夏季，在我毕业离校前，当我坐在大学图书馆翻阅报刊，看到这些消息时，我深深意识到这个世界在发生巨变。有种说法，一个人接触世界的范围决定了他认识世界的格局，范围越大，格局越大。当一个人囿于个人的世界，为家庭所束缚，为自己的前途担忧时，他是无法感知世界在发生怎样的深刻变革的。而实际上，这种变革速度之快远超我们个人的感知。1992年后的中国，在总设计师南巡后，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犹如火箭发射。而美国克林顿总统上台后，在世界范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信息化革命，影响之深远，直至今日造就了马云、马化腾等中国互联网精英，那时候的乔布斯还在车库里琢磨苹果电脑的一代机。

1993年的我不大可能洞察社会和科技发展趋势，出于简朴的个人发展需要，我歪打正着地选择了计算机职业方向，我在那家银行像个隐士一样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希望自己能成为职场精英，做着体面的工作，拿着体面的薪水。时间到了1996年，我的工作已经得心应手，计算机技术和会计学知识都已掌握良好，跟学本专业的人交流也不落下风，我的心又开始动了起来，从我后来的职业经历来看，每当我感觉工作安稳的时候，我都会产生隐隐的不安心理，我会想这是不是就是终点，我发现自己有不安分的折腾心理。在这种心理驱使下，那年我又做出了职业生涯的第二次跳槽，我来到了我大学毕业实习的那座沿海城市，在一家专业软件公司从事软件工程工作，这家公司的产品当时在市场的客户占有率已经是名列前茅，用户遍及全国各地，在那几年当中，我随着项目到处出差，足迹也几乎踏遍全国各省市，个人视野和见识渐渐丰厚，收入也达到了每月3000的水平，这在96年绝对算高薪了。

1998年，朱铁相上台，大力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住房、医疗、教育全面市场化，效益不好的国企大批职工下岗，民生层面一片哀嚎。那时候刘欢创作了一首歌叫《从头再来》，歌词挺煽情的：心若在、梦就在，只不过是从头再来。这歌的背景其实就是为当年那些下岗的工人写的。唱得挺好，现实却很残酷，当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大批工人下岗后再也没有缓过来，自此消磨一生。有部叫《钢的琴》的电影讲的就是这个题材的故事。当时的我正是职场最受欢迎的年龄段，知识新，精力旺，下岗之类的事情自然也轮不到我头上。很幸运的是，那时候我的父母也未受波及，家里仨姐弟都已工作，父母也未退休，正是家庭最幸福的时候。

1999年是世纪末年，人们都在迎接新世纪的到来，我在那年已经是部门经理了，公司也给我配了几万元原始股，期望有一天能上市。那时候业内有个传言 ，认为2000年1月1日凌晨，国内计算机有个世纪虫病毒会大规模爆发，如果计算机系统不升级，银行、电信等重要部门损失会不可估量。因为不可验证，很多大客户都很紧张，到处寻求解决之道，整个IT界都大模大样地推出了很多解决方案，我们公司也不例外，给客户推销了很多方案，趁机大赚了一把。

IT行业是个技术迭代很快的行业，有人说这个行业是吃青春饭的，虽然我不认同，但这行对技术学习能力确实要求比较高。那几年，互联网第一波创业潮如火如荼，纳斯达克股市一路飙涨到5000多点，国内创业、风投兴起，马云正是那年鼓动18罗汉开始搞阿里巴巴的，马化腾的QQ（那时候叫OICQ）也刚推出来。有一次，我认识的一个同行朋友带我去他们公司参观，这家公司是一位清华博士带头的创业公司，做的也是即时通讯软件，我试用了他们的产品有一段时间，感觉功能各方面并不比QQ差，但他们的产品在市场上始终没有推广开，没过2年就转型做其他产品了。由此看出，成功的确是一件概率事件，不是有好技术好产品就能成功的。

作为软件或者互联网行业来说，北京在国内绝对是一个圣地，无论技术、人才、投资等方面，都是国内其他城市无法可比的。作为一位从业者，不到北京工作似乎就不算这行的人。2000年春节后，我职业生涯第三次跳槽，放弃了这家公司的原始股（顺便说下，这家公司前几年上市了，当年放弃的原始股价值超过600万），来到了北京，在中关村一家国际软件公司继续从事软件工程工作，开启了我职业生涯的北京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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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古话，叫“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在中学的政治课上，这句话常常被拿出来批判，认为是宣扬自私主义的毒草。其实以我的理解来看，这话应该这么理解：一个人如果不设身处地为自己着想，趋安避危，那么天地间的自然规律会让他陷入灭亡的境地。道德经里还有句话，叫“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意思是说，天地没有好恶的意识，也不怜悯万物，任其生长，自生自灭。这两句话的意思其实是相通的，都是人生规律的概括。一个人作为自然人，天地已经提供了免费的最宝贵的东西，比如洁净的空气，纯净的水。可是作为社会人，人的欲望和需求远不止这些，所以才会形成社会，产生分工，生产更多的必需品和服务。如果把每个人比作一棵树的话，那么社会就是一片巨大的森林，每个人要走出困境，就要在这片森林里找到自己的出路。这片森林里有人所需的果实、木材，也有毒蛇毒草。现在看见各地在打击传销组织，也爆出多位刚毕业大学生被骗，付出了生命代价。看见这种新闻让人非常痛心，也只能感叹天地不仁了。

2000年我来到帝都的时候，跟那家国际软件公司谈好的底薪是每月6000，另加项目提成。这样一年下来，实际的年收入已经突破10万了。那时候我已经31岁，是个不折不扣的大龄青年，成家立业的问题摆在了面前，其实以前也陆续交过几个女孩，但多种原因下没能走到最后。我在2001年，把自己这些年的积蓄（大约有30来万）加上跟一位做生意的亲戚借的钱买了人生第一套房，总共花了60多万。那一年，也认认真真地处了一位女孩，到年底终于组了一个家，第二年也有了孩子。

那家软件公司是做大型企业管理软件的，客户基本都是央企和上市公司，很多单子都是千万级的。因此，我接触的对象也都是些央企和上市公司的高层。由于我个人逻辑性比较强，加上懂财务，对客户的业务需求能很快理解并设计相关流程方案。项目开展都比较顺利，在公司也冒得比较快，收入上涨也快，不到2年，年收入就超过20万了。

一切看起来很美好，似乎已经奔跑在阳光大道上，拿着高薪，出入于各种高级场合。那时候，周末时间，经常赶场子，参加很多论坛、群组聚会等活动，见识了不少行业和投资界大佬，像目前台面上的很多熟面孔都在现场接触过，那段经历也让自己长了不少见识。

在外人看来，我已经算是一位外企高级白领，前途远大。事实上，我那时候已经有危机感了，一个拿着二本文凭，凭借自学的计算机知识和财务知识跑到帝都来搞热门的IT，优势在哪里呢？跟那些出类拔萃的北大清华的天才学生如何竞争？有句话说，比你聪明的人还比你勤奋，你怎么竞争？关键是还比你年轻。我想我唯一的优势大概是经验吧，也许知识结构也比他们更全面些。可是经验也是有保鲜期的，等他们工作5、6年后，自己的经验就是老古董了。所以那时候，我准备充电和转型，跟媳妇商量后，2003年就开始报考MBA，大半年后，通过国考顺利考取了北京TOP3的一所大学MBA。考过MBA的人都知道，其实通过国考并不难，主要是资质够格，面试能通过就OK了。2005年，孩子也快要读幼儿园了，作为一位没有任何资源和背景的北漂，要为孩子在北京找个好学校也是一件挺难的事。加上开始考虑未来的定居城市，合计之下，又在那座沿海城市买了人生第二套房，准备以后在那定居。一番折腾后，把媳妇孩子送到了沿海城市，让老妈陪着在那生活，自己继续在北京当所谓的IT白领。

有人说人的职场经历最宝贵的东西就是攒一份漂亮的简历，此话有些道理。从我个人这些年职场经验来看，在一个长职业周期内，如果要保持不掉队，不被淘汰，一个人的职业发展就像一枚东风洲际导弹，要穿越万里时空到达终点，仅靠一级动力是不够的，必须有多级动力，当第一级推动力耗尽后，必须第二级动力跟上。如果当年在银行工作那三年，我没有好好学习计算机知识和会计知识，我不会有后来的机会。如果03年没有去考MBA，那么我后续的推动力也没有了，也不会上更高一个台阶。

2006年，我的职业轨道又一次改变了，37岁的我脱离了IT圈，转入了一家国际咨询公司工作做项目合伙人。之所以做这样的转型，是因为在那家企业管理软件公司工作期间，我已接触了各行各业很多知名企业，在服务他们的过程中，也熟知了他们的管理模式和业务特点，能够为他们提供很多流程改造，管理提升的解决方案。加上读MBA期间学习的一些知识和分析方法，个人认为更适合做咨询类工作，可以把自己的经验使用出来。那时候我的年收入已经可以达到50万水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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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的前十年，中国整体上处于收获战略红利的阶段，国家实力和财富猛增。美国由于911事件，发动了阿富汗战争，消耗巨大，一时无法顾及中国（直到奥黑上台才醒悟过来，搞了个亚洲再平衡战略，然并卵，晚了）。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后，出口导向明显，现在攒下的3万亿美元外储就是这十几年积攒的（话说中国政府跟老百姓一样哈，也喜欢攒钱）。由于98年朱铁相把教育、医疗、住房都推向市场，持续拉动了国内需求，加上大搞铁公基投资。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拉着中国经济狂飙，不到十年时间，就把欧日等国家甩后头了，从2000年GDP排名7、8位的样子窜到了世界第二。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这40年，从1978年到1997年，国内发展基本属于野蛮生长阶段，劳动力富余，供给短缺，政府监管缺失，各种妖魔鬼怪的事情都可以冒出来。那时候深圳是全国青年向往的打工圣地，打工文化流行，杨钰莹是那时候的流行文化代表，她唱的那首《我不想说》其实就是写给打工妹的，那时候企业的利润来源主要是靠廉价劳动力，并不需要多少高科技，只要招工开工生产，产品总能卖出去。第一代企业家的原始积累在这个阶段基本完成。可能现在的大学生会觉得，那时候大学生那么稀少，也算社会精英吧，应该机会一大把，很容易成功。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没有哪一代人可以轻轻松松成功的。80年代中国经济总量还很小，规模和人均都还不如印度，经济的扩张主要靠低端制造业，对高端人才的需求并不多，那时候大学生分配对政府来说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需要动员政府、企业提供岗位。大学生要在体制内得到很好的发展机会是很难的。相反，那些在野蛮成长的市场环境里浸淫的人反而可以找到一些市场空白机会。比如我的那些没能继续升学的中学同学，早早出去打工，摸爬滚打后也冒出了一些小老板，现在的经济条件并不差。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的制造业产能基本饱和了，从那时起，想随随便便开个厂就能赚大钱的机会已经没有了，企业更多需要从规模效益和技术含量中寻找利润。那时候改革开放已经20年了，老百姓基本摆脱了缺衣少食的阶段，手里多少都有些财富，市场物质丰富，但公共产品和服务开始短缺，所以朱铁相就把住房、教育、医疗这些推向市场，引爆相关投资和消费，加上后来入世，国内经济如火如荼，这个阶段持续到2008年。2008年全球发生金融危机，中国推出4万亿拯救计划，经济由此迈入了金融大跃进的阶段，说白了就是彻底的泡沫经济。在前两个发展阶段，中国的制造业和公共产品体系已经基本完善，产能和产出都能满足民众的需求。此时推出4万亿，除了继续投资一些低效率的工程外，大量的资金没有找到出口，只能在金融领域自循环制造泡沫。对于老百姓来说，能找到的最保险的财富保值渠道就是买房子，所以这些年的房价暴涨是泡沫经济泛滥的必然结果。大大这几年搞一代一路，为啥？就是为国内过剩的产能和资金找出路，要不捂在国内还不定泡沫胀到多大。

2009年，孩子读小学了，我也40岁了，开始考虑人生下半场的问题。权衡之下，为了家庭和后续生活的平稳，我计划回归那座沿海城市，兼顾职业和家庭。在一番比较和调研后，我选择了一家上市科技公司，步入了企业管理阶层，2010年春节后就正式上班了。

2011年为了改善居住条件，又购置了第三套房屋。我每一次买房都是出于个人生活需要，并非刻意考虑财务投资，虽然随着国内泡沫经济的蔓延，市场房价节节攀升，但对我生活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房价如股价，有泡沫的东西也不必天天折算市值。

这家公司这些年发展很不错，规模和效益都逐渐扩大，我在入职试用半年后，就按之前约定安排在总监位置上，待遇自然也不错。这些年来我的工作能力应该算比较强的，工作上的表现也对得起这个岗位。在忙忙碌碌中，一边工作一边生活，可能年轻时侯的危机感没那么强了，想安稳下来在这里退休。也许正是这种多少懈怠的心理被人利用了，在企业政治文化没有警觉，导致这么一个意外。以本人多年的职场经验和见识，当然不会被这事给打趴下。企业高层的这种竞争从来不新鲜，尤其在企业兼并过程中，远的如新浪创始人王志东，当年在引进新股东后被血洗出局。近的像贾跃亭，把乐视网卖给了孙宏斌，还幻想着继续做董事长总经理，没几天就被撸了。至于外企那些表面光鲜的白领，头一天还感觉良好，第二天就被逼交钥匙的更是屡见不鲜。

发这贴既不是个人想不开，也不是寻安慰，就是给自己梳理一下这些年的经历。取这么一个标题，也是为了吸引眼球，毕竟写了半天不希望沉海底没人看。本人未消沉，也不颓废。至于有些看客关心楼主财务有没有自由，资产若干？也请好奇者自己判断，本主不知如何回答，有一点是肯定的，不工作也能生活体面，不至于落魄。本主后续思考的是今后如何有质量地生活，养老还早，对打麻将公园锻炼的生活方式深恶痛绝，毕竟孩子还不大，不想给他做坏的示范。如果继续工作，也绝无可能随便将就，跟80、90后抢岗位。目前主要的思考方向还是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做一些顺势而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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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刚出校门的90后来说，26年的职场生涯无疑是很漫长的，可是对经历过的人来说，却感觉这些年一晃眼就过去了。有时候也会想想自己怎么就一步步就走到了今天这样子。当年那些同学和身边的人为什么现在生活差异会这么大?

说说当年身边的同学和认识的人的人生嬗变故事，包括跳龙门的和跌坑里的，总结一下原因。

A：是我高中的英语老师，女的，年龄大概也就比我大4、5岁.父母都是小学老师，当初考上师范专科学院（大专），毕业分配到县中学教英语，她和老公算是青梅竹马，老公（当时还是男朋友）的母亲跟她父母是同事，也是小学老师。他比我英语老师大2岁，当年考了东北一所财经大学。俩人感情很好，在大学期间就一起琢磨毕业以后怎么到一起生活。后来男的毕业分到一沿海城市省外贸公司工作，这位英语老师在学校教了大概4、5年左右时间，男的就把她调到自己单位工作了。在外贸公司，男的做财务，女的做业务，利用外语优势经常出差欧美跑客户。到了90年代末，俩人羽翼渐丰，就出来自己办厂子，翘单位的外贸单子。由于前些年铺垫比较充足，业务顺风顺水，很快做起来了，他们做的是皮件服装，最火的时候能把一个省的牛皮买空。由于2001年中国入世，外贸业务更是突飞猛进，趁着这个势头，他们的业务也高速增长，到2006年时，年出口就超过6000万美金了。那年趁出差机会，去他们公司参观，看见车间墙上刷着标语：今天不努力工作，明天努力找工作，印象挺深的。现在他们公司的服装在欧美很多著名百货商场都有专柜，具体身价不清楚，估计也超10亿了吧。
　　

我总结他们成功的原因，一是少年老成，很早就懂事，能给自己未来做长期规划。二是夫妻合力，能力互补；三是能在身边锚定机会，做好充足准备。

B：就是当年和我一起从那个乡镇中学考到县高中的几个同学之一，中学时期，他的学习成绩很不显眼，差不多就是中游偏上一点。高考算是超长发挥，考上了本省的一所农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回了县里，在农机公司工作了2年，抓住一个委培机会考上了另外一个省的农业大学研究生读书，后来一路读到博士毕业，分配到一个著名旅游城市的大学当老师。当时那个大学有个校办公司想转制，这位同学通过博士导师的关系给弄到手了，公司是搞地产相关的配套业务，这些年房地产火爆，业务自然不必担忧，这样几年下来就积攒了好几百万的资金。2001年回县里买土地，做房地产开发，那时候县级地方土地极为便宜，几乎半卖半送，这样没几年，就赚了2个亿左右。有了这个钱，又来个回马枪，在旅游城市买地盖大型商场，物业面积超过10万平，没准看客里有人去过那商场购物过。该同学现在一边在大学当教授，一边经营商场，成了名副其实的人生大赢家。

总结他的成功原因，一是抓住了关键机会，二是立足自己专业搞土地相关业务，三是善于利用资源，四是运气不是一般的好。

C：是同届的高中同学，虽不同班，但课余也有交集。这位同学高考落第，没能上大学，早早去广东打工，早些年也吃了很多苦头，找了个老婆连生两个女儿，老娘对他老婆极为嫌弃。俩贫贱夫妻早期也做过很多营生，辛苦度日。男的到了快30岁时，去了一家台资速冻食品企业打工，台湾老板看他本份就经常带着他做跟班，跑前跑后那种。后来老板有一次故意从兜里掏钱掉地上，假装不知道，这同学就赶紧捡起来交给老板。老板由此认为他是个可靠的人，就让他做业务，做了一个省的产品代理。从那以后，俩夫妻也是非常努力，早出晚归铺货，奋斗多年，现在一年能出货2亿多，利润也在2000万以上。
　　

总结他的成功原因，一是能吃苦，二是为人忠诚，得到贵人相助。

上面这几个都是跳龙门的，下面说几个人生的LOSER案例。

D：其实是一类人，就是那些出身农门，社会资源极为匮乏，自身的心智又没得到开发，读书不行，早早回归家庭的，跟咱们国家的农民整体命运几乎一致，一辈子在农村伺候农地，也有出去打工的，没有技能，只能在最底层卖力气，用不了几年就回家守着老婆孩子过日子了。

E：也是高中同学，没考上大学，但通过招干进了县里的机关单位，以他为代表，代表了在体制内的一群人。各方面资质都不出众，对社会和单位现实不满，但又没胆量跳出来。在基层还算体面，也能找个门当户对的媳妇，一般都是机关的找个本地老师或者同样机关的这种。仕途上没啥出息，能爬到副处就是到顶了，一般能到科级在当地就算有头有脸的，很多都是普通职工。经济上，靠体制内那点工资能勉强过日子，大的支出可能要攒大半年，去大城市旅游多半找同学在人家家里蹭着住。他们的心态普遍是失落的，感觉没赶上时代的发展，牢骚满腹。

F：这类算是半体制内的，一辈子在国企工作，从没跳槽，个人命运跟企业命运息息相关，可以说梆在一起了。效益好的，能比在机关的收入强些，效益差的连吃饭都发愁。这一类，如果不是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很多都早早提前退休，守着社保过日子了。

总结D、E、F这几类，普遍对自己的人生缺乏规划，依赖外界的力量，对自己缺乏自信，性格上偏安，怕风险。

本帖前面也提到个人命运的问题，大的命运是时代造就的，像AB，都抓住了时代赋予的机会，顺势而为，成了大赢家。小的命运，个人奋斗就很重要，像C,自身条件不行，能靠忠诚和吃苦翻身。以本主这48年的人生经验来观察，一个人要做成一点事情，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借势借力，能看到趋势，能借别人的力，这样做事就会事半功倍。二是能力不能错配，有的人智力平庸，却总跟别人斗心眼，自身不努力老想想找窍门，占别人便宜，这种人必定输在一个蠢上。有的人情商不高，沟通能力不强，却喜欢拉帮结派乱站队，最后也多半成了别人的炮灰。对一个智商情商都不高的人来说，还有一个咸鱼翻身的机会，就是信用，守住个人信用，发挥到极致，就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和贵人提携。一个人一辈子会遇到很多人，但真正在意你，能把你放心里的少之又少，同样，能够完全信任的人也不多。能被人信任是一种成就，也是个人的宝贵品质。对于刚毕业的学生来说，我特别想提醒他们能在职场培养自己的这种品质，如果觉得自己智商情商都不够的话，诚信是最有用的成功敲门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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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贴友对当年朱铁相很反感，觉得他搞国企改革，让大批国企员工下岗，愧对老百姓。这事怎么说呢？当年他如果没有这样的大破大立，中国后来肯定也没有现在这样的发展成果。他的政策让很多下岗家庭承担了历史负担，背负了国家的转型成本，这是事实，也是国家亏欠这些下岗的一笔债。但另一方面，朱是个真正懂经济的人，他为国家经济发展奠定了非常好的体系框架，他在任没有玩金融泡沫，而是实打实地抓建设。贴一组数据可以佐证，他主政那些年，M2增长很温和，M2狂飙是胡温时期的时期，记得涛哥有一年说过，要让人民享受资本性收益，这话要到后来很多年才让人醒悟，啥叫资本性收益呢？就是你坐在那里，你家的财产都会升值，身价睡个觉醒来就涨了。想想这些年房价的上涨，估计人人内心冷暖自知吧。
　

M2在1997年末为9.1万亿； 

1998年末为10.45万亿；
1999年末为11.99万亿； 
2000年12月为13万亿；
2001年12月为15.29万亿； 
2002年12月为18.32万亿；
2003年12月为21.92万亿。（朱2003年3月退休）
2004年12月为25.32万亿；
2005年12月为29.88 万亿；
2008年为47万亿；
2009年为60.62万亿；
2010年为72.58万亿；
2011年为85.16万亿；
2012年为97.41万亿；
2013年为110.65万亿；
2014年为122.84万亿；
2015年为139.63万亿；
2016年为150.59万亿；

从1997年到2016年，二十年间涨了16.5倍，差不多每5年翻一倍多。同样的倍数，绝对值增量却越来越大，所以最近几年资产的价格上涨也是简单粗放，越来越让人瞠目。赶上趟的天天晒资产，没赶上趟的靠工作攒的积蓄还赶不上房价的增幅，这样下去就会制造绝对贫困人口，而且是以年轻人为主。市场积累的风险就会越来越大，直到出现经济危机，经济危机通常以金融危机面貌出现。为什么现在政府这么重视风险管控呢？主动挤泡沫不是单纯为老百姓好，是怕国家整体资产负债表爆表。

挤泡沫第一招就是按住房价，各地都出台限购措施。第二招就是去杠杆，压缩信贷，企业和个人贷款都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第三招就是捂住外汇储备，不让王首富他们去国外买酒店、影院。第四招就是供给侧改革，压缩过剩产能，让污染、技术落后的企业倒闭关门，这些企业倒闭后，空出的市场就腾给留下的企业了，价格就有了抬升的资本（竞争少了），失业的员工就跑到劳动力市场找工作了，企业成本就下来了。这样行业整体利润就上去了。银行坏账就有救了。第五招就是一代一路， 把国内过剩的一些设备、产能往国外倒，一来可以盘活闲置资产，一来可以赚外汇，多好的事情啊。

有时候想想政府高层那些人其实也跟企业老总差不多，天天算账，怎么把国家经济管理好，跟大家也没有太大区别。无非管的摊子大小不一样而已，使用的工具不一样而已。他们玩宏观，我们玩微观。作为老百姓，看清政府的思路，在微观里找自己的机会，算是一种人生对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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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国运与个人命运。

一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其实是息息相关的，这一点可能很多年轻人（特别是愤青）体会不是很深，但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对这一点的体会就会越深。认识到这点，在规划自己的事业和职业的时候，就应该努力把握住大方向，顺势而为，不至于南辕北辙，犯方向性的错误。有句话说性格决定命运，这话说得有点肤浅，往深了说，其实是性格影响人的认知，比如说有的人的性格偏消极，对外界容易做出悲观的判断。有的人天生乐观，对新事物容易接受，更容易抓住机遇。每个人的行为动机都是基于个人判断，这种判断的依据通常受微观的环境影响，能从大局思考做宏观判断的人很少。

回顾中国过去40年的改革发展道路，虽然中间有很多沟沟坎坎，但整体上国运是向上的。一个人的一生只有几十年，职业生涯更短，但一个国家的国运则通常以百年计，看看中国历史，汉、唐、宋等盛世，兴盛繁荣期都长达2、3百年，近代看英国、美国的崛起，都持续了百年以上。所以，近代中国衰落了数百年后，如果从建国时开始算一个兴盛周期，到目前也不到70年。如果从1978年开始算起，更是只有区区40年，从一个国家的发展长周期来看，中国崛起兴旺的时间还很长，即便中间会出现波折，也不会影响这个长周期，对于当代人乃至我们后代2、3辈来说，都不用担心这个大周期会突然逆转，因为概率太小了。认识到这点，是对自己事业和职业规划的最基本认知。换句话说，对国家未来几十年的发展，你必须持乐观态度，对各种崩溃论，危机论可以一笑而过。

在这个大的判断基础上，如何认识未来几十年的国家和经济发展轨迹和特点呢？在政治上，目前的体系和架构基本不存在大的变革可能，虽然这个治理体系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几十年，无论在经济发展上，还是对国外民主制度国家的竞争上，我们都全方位胜出，它的生命力和竞争力都是经过实践检验的，何况它在中国具有不可替代性。作为个人，不管喜欢不喜欢，它必然继续长期存在和发展。很多愤青拿现实的种种不公和不满来抨击这个体制，发发牢骚可以，但如果基于这种判断藐视它的存在和广泛影响，从而做出个人的人生规划，恐怕踏空的概率会非常大。所以，对于风险厌恶型人格的年轻人来说，在体系内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规划是很保险的选择。

在政治体系相对稳定的发展过程中，国家宏观经济的整体发展趋势更能直接影响个人的事业成果和职业选择。在国运长周期兴盛的背景下，经济的发展并不总是表现得一帆风顺，尤其是开放性经济，国外影响因素也很多，一个国家政府并不能完全把握宏观经济的走向。中国这40年来的经济发展，也经历过多次波动，从增长周期来看，大致是7年发展周期，3年调整期，然后再循环。从产业发展周期来看，则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再向商业社会转型，从粗放经济向集约经济和技术驱动转型，从产能扩张到产能过剩发展，从资本不足到资本过剩发展，从低端消费向高端消费发展。这种变化趋势构成了未来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和脉络，对于企业来说，顺应了这个趋势，发展就会越来越好，相反，就会被淘汰。天涯里常常有很多小企业主哀叹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其实，这跟企业主的能力无关，而是产业发展趋势使然。产品没有技术含量、市场需求萎缩、以前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日益丧失，任凭业主能力再强也回力无天了。所以，对于目前大学毕业生来说，无论如何，我都不建议去趟低端制造业的浑水，不要把最宝贵的青春资源浪费在逆趋势的经济体里，你在那里的职业经验基本毫无价值。具体而言，港资、台资和小的民营传统制造企业都可以不考虑，除非是你家的家族企业。

选对一个行业，可以对自己的职业发展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换句话说，可以享受行业景气的红利，很多时候，这个红利比自己的老公所得要大得多得多，比如你的公司给了你期权，企业上市了，你的股权价值可能是你薪酬所得的几十乃至几百倍。相反，选了一个萎缩的行业，这个行业萎缩带来的利空就必须由整个行业的人来承担。

如果选择企业就业，如何分析一个行业和一个企业是否有前途是非常考验眼力的事情，以本主近30年的职场经历，个人认为建立一个好的分析框架是非常有必要的，本主尝试跟大家分享一下个人的经验。

从通常的分类角度，一个企业通常会被按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这样来进行分类，然后在每个大的分类下再进行小的种植业、渔业、林业、机械制造业、化工业、金融业、餐饮业等分类，这种分类方法对国家统计部门比较有效。但对个人分析企业的发展前景就不是那么有用了，毕竟在每个小分类里，也有好的企业和不好的企业。本人更愿意从企业存在的本质角度来判断企业的定位。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资源依赖型，资源有很多种，包括矿物、土地等硬资产资源，也包括人力、金融、政府影响力等软资源，这类企业通常可以从占有资源的多寡和资源扩张的能力角度来判断企业发展的前景；第二类是技术驱动型企业，这类企业的发展更多依赖于技术领先和创新，几乎所有的制造业企业和科技型企业都是这种类型，因此，判断这个企业有没有前途就看这企业技术是不是过硬，创新能力如何？技术代表的是创造利润的能力，创新能力则代表了持久发展的能力；第三类就是商业模式依赖型，几乎所有的服务业和互联网企业都是这种类型，这种类型的企业的发展前景往往依赖于它的商业模式是不是符合社会商业发展的需要以及适应未来商业发展趋势的能力，可以说创新能力和快速转变能力是这种企业的核心。一个企业的存在，从本质上说，必须在这三种类型中占有一席之地，否则它的存在就没有价值，不会有发展的潜力。很多时候，一个企业可能从三个角度看，都有一定的存在，比如一个资源依赖型企业，它可能也有很强的技术或者商业模式，表现为复合交叉型，但本质上，它必须有一个核心的发展驱动因素。

从以上的分析角度可以大致判断一个企业“是”什么，也就是它存在的本质。在这个判断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这个企业有没有市场竞争力和发展潜力，则需要观察这个企业在组织人、财、物进行价值创造方面的能力，是否有支撑企业发展的足够人、财、物资源？人、财、物资源获取能力如何？组织人、财、物进行价值创造的效率如何？如果这几方面都能给不错的评价，这个企业基本上就是一个“体质”不错的企业（企业跟人一样，有好的体质才有拼搏的资本）。从这个角度分析，主要要判断这个企业能做什么。

选中了一个体质不错的企业，是不是就可以托付妾身呢？其实还不够，就像打牌一样，抓了一手好牌，是不是就能赢呢？未必，不会打牌也是白搭。在以上分析企业是什么和能做什么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分析“我”在里面有没有发展机会。这就要分析企业文化和管理水平了，也就是企业是如何构建责权利体系的。往大了说是企业使命、愿景、价值观，其实企业使命、愿景、价值观要落地，就是通过构建责权利体系来实现的。一个企业如果能构建高效的责权利体系，起码是八段高手了。很多企业，包括有些巨兽型的企业，其实都没有这个能力。马云为什么能做起来，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建立了别人无法企及的企业责权利体系，他在这方面是绝对的十段高手。它把企业使命、愿景、价值观完美地分解到了企业的责权利体系中，使得企业具备了所向无敌的扩张能力。

总结以上，分析一个企业，可以建立一个“这个企业是什么”、“这个企业能做什么”、“我在这个企业里能做什么”的三个层面分析框架。基于这三个层面的分析判断，基本可以保证不会嫁错郎。

结合微观层面的企业分析和大的宏观经济周期分析和产业发展分析，大致就能判断自己应该进入什么行业，选什么企业了。当然，更进一步的，自己对自己要有能力和偏好分析，在对的行业和好的企业里面，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是技术偏好还是交际偏好？是管理偏好还是市场偏好、运营偏好？总之，选好行业、选好企业、选好自己的定位是职场成功的三大基本功，希望本主的个人见解对刚毕业的大学生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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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到大，政治课或者德育课上，老师总免不了讲三观（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那时候，年少轻狂，很厌烦这些，觉得是假大空，没有实际意义。可是如今识得愁滋味，才发现，人的一生就像蚕蛹，被三观这个蚕茧牢牢束缚。每一个人的人生抉择、喜好厌恶、行为动机又有哪一样不是受三观驱使呢？

说说世界观，前两年有个中学女教师辞职，辞职信写了句很有情怀的话：世界很大，我想去看看。这句话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为什么很平常的一句话就能引起这么大的共鸣呢？因为认知世界是每一个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心理需求，人太渺小，世界太大，而人心比世界还要大。一个人要形成自己的世界观是建立在认知世界的基础上的，这种认知，首先是教育，其次是行为实践。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其实意思就是强调一个完整的人必然要把自己的认知跟自己的行为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观察社会上的形形色色的人，能形成自己完善的世界观，做到知行合一的人简直就是凤毛麟角了，可以说绝大部分人都是随波逐流，湮没于芸芸世俗中了。

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形成了我们的世界观，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反映到我们自身的行为价值取舍就形成了每个人的价值观。人活世上，都在追逐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摒弃没有价值的东西。有些东西的价值是公认的，大家都喜欢，比如健康、财富。有些东西的价值则是有认知分歧，各人有各人的认知，比如权力、美色，更有些东西，价值取向则可能完全相左，比如宗教信仰、风俗文化。不同地域、不同社会下的人的价值观是存在显著差异的。本主不想高谈阔论，谈太宏观的东西，就聊点世俗社会的价值取向。世俗社会的价值观通常是功利的，比如说什么是好工作，大家都会选待遇好、稳定、闲暇时间多、社会评价体面的工作。如果大家都对好工作形成了共识，那么在供给有限的情况下，就形成了竞争，有人能如愿，有人就会被PK掉。这样的话，人们就会有次优选择，可能会选择待遇好，但可能需要付出更多劳动和闲暇时间的工作，依此类推，在价值链上从最高层到最底层，把世俗社会的各种需求填满。媒体上常常说职业不分高低，环卫工、快递小哥跟金融街那些白领是平等的。这话如果正确的话，为什么没什么人愿意去做环卫工，都想做写字楼白领呢。说到底职业在价值链上是有社会共识上的高低排序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和公民权益的平等并不能掩盖职业的价值不平等。

一个人活一生，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在有意识无意识构建自己的价值观，有意识地构建和被动构建对人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在本主看来，一个敢于创业的人，至少是有强大价值观信念的人，认定自己的创业行为能创造超世俗的价值，否则很难突破周边人对世俗价值的约定俗成。

如果说价值观是一个人成就一生的路径选择，那么人生观就是人生高度的自我标杆了，一个人一生能做成多大事首先依赖于对自己的人生给予多大的期望。期望值越大，成就越大？那倒也未必，但没期望肯定是成不了事的。用马云的话说，梦想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对于年轻人来说，有必要时不时反省一下自己的三观，有意识地培育自己的一套三观体系，多一些思考，少一些愤世嫉俗，在急速变化的社会发展环境中，谨慎寻求自己的成功路径。

五味杂陈的2017年过去了，我的人生在这一年走入了一条岔路，前途未卜，不知还能不能重回康庄大路。2018年，最大的愿望是自己和家人健健康康，平安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