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宜宾市市长嫌工资太低,辞职后,他光脚坐在火车站里的照片火了
前段时间,
一个在火车站等车男人的照片火了!
很难想像
他原来是四川某市长
简单朴素的绿T黑长裤、光着脚、靠墙倚坐,
手边放着两瓶几块钱的饮料……
车站里似乎从来不缺这幅装扮等车的人,
为什么偏偏这个人火了?
原因只有一个——他叫樊建川 。
当天,樊建川正在重庆火车站候车,
忙完重庆建川博物馆事宜后,
正准备出发返回成都。
樊建川何许人也?
34岁就当上了宜宾市常务副市长
为何辞职?
当时他曾以副市长身份,
参与了一次夜市摆摊活动,
为的是亲身体会市场经济,
还引起宜宾市一阵轰动。
不体验不要紧,这一体验,
樊建川的眼光就更远了。
即将升任市长之际,
他主动辞职,下海经商。
1993年,他跟朋友凑了笔钱,
合伙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
辞职原因: 市长工资太低
1957年樊建川生在四川宜宾,
父母都是军人,
他自幼就很淘气,狠劲十足,
跟别人打架打赢了,
父亲不仅不罚他,还奖励白酒喝。
父亲常对他说:
有气是人,无气是尸,
人活着就是为了一口气。
文革轰轰烈烈来袭时,
父亲未能幸免被关进牛棚,
可他好奇父亲为什么被批斗,
就开始偷偷找跟父亲有关的传单、小报,
渐渐地,收藏报纸、书信和奖章,
成了他割舍不掉的兴趣。
幼儿园小伙伴都笑他父亲是汉奸,于是他把成绩单上父亲的名字抠掉了,这份不敢交给父亲的成绩单,也成了他的收藏品
高中毕业后,他成为了知青,
劳动艰苦至极,他被饿晕过两次。
之后正好碰上招兵考试,
为改变命运,他急忙报名参加了,
一见到领导就开始表演:
写毛笔字,吹笛子、拉手风琴……
领导一看,这兵可以啊!
二话不说就把他带走了。
他的军旅生涯,
是从冬天零下40℃的内蒙古开始的,
两年后,他不但成为特等射手,
还当上了学雷锋的标兵。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
他立即报名参加了,
全军80人报考,却只招1个。
一般人光是想想就要放弃了,
可他偏不,非要拼命试试,
这一试没想到,
他真的考上了西安政治学院,
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
由士兵考入军校的大学生。
毕业后,他进入重庆三医大任教,
在教书的8年时间里,
他曾冒生命危险,
扑救过一个错扔手榴弹的女兵。
1987年,他又转业到宜宾地委政策研究室,
几年时间里跑遍了整个宜宾农村,
他写的调查报告,
更是多次在国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
这一写,竟让他得到了
宜宾市委书记的青睐,
成了宜宾市委书记赏识的秘书。
1992年,他就成了宜宾市,
最年轻的常务副市长,
不到一年,表现优异的他,
又被组织通知将被提拔为市长。
仕途一帆风顺,前途无量,
可他却做了个让所有人震惊的决定:
辞职下海!
原因就是:工资太低!
彪悍的他,毫不犹豫地甩了政府。
1994年,他凑来资金,
创办了“建川房屋开发有限公司”,
再往后的十多年时间里,
他站在中国房产开发大潮的风口,
凭着“忠义勤信”的企业宗旨,
将白手起家的企业,
硬是做进了四川省的前10名,
个人资产已达到二三十亿,
还登上了中国富豪榜。
而后来的汶川地震,
更是检验了他的企业魂,
当时震后屹立不倒的房子正是他建的,
老百姓纷纷打出条幅表示感谢。
他成了名副其实的亿万富翁,
在成都市最繁华的地段,
不仅拥有自建的商品房,
还有办公楼、商铺、加油站……
可他当上大老板后,
却离老板们玩的圈子越来越远。
当年,他辞职不肯当市长,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市长的收入,
不足以支撑他收藏物品的爱好。
和那些紧盯字画古玩的大老板不同,
他从小到大,只爱在垃圾堆里扒拉个不停,
别人当破烂的东西,他却当宝贝,
身边的老板们都嫌他“品位”太低。
可他们却不知道,在樊建川心中,
有一个远比收藏品更有价值的梦想。
那就是他希望有一天,
把自己打拼十多年得来的财富,
和几十年的收藏全部用来建博物馆,
因为这100年里中国人遗忘的太多,
他要为这个民族留下记忆。
转眼到了2005年,这一年意义非凡,
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他意味深长地说:
这是一个甲子,是我们民族的大事,
我想,我必须有所舍弃了。
他决定正式开始建立博物馆,
身边朋友听说后,都急忙苦劝他:
要让一个人完蛋,就让他吸毒;
要让一个企业完蛋,就让它建博物馆!
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当然知道,
这样的投入一定是无法收回的,
就连平日的运营成本能平衡,
都一定是稀有其例的。
许多人都嘲笑他是“樊哈儿”,
因为在四川话里面,“哈儿”就是傻子的意思,
说他已功成名就,还非要拿老本去拼命。
而他却是彻底铁了心:
四川有两千家房地产开发商,
少我一个没关系,中国十三亿人,
12.5亿都应该过自己平淡的正常生活,
但应该有一部分人挺起脊梁,
敲响警钟,去做牺牲,
我就想做一个敲钟人!
2005年8月15日必须开馆!
于是,他便开始了倾家荡产的行为,
先是卖掉自己的办公楼、商铺、
还有加油站,把所有属于自己的钱,
全部都投进了要建的博物馆里。
可是,以一己之力,
建一个诺大的博物馆,
这不是光有钱就能办到的事。
他四处找地,可别人都以为他是骗子,
谁能相信,一位精明的房地产商人,
会为了情怀,来做这种傻事呢?
最后,只有大邑县信了他,
找到地之后,他马上定下目标:
9个月建5个博物馆。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人们都摇摇头说他疯了,
可他却咬着牙非干不可。
他连续9个月吃睡都在工地上,
晒得焦黑,困了就在纸板上躺两三个小时,
他相信:
举头三尺有神明,
几百万将士的英灵会保佑我的。
9个月后的2005年8月15日,
五大主题馆,
中共抗战的“中流砥柱馆”,
国党抗战的“正面战场馆”,
美国援华的“飞虎奇兵馆”,
“不屈战俘馆”“侵华日军罪行馆”,
经6部委严格审查,全部合格,
正式对外开馆。
馆内陈列着他几十年来,
上山下海,冒着风雪捡到的各式收藏品,
数量和价值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手写资料30吨,书信40万封,
日记两万本,像章百万枚,
总共800余万件藏品,
经鉴定的国家一级文物就有153件。
历经后续的再建设完善,到今天为止,
这里已是中国最大的博物馆聚落,
总共30个分馆,
占地总面积500亩,超过近1000万件藏品,
是目前国内民间资金投入最多,
建设规模和展览面积最大,
收藏内容最丰富的民间博物馆。
在游客接待中心的墙壁上,
写着他的自白:
为了和平,收藏战争,
为了未来,收藏教训,
为了安宁,收藏灾难,
为了传承,收藏民俗 。
那段尘封而沉重的历史,
就这样被他彻底的激活。
一座警醒世代的博物馆,
令所有前往参观的人们,
无一不震撼、动容、
然后流着泪离开……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只有触摸历史经纬里的铮铮铁骨,
穿越时空,
感受那段真实清晰的岁月,
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
壮士群塑广场,
约3000平米的中国地图上,
200多位抗战名将和著名烈士的铁像,
站在他们战斗或牺牲过的地方,
令人肃然起敬。
左权将军的女儿也来了,
她一看到自己父亲的雕像,
就泪如泉涌,抱着雕像痛哭:
爸爸,我抱抱您!
平日里,他也喜欢穿行在群雕中,
因为走上一圈,心里就很亮堂,
尤其是在苦闷苦楚的时候,
面对壮士广场上的每一位壮士,
他就会感觉到自己充满了力量。
而老兵手印广场更是触动人心,
曾经抠扳机的手、扔手榴弹的手、
挥舞大刀的手,
都在这里留下了珍贵的手印,
每一个鲜红的手印,
都印出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为取这些手印,他曾跑遍全国,
甚至还多次跑入了太平间。
正是这些无数双手,
曾在中国力挽狂澜,扭转乾坤,
将整个中华民族的未来托起。
他说:一个民族不能忘记她的捍卫者,
在这些老兵凋零之前,
我们应留下他们的印记,
以为永世的纪念。
樊建川带着一批文物赶飞机,
却在机场被安检部门拦下,
由此牵出一段感动每个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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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帮助中国抗击日寇,
曾有4000多名美国军人,
牺牲在中国的土地上。
为尽可能还原那段历史,
他爬雪山过草地,
四处收罗美军在中国的痕迹,
找到不少当年的资料、航图、
仪表等各类物资装备。
正是因为他的坚持不懈,
国内这个目前唯一专门纪念抗战时期美军、
特别是美国空军对外援助的博物馆,
吸引了不少年近耄耋的美国老兵。
每个来到这里的美国老兵,
一看到这些熟悉的物件时,
都会像孩子一样失声大哭。
美军飞行员克尔的儿子戴维·克尔来了,
他将父亲抗战期间在华所用的物品,
全部毫无保留地捐给了博物馆。
垂垂老矣的原美军飞行员,
格鲁伯也坐着轮椅来了,
他一看到墙壁上的照片,
马上就哭起来了: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专门纪念美国志愿航空队的纪念馆。”
他拉着樊建川的手颤抖地说:
“我的青春,我最好的青春在中国。
我为人类和平作出的最大贡献,
就是在中国参加了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
之后,他将60多年前用的飞行服、
奖章、证书、帧有女友照片的相框等,
20多件视如生命的私人藏品全部捐赠。
2008年,樊建川被美国布莱恩特大学,
授予企业管理博士的称号,
表彰他所创建的援华美军博物馆。
而最触动中国人心弦的,
无疑是抗战博物馆。
为了收藏日军的侵华物证,
他前后历时20年,
多次奔赴日本购买日军侵华时期的画报、
杂志、书籍、日军曾使用过的明信片、
作战地图、钢盔、军服、望远镜等等,
最终,他找到了大量关于,
日本侵华的珍贵历史实物和史料。
这个抗战博物展馆里,
按时间跨度分为了15个展览单元,
按照类别又分为“大屠杀”、“三光罪行”、
“细菌实验”、“慰安妇”等12个展览专题,
总共展出了6000余件,
1931年到1945年间的侵华日军罪行实物。
锈迹斑斑的钢盔、枪支、手榴弹、
发黄的报刊、文件、各类证书等,
都记录着那个年代的残酷与血腥,
同时,也记录着中华民族的不屈。
日本侵华老兵盐谷保芳,
每年都要来到博物馆捐赠侵华文物,
在壮士广场,他还手绘草图,
恳请樊建川给他塑造跪像,以示永远谢罪。
他建造这个博物馆的目的,
就是希望那些歪曲事实、
否认侵华历史的日本人,
都能来看一看,
日本是不是真的犯下了滔天大罪。
他说:事实胜于一切,
这里的文物胜于一切,
侵华日军的罪行桩柱件件,罄竹难书!
他想让建川博物馆成为,
国民忧患意识和奋发图强精神的‘钙片’,
只有回顾历史,记住历史,
我们中华民族才能更加坚定的向前。
一个国家的光荣,
可以让13亿人中的每一个人,都去分享,
而国耻,更是同样需要每个人都去承担。
在这里几乎每一个馆的落成与开放,
都牵涉着成见的爆发,价值观的争议,
还有那些居高临下的道德指责,
可他却始终用执着去应对。
他正准备揭幕第一个汉奸博物馆,
建筑已经建成,文物已经备妥,
但一直没有展出。
因为汉奸的后代,
总是动用各种力量来阻挠。
即便如此,
他并未停下揭开历史真相的脚步,
他说:现在有房奴、车奴,
我称自己是‘馆奴’,
如果老天爷还让我多活几十年的话,
我会一直做下去,
我要在有生之年建100个说真话的博物馆。
现在不是说中国梦吗?
这算是我樊建川的中国梦吧,
真成了,让我马上死都可以。
这座博物馆里躺着的,
不仅仅是中国的历史,
更是社会理想,只有将文物摆出来,
才可以提高历史的像素,
像素越高越清晰,
就越能震撼人心发人深思。
为建博物馆他砸了十多个亿,
为了养活博物馆,
他重拾老本行去讲课,
他还坚持写书、卖唱录CD,
有时一天写好多幅字卖掉,
“一幅字,无论大小10000块,
为了博物馆,我就是这么不要脸!”
当初的亿万富翁,
生活是过得是越来越简朴了,
从大城市搬到了小镇,
大房子变成了小房子,
每天穿几十块的衣服,
上街吃几块钱的豆花血旺,
可他却乐在其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动荡年生,蜷缩小镇,
偷度余生,夫复何求。
这个冒险家总能颠覆别人的想象,
走最不寻常却最让人佩服的道路,
他曾对朋友说过:
也许要有一辈子的疯狂和野心,
才能成就终身的良心。
这个穷极他一生财力,
物力与精力建成的博物馆,
他说:要在百年之后全数捐给国家,
他从来没把博物馆,
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
他说:我是社会财富的暂时看护者,
我只是替国家保存记忆,
这些东西是我私人搜集来的,
但它们更属于这个国家。
2007年,他当众口述了这样一个遗赠,
并转身告诉自己的女儿:
你以后到博物馆也要买票。
不仅如此,他还在遗嘱中,
作出一个更令人惊讶的决定:
我死后,皮囊交给,
我曾工作过八年的第三军医大学。
零碎部件如角膜等,随便取,随便用;
骨骼做成标本,亭亭玉立,
用于教学,告诉未来学生,
这就是老教员樊哈儿;
皮剥下来,绷一面军鼓放在博物馆里。
谁要敲一下,他就出现在,
声控电视墙上给他唱首歌,
但敲鼓人必须给博物馆捐1000元钱。
他把献身博物馆的愿望,演绎到了极致。
他说的这些计划,
妻子都被他说服,同意并签字了,
只有剥皮做鼓的事,她怎么也不肯同意,
她怎么能忍心呢......
可他仍然坚持每天用手在身上拍打,
因为医生说这样有助于皮肤和脂肪分离,
他说:多简单多好的事儿啊!
私人建立规模宏大的博物馆,
这是一件空前绝后的事,
行动者必须具备:
足够的金钱,够理想主义,
够无私无畏,孤军奋勇,
舍私利成大义。
“每个博物馆都在代表我说话”
据说,要真正把建川博物馆细看上一遍,得在安仁住3天。
若非亲自来过,否则很难想象,这个距离成都数十公里之外的小镇居然有如此之众的收藏。倘若来看过一遍,也就明白了大概——除了那些传统意义上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物,似乎什么都能被樊建川收入囊中。
就拿“5•12”汶川大地震馆来说,第一支到映秀的冲锋舟、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站在废墟上讲话的话筒、“敢死队”出发前喝壮行酒摔在地上的碎碗……甚至地震后被埋36天救出的“猪坚强”也被他找来,圈养在门前的空地上,有专人喂养和打扫猪圈,游客少的时候还要放它出来散步遛弯儿。
樊建川说,“我的博物馆不按套路布展,观众能看清是其一,能思考是其二。野生,山寨。”
走进建川博物馆的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感受:建筑造型、展陈风格、展品内容和年代都迥然相异的20多个展馆,却带给人一种隐隐约约的“相似感”。而知晓建川博物馆建设背景的人则不难发现,这种相似感来源于它们共同的主人———樊建川。
建川博物馆聚落中,几乎每个场馆的展陈设计都透露出樊建川的理念和想法、态度和风格,直白地在大到展厅场景、小到展品摆放中一一显现。比如,战俘馆的地面是钢板,代表钢铁意志;川军馆的地面用的是当时四川人家里最常见的石板,为的是让人们不要忘记三百万川军战士的流血牺牲。
“每个博物馆都代表我在说话,都表明了我的历史态度。”樊建川说。
日军侵华罪行馆,他请来了日本的世界级建筑大师矶崎新来设计,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在建筑大师面前,樊建川没抛开自己的执拗,他在矶崎新的设计方案上做了几点改动:“最开始正门很大,我觉得不行,在旁边开了一扇小门进去,用1931顶日军钢盔象征日军侵华时的来势汹汹;以前的大门变成了出口,台阶上雕塑着日军的残兵败将灰溜溜地离开,象征抗战胜利;最开始的设计是白色的,我坚决不同意,白色太纯洁了,后来改成了灰色;这个馆的尺寸本来要高大一些,我又把它降低了……”这些改动,樊建川都取得了矶崎新的同意。
日军侵华罪行馆正门。 雷册渊 摄
日军侵华罪行馆后门。 雷册渊 摄
在这座中国目前规模最大的民间博物馆里,要把20余个展馆仔细看完,据说需要3天。尽管不能一一阅尽它的馆藏,有一处却是参观者必去的———中国壮士群雕广场。
在这个广场上,近一万平方米的土地被抽象成一幅中国地图,两百多位抗战将士的塑像静静地站立着:赵一曼、高志航、杨靖宇、狼牙山五壮士……这些抗战中牺牲的烈士,站在他们用生命捍卫的地方;还有一批人,站在当年他们全力守卫的地方:毛泽东站在延安,邓小平站在华北,陈赓、林彪、罗荣桓,还有一批国民党将领……置身其中,仿佛置身当年的硝烟里,思绪万千,不由热血沸腾。
中国壮士群雕广场。 雷册渊 摄
对话丨它就是这个时代的缩影
解放周末:作为中国目前规模最大的民间博物馆馆长,在您看来,“民营博物馆”和“国有博物馆”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樊建川:第一,他们主要的资金支持来源于国家,而我们首先要养活自己,考虑更多的是市场化,必须依靠文化和旅游的结合来“做生意”;第二,我们做的是对历史的拾遗补缺,这部分是政府还顾不上做或者不方便做的,而社会有了解这些历史和文化的需求,我们就来做;第三,对同一件事情的表述不同,着眼点不一样。同样是讲战争,国有博物馆可能从战略战术、敌我形势、国际环境来讲,而我们则讲人情、讲形象,更关心战争中那些具体的个体。
解放周末:跳脱出了宏大的历史叙事方式,是否也正因为如此,更容易打上您个人的烙印?
樊建川:不能简单地这么说。博物馆是我一手创办的,必定有许多我的想法,可事实上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感受和意见,只是由我来把它表现出来。特别是对一些重大历史题材的表述,我们的历史观、价值观必须保持正确、一致,在这个基础上再尽可能多维度地呈现当时的历史,让历史的“像素”更加清晰。
解放周末:建川博物馆的展陈非常“直白”,甚至是“直楞楞”地告诉大家,何时何地发生了什么事,这件东西是什么。
樊建川:有的人把博物馆做得很玄乎,我不赞成。博物馆听起来是阳春白雪,但事实上也可以是下里巴人的。
我一直在想,建川博物馆一定要让一个即使只有小学文化的人也能看懂,让观众不用讲解员、不用手机,只通过文物、文字和图片就能把这事儿看明白,就能知道我们想说什么,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这是最重要的。
我一直说,“我们不说话,让文物说话”,是强调博物馆的本质。我觉得现在一些博物馆“做偏了”,大量声光电效果的介入,甚至还有VR、AR,把博物馆做成了游戏厅、演艺场。我不是说不能用这些现代化的呈现手段,而是说它们不应该喧宾夺主,毕竟别人来博物馆不是来看场景和多媒体的,更大的篇幅、更多的精力应该放在让文物说话上,这是我们的原则。
可能有人会觉得我们做得很失败,但我们主要还是针对那些对历史感兴趣的、能够沉浸进去、静下心来的人,所以我们有意识地把它做得纯粹一点。
樊建川在老兵手印广场。这个广场是他征集了4000多枚抗战老兵手印建成的。他说,正是这些当年挥舞着大刀长矛、掷手榴弹、埋地雷的手,挡住了来势汹汹的日本侵略军,力挽狂澜,这些功勋卓著的手应该留下来。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解放周末:除了那些传统意义上具有收藏价值的珍贵文物,好像什么都能被您收入囊中,一个暖水壶、一张报纸、甚至地震废墟里的一件婚纱……您挑选藏品的标准是什么?
樊建川:首先是量,一般我都是批量收集,然后再根据展陈内容在当中慢慢挑。有三个标准:一是对记载历史有意义的;二是特别容易被人遗忘的;三是标志性的、能够反映社会变迁的,甚至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
四川绵竹有一个年画村,那里的年画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老百姓们在自家屋子的墙上画了很多年画。“5•12”地震时,很多房子都被震垮了,废墟马上就要清理,推土机一推就没了,我们就去捡了很多画着年画的墙体碎片回来。在别人看来这是废墟,可在我看来,这些东西的情感是非常饱满的,是有温度的。
解放周末:您曾说,“中国十三亿人,十二点五亿都应该过自己平淡的正常生活,但应该有一部分人挺起脊梁,敲响警钟,去做牺牲,我就想做一个敲钟人。”“敲响警钟”和“牺牲”是指什么?
樊建川:世界上对博物馆的主流理解是“收藏财富、传承文化”。但是,博物馆不应该只收藏春花秋月、才子佳人的东西,还应该收藏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博物馆就是收藏民族记忆,这些记忆就是“警钟”。
比如我一直想做一个“汉奸馆”,困难很大,可我还是想做。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有血性的民族才能得到世界的尊重。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当以后万一再有入侵者时,才不会有那些无耻的人背叛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去与侵略者合作。中国人应该更加团结,这是一个民族的基本要求。
不屈战俘馆。 雷册渊 摄
川军抗战馆。 雷册渊 摄
解放周末:很多人认为博物馆是公益事业,投入大,效益却并不乐观。而有报道称,建川博物馆已经实现了每年近2000万元的盈余,是如何实现的?
樊建川:我做博物馆没打算赚钱。建川博物馆投资了30亿元,就算每年盈余2000万元,也不算赚钱,30亿如果存银行,每年都不止这点利息了。现在我们就是能把自己的队伍养活,还有一点结余,也都拿来买藏品了。
博物馆要生存下去,光靠理想没有实干是不行的。如果只靠门票赚钱,60块钱一张门票,20多个馆,平均一个馆就收两三块钱,水电费都不够,怎么办?除了博物馆,我们还有纪念品、酒店、餐厅在支持,还提供会议、咨询、培训、策划、道具出租等服务,现在还做成了博物馆提供商,把博物馆当成一个产业来做。
解放周末:社会上对您也存在着一些质疑的声音。您怎么看待这些非议和质疑?
樊建川:有非议有质疑是很正常的。我刚开始搞建川博物馆的时候,没有人相信我会用这么大的一片土地来做博物馆,都说我是打着幌子买地做房地产,或者只用其中的一小部分做博物馆。到今天,十多年过去了,怎么样嘛?你们来看看嘛!
解放周末:十年前,您和妻子就决定“将建川博物馆聚落以及所有文物无偿赠与成都市政府”。您会担心将来捐出去后,建川博物馆不再按照您的思路建设和发展么?
樊建川:一点儿都不担心,由政府接管不是很好嘛!至于你说的问题,我们在公证的时候附了一个条件,就是说不能动我们已经建好、展好的东西。
有人问,建川博物馆会不会以后就不发展了?我说,不发展就对了嘛。我也不期望它发展。就像武侯祠凝固在三国,都江堰凝固在汉代以前,杜甫草堂凝固在唐代,建川博物馆就应该凝固在20世纪,它就是这个时代的缩影。
记者手记:“草莽”樊建川
樊建川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落笔成文前,“草莽”一词跃入脑海。正如他自己的评价:我和我的博物馆不按套路。野生,山寨。
“下过乡,当过兵,任过教,当过官”的樊建川,现在对自己最多的称呼是“馆奴”,这也是媒体报道时最喜欢加在他名字前的前缀。在樊建川看来,这两个字对他的形容再贴切不过:“现在有‘房奴’、有‘车奴’,而我是‘馆奴’,给博物馆当奴隶,我一辈子背的包袱就是它了。”
樊建川不厌其烦地向第一次来访的人们解释着这两个字的意思。就像做博物馆他甘之如饴一样,能为自己想到这个略显悲壮又带着一丝英雄主义色彩的称谓,樊建川很得意。
“辞职捡破烂的副市长捡出80亿捐给国家”、“倾尽亿万家产留住民族记忆”……樊建川身上有着太多的“光环”,但与此同时,质疑和争议也与他形影不离。
几天前,一则《亿万富翁火车站候车:光脚靠墙席地而坐》的消息登上了各大互联网媒体的头条,并在社交媒体中传开。新闻的主角正是樊建川。
照片中的他背靠墙壁、席地而坐,旁边地上还放着两瓶饮料。有人说他“接地气”,有人感佩于他的辛劳,有人则质疑他在“作秀”、“博眼球”……樊建川随后发微博解释,席地而坐是自己当知青和当兵多年养成的习惯。微博一经发出,点赞数瞬间突破了5万。
图片来自樊建川微博
其实,这早已不是樊建川第一次成为公众舆论的焦点了,每隔一段时间,他的故事就会被人翻出,在各个公号和社交媒体上“炒”一阵。而面对媒体,樊建川有着相当丰富的经验。当兵时,他因为学雷锋和搞宣传表现突出,被评为全师标兵;在第三军医大教书时,他曾经是宣传队的负责人;从政后,官至宜宾常务副市长,他更加深谙与媒体打交道的“玄妙”。在他的自传中,曾不止一次地出现巧借媒体力量的事例。
他打理自己的微博,繁冗的工作间隙保持着每天数十条的发布量,拥有近150万的粉丝。他点开手机给记者看:“我的微博现在做得很舒服,每天要涨1000多个粉丝。平均每条阅读量在30万左右,多的有上千万。”在樊建川看来,这是建川博物馆最直接、效果最好的“广告”。
当然,他的“活络”远远不只体现在对新媒体的接受和运用上。为了筹集建馆资金,他曾到企业“拉赞助”。在没有其他企业赞助的情况下,他告诉某企业领导,他的竞争对手已经出价,向对方无形施压,最终获得了一个较高的价钱。
他有着军人的执守,也有着商人的圆滑。
就像他解释自己辞官下海一事的直白:“一是觉得我不太适合干这个工作,嘴巴太快了;二是觉得当时公务员收入太低了;三是觉得宜宾偏远,不适合我搞收藏;四是我当常务副市长,风闻说要让我当市长,我实在担不起这个担子,所以就决心辞职下海。”
就像他清楚光有一腔热血不够,要生存必须在商言商,正式开馆的当天晚上就开大会专门给员工讲营销。
就像他一开始并没有想到“博物馆聚落”,只是想搞个“博物馆超市”,让博物馆成为一种普通人都能随时享受的文化形态,每个馆花几块钱就能看,价廉物美……
樊建川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自己的字画。 雷册渊 摄
正是这些多重身份的共同塑造,让樊建川最终成为了他自称的“馆奴”。而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正是樊建川身上的“草莽精神”成就了今天的他和他的建川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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