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鑫江歌事件：极度自我主义的胜利

作为一个被宠着长大得年轻人，我深切知道“自我主义”走到极端后的形态，假如说对父母辛劳的不理解和不体恤还可以被划分到难以分出是非的“家务事”，那么刘鑫对她的闺蜜江歌做的事显得就让人心凉了，这显然是社会交际上的巨大问题。

这是一代人，一同在外闯荡、可无话不说，意识上是后盾和可以仰赖的人，但是这样的关系在厄运降临时，当闺蜜为其挡下自己男友的刀时，这个名叫刘鑫的人却躲起来继续享受之前别样小资生活。

没有代沟、没有隔阂、没有一丝丝防备，你在生后背叛了我，以一种冷血冷酷的方式，宣布和我撇清一切关系。

年轻人怎么了？社会怎么了？

其实，关于这种社会关系的批判屡见不鲜。数年前，南方某大学的驴友团不顾危险进山攀爬遇险，在历经艰险取得外界联系后，民警上山一个个涉嫌将其从悬崖峭壁抱下山。

但是在营救过程中，一位民警为了让行学生，不甚坠崖。本应情理上震撼和伤痛的他们，却异常冷漠。

学生们就像好人好事当中的典型一样，灰溜溜的没事人似的离开了现场，决口不提此事。

此事一出，让媒体大为气愤，这群学生不仅不表态表示，还在自家学校论坛讨论，下次这种如何利用学识到位公关，让名誉不受损。

好一个精致利己主义，好一种极度自我主义。

对他人生命痛楚的无感，麻痹麻木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古人讲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在现代社会不要求任何回馈的秩序当中，仅剩的一点感情表示都被实用主义所省略。

最近携程虐童事件、过去保姆纵火案，都显示出这种道义的沦丧，似乎大家谈论时都在聚焦这个人的心理、金钱关系等等等等，但是公共语境下，没有公共道德，哪里还有私人境遇可谈。

你嫌弃工资低可以不干幼教，你偷了雇主家的东西被怀疑可以和关爱你的他们沟通，但是却采取逞一时之快做法。两个社会案件，第一种涉及各种利益和关系，第二个例子，善良的雇主不愿相信如此邪恶的事发生在自己身边，愿意听取保姆的一面之词……

让作为当事人的他们都无法发泄作为当事人的痛楚、无法相信人性的幽微，这就是极度自我主义的胜利。

道义、道义还是道义

还记的《老炮儿》那一幕吗？六爷去找失踪的晓波，找到张一山扮演的合租室友那时，六爷对他们“兄弟”关系的讽刺。作为室友，他在晓波被绑走后没有尝试帮助和传递信息，觉得关系不够铁就没想这茬儿。

这种现代人际关系，和张一山扮演的室友强调六爷“非法入侵”法律权利形成强烈的对比。关起门来不闻天下事，不“惹事生非”，这是我们过去批判国民性常用的一句话，而如今在陌生人关系构建的日常人际网络当中，这层麻木，已然渗透到这种程度。

我还依稀记得前些年我遭遇的一次车祸，因为同事逆行遭遇车祸，担心走正常程序对他不利，我选择和解自行承担巨大损失却没有得到同事的感谢和表示。

当时，我就对我的选择感到后悔，当我据理力争我的权益索取检查费用和肇事方产生争执时，同事们的脸上和嘴上一股我在闹事不懂事的样子。

加上本地交警偏袒息事宁人，我便承受了调养一个月带来的损失。

整个事件当中，各方对道义的漠视，让我只得长一个“要相信程序和制度”的教训，却心底里不能相信任何一方能给予我公道。

这就是道义沦丧后的恶性循环，让我们选择逃避人际关系，只得无情撇清自己，肇事方不惜一些言语煽动交警偏袒侵害我这个外地人的权益，交警毫无愧疚的从本地交际出发关系帮忙，同事怕事不愿为我多说一句话，只愿意息事宁人。

就这样，一个理所应当该得到赔偿的受害人，成为了一个风暴的核心，假如步伐稍微偏离这个迅速形成的秩序一点，受害人便成为了众矢之的。

我相信事件种的刘鑫，也多多少少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综合她自我行事的逻辑，成为了一个不容情理，怨天怨地的一种极度自我主义的人。

虽然，她不是受害者，她的行为绝对应该受到谴责，但是我们不能否定，我们作为旁观者，在遇到各种事件的时候，也能保持道义上的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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