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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程董事长：中国为什么缺少托儿所

百家作者：董毅智 2017-11-13 06:11:10

继续依靠老人或保姆带孩子的模式，已经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现状的需求，中国将来急需大量的托儿所。托儿机构的长期缺位，会造成巨大且难以弥补的损失

专栏作家梁建章黄文政

“托儿所”作为一种服务性机构，已经基本从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消失。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中国父母即使愿意出高价，也很难找到接受未满三岁孩子的托儿服务。虽然一些幼儿园提供日托服务，但数量有限，而且对小孩入托年龄有严格限制。

如果夫妻双方在小孩两三岁前都必须参与工作，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个选项：一是长时间雇佣保姆，二是由家中老人来帮助看护。这两个选择过去能勉强满足大多数人的要求。但近年城市保姆价格飞涨，雇佣全天看护孩子的高价保姆已经超出了很多城市白领的经济承受能力。

如果大城市能够引进更多的外来人口甚至像菲佣这样的外劳，那的确可以缓解看护短缺的问题，但目前的各种政策尤其是一线城市严控人口的政策正好与之背道而驰，再加上中国年轻劳动人口快速萎缩，未来的保姆价格只会越来越昂贵。

因此，如果年轻父母还想继续工作，那剩下的唯一选择只能是依靠家里老人来看护孙辈。以前城市绝大多数小孩都是独生子女时，这似乎也不是个大问题，毕竟四个老人帮带一个孙子或者孙女，时间和精力代价不算太大。

但在年轻父母生育二孩变得更普遍的情况下，对于之前已经辛苦带过一次小孩的爷爷奶奶来说，继续看护第二个甚至第三个孙子孙女的意愿就没有那么高。更何况，当第二个、第三个孙辈出生时，爷爷奶奶辈年龄也较大，精力也显得不足。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中国老人也会像西方老人一样，追求生活享受，未必愿意将自己的退休生活的很大一部分投入到看护孙辈的责任之中。可以预见的是，目前在中国成为主流的这种老人帮带孙辈的情况，会在未来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

如果保姆和老人都指望不上，那么夫妻双方都有工作，是双职工家庭，只能选择让其中一人暂时中断工作。通常情况下，做出牺牲的是孩子的母亲，这对妇女的职业生涯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要解决这种问题，很多发达国家的经验就是大力建设托儿所。如图1所示，主要发达国家在两三岁以前入托儿童的比例，普遍维持在25%到55%之间，而政府建设的大量托儿所为此起到了重要作用。

图1： 2014年所选国家和地区0-2岁入托率和生育率（注：0-2岁是指不满3周岁的年龄段）

特别是，法国以托儿所质量高和数量多而闻名于世，也因此两三岁小孩入托比例高达一半。法国的政策是地方政府提供资助，鼓励企业、社区与政府合作，兴建和运营托儿机构，很多普通家庭的幼儿甚至可以免费入托。这类托儿所遍布法国城乡，而且除了法定假期和暑期一个月以外，一般每天开放长达11个小时。

得益于政府良好的日托支持和其他鼓励生育措施，法国的生育率达到了2.0，远高于欧洲国家的平均生育率。其实，与法国相比，很多欧洲国家如意大利的家庭观念更强，女性劳动参与率更低，但生育率却大大低于法国。这背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法国政府提供更加完备的托儿服务。

很多低生育率国家，都在效仿法国的成功经验。比如，日本和韩国政府都在不遗余力地建设更多的托儿所，鼓励雇主建立托幼设施，并根据企业类型和费用类型予以补助，以期缓解年轻父母在生育选择上的后顾之忧。

重新将视野放回中国。其实在计划经济时代，托儿服务在中国城市中非常普遍，很多企事业单位都开办了托儿所，员工在上班时可以把小孩放到其中托管。但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福利性的托儿服务体系被全面废止；大量单位办的托儿所在改制中被裁减。原本还有一些幼儿园开设针对两三岁的“托班”，但2012年政府颁布《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严厉限制幼儿园入园年龄，导致不少公办幼儿园陆续取消“托班”。

除了企事业单位的成本考虑之外，托儿所在中国消失的另一个原因，是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出生人口数量锐减，降低了托儿需求。而保姆和老人帮带小孩等选择，使得托儿所的消失暂时没有形成巨大影响。但如今生育政策的改变，加上社会状态的改变，没有托儿所的弊病又逐渐显现了出来。

在公办托儿机构缺位的情况下，民办托儿所能否起到弥补作用？比如，企业是否能够承担起这部分幼托职能？很遗憾的是，大多数企业恐怕不具备这种能力。即使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企业兴办的托儿所也很难通过苛刻的经营资质审核。

携程是极少数兴办了员工子女托儿所的中国企业。为了解决一岁半至三岁半员工子女的看护难题，2015年年底，携程辟出800平方米的场地，成立“携程亲子园”这一在国内企业中鲜见的日常托育服务项目。该亲子园现有100多名小朋友，5个班级，开办后越来越受员工们的欢迎。

但即便是携程这样的大型企业，也是在投入大量资金，尤其是经历了非常复杂的审核流程之后，才好不容易获得了相关许可。这些都说明，在现行的市场和政策环境下，企事业兴办托儿所很难成为主流。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在鼓励民间参与的同时，政府直接或者牵头兴建更多的托儿机构。

托儿机构的长期缺位，会造成巨大且难以弥补的损失。首先，如果年轻家庭只剩下“全职太太”这一种选择，未来妇女势必会在职场上受到严重的歧视，因为对企业来说，如果一个有女员工怀孕，将那不再只是几个月的产假的问题，而是几年的职业生涯都会受到影响。而面对这样的顾虑，很多职业女性可能选择少要甚至不要小孩，这会导致已经超低的中国生育率雪上加霜。

图1显示，0-2岁入托率与生育率显著相关。入托率越低的国家的生育率也越低。北欧和法国入托率达到了50%以上，他们的生育率也最高。而日本、南欧和东欧国家的入托率最低，所以生育率也最低。

中国没有出现在这张图上，按照卫计委官员的数据，0-3岁婴幼儿在我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可以算是世界上最低水平的。与此相对应，在计入两孩政策导致堆积反弹之后中国的生育率也是世界最低之一，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应该比日本还低。如此的超低生育率将会是未来中国经济的最大风险。

尤其是现在中国大城市的生育率还不到1.0。虽然已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可能会让部分年轻家庭好不容易产生生育的念头，但面对托儿的难题，他们中很多也许又会就此放弃生育二孩的机会。

总之，继续依靠老人或保姆带孩子的模式，已经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现状的需求。中国将来急需大量的托儿所，否则，中国妇女将不得不在生育和职业之间做出艰难选择，而中国的生育率也将难以回到健康的水平上。■

作者梁建章为携程集团执行董事长，黄文政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

董毅智

专业互联网(EC/TMT)、投资金融(PE/VC)律师，风险控制专家。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浦东国际金融学会会员、法律自媒体人。腾讯、新浪、搜狐、网易、凤凰、和讯、金融时报、财经国家周刊、法人、创业邦、品途网、虎嗅网、艾瑞网、雷锋网、极客网、TechWeb、钛媒体、百度等多家机构特约撰稿人、专栏作者、创业导师，有数百篇文章在相关媒体刊登及接受专访。著作有《互联网+产业风口》、《Uber 开启“共享经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