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李嘉诚
据香港媒体报道,李嘉诚在香港的标志性建筑,也是李嘉诚一生荣耀的象征,中环中心作价402亿港币,这两天终于脱手了!
这创下了香港楼市成交的天价,402亿港元的纪录未来也不容易打破,这标志着李嘉诚的战略中心完全从内地和香港撤离。
加上今年7月,李嘉诚以115亿港币出售和记环球电讯的股权,还有9月出售香港的两总地块。在内地也陆续进行抛售,去年10月出售陆家嘴世纪汇50%的股权,作价230亿。如此频繁大手笔的卖出,累计套现超过了千亿,我想这不是普通人所能做到的,一定有着深刻的战略原因。
现在李嘉诚非常敏锐,他也非常担心现在宽松货币带来的泡沫,在随着美联储缩表和不断的加息后,可能会出现泡沫破灭,因此选择卖出是一种本能的反应。除了上面一个原因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则显示李嘉诚在晚年更看重对于欧洲的布局。
1、目前李嘉诚已经在欧洲、尤其是英国投资了三千多亿,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规模,可谓是乾坤大挪移。
2、将东方的资产转移到欧洲,尤其是英国,这可能是李嘉诚在为后代布局,而不是为自己布局。
3、因为如果内地和香港面临房地产泡沫破灭风险的话,那么欧洲和英国也面临,因为也都面临宽松货币的终结。
4、所以,这肯定不是简单的规避风险,在都有泡沫破灭风险的情况下,如此大规模转移就显得没有必要。
5、因此,可以判断,李嘉诚如此大规模抛售香港的资产,买入英国等欧洲资产,更多的是为其儿子、孙子布局,因为他们更加西化,成长在西方教育的环境中。
对于这种战略转移,李嘉诚是在商业原则的范围内进行的,香港也是一个高度法治的社会,不会存在什么问题,而且李嘉诚一生为人谨慎,做事留有三分余地,深得大家好评。
李嘉诚的企业资产负债率奇低,可见其特别注重财务安全,因此其资产、财富是其合法所得,我们应该祝福他。
但国内一些企业和企业家,负债率奇高,在中国大举负债,却向国外大量转移资产,这种庞大负债在国内,庞大资产在国外的行为,值得高度的警惕和严厉的监管,这和李嘉诚是完全不同的。
李嘉诚卖出自己的地标性建筑,挥一挥手,终于走了,浪花淘尽英雄,夕阳西下,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十年!
李嘉诚公开回复国人:不要用那些空洞的道德来衡量我,我更像你的邻居老头而已
李嘉诚:我是一个商人,希望大家不要给我戴上什么帽子,无论高的,还是矮的,我都不想有。因为我不是道德家、教育家、更不是什么阴谋家、政治家,我仅仅就是一个商人而已。了解这一点,你就很容易读懂我的自我辩护。很多时候,我的选择,是因为我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不是因为我想进行这样的艰难选择。
1928年我出生在中国广东潮州,出生时没有什么特殊的异象,预示我以后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家,或者是一名出色的奸商。目前各种关于我的各种传记,绝大多数是基于文学演绎的穿凿附会,你们都不要信。如果我可以选择我的出生,我宁愿出生在富庶和平的国家。
和多数普通潮汕人一样,父亲安排我祭拜孔子儒学,进入观海寺小学念书,读的是一些传统爱国爱家的思想书籍。我成绩既不优秀,也不很差,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孩子,放在街头,站在村口,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异样。
如果没有战争,或者我就留在潮州,不会来香港,那么我可能度过平庸的一生,也或者过早死于战火,或者过早死于饥荒和疾病。当然,也可能侥幸度过这些劫难,现在潮州的某一个街道或村庄,悠闲地踱着步伐,没有被批判,也没有鲜花和掌声。当然,很可能比现在贫穷很多,但不一定就不如现在幸福。
因为日本侵华,我逃到了香港。同时因为后来的中国内战,我留在了香港没有返回潮州,我的故事因此开启,人生被彻底改变。请注意这个关键点,这些并不是我想要的,不是我主动选择的,我也被时代的大潮裹挟到了香港,不是荣耀的移民,而是逃离的难民。我到世界其他地方可能是为了经商和学习,但是我回到潮州故里访亲,纯粹是寻找一份家的感觉。
有一些东西不是我想要的,也不是我主动能选择的,这一点很重要。这就是我的命运,我的人生。但是我在最艰难的被动选择里,选择了相对较好的结果,这是我的成功之处。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宁愿不要这些艰难的选择。我希望我的孩子们、我的同事们、甚至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有主动选择的余地,从容安排他们的人生,不像我李嘉诚。
我从普通的学徒、店员、街头推销员一步一步做起来的,直到塑料花厂的总经理。在其中我积累了不少经验,那段时间虽然过得非常辛苦,但是非常充实而快乐。我早早失学,没有读过太多的书,但是社会就是最好的学堂,我一直在学习,没有停止过,直到现在。我充分理解失学的痛苦,所以后来援建了汕头大学。如果我能选择,我愿意坐在汕头大学的课堂,而不是香港的写字楼里。
我也不是白手起家,我创业的时候得到妻子家族的帮助,这一点我从不讳言。不要把我打扮成白手起家的商业之神,我感谢在我创业之初支持和帮助我的所有人。不过我并不是什么富二代、也没有去吃软饭,我最终靠的是自己的能力,还有天时和运气。网上流传的白手起家和完全靠朋友支持的两个极端,都非事实。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的来料加工业兴起,欧美的生产转移到香港,这是我的机会。现在回头看来,我成为所谓的“塑胶花大王”,并不是因为我多厉害,只是顺应了时势而已。即使没有我,也有其他人能够享有此名。事实上,我只是“塑胶花大王之一”,擅自称王,是对其他成功同行的不敬。
真正困难的第一次抉择,来自1967年香港的左派闹事,导致香港的房地产一落千丈,那时候我的损失也很大。这时候有一些人卖掉了房子和土地,离开了香港。而我认为香港终将度过这些风波,于是买进了不少土地。很多人认为我有眼光、低价收购土地储备。其实没有人关心我暗地里的担忧,私底下的恐慌。如果左派闹事成功,我将一文不名,甚至成为资本家的反面典型,在香港跳楼的名单中,就有我的名字,而不是在福布斯富豪榜上。
在这个过程中,风险和利益都是巨大的,也是均沾的,我不认为这有什么道德准则和商业原则的错误,它就是一桩生意而已,可能赚,也可能亏,而且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高风险生意。任何过度的解读都是阴谋论,都是事后诸葛亮。
其后从我们长江实业的上市,到购入老牌英资商行“和记黄埔”的部分股权,都是地地道道的生意。有钱赚是生意人的根本价值,做生意要遵从双方互惠互利的基本原则,当年购买我们股票的股民们也都有丰厚的利润。虽然因为缘分我心怀感恩,但本质上是合法、合理的,相互都不需介怀什么。
说得比较远了,我说一下现在网上各种对我的指责,说我忘恩负义,唯我是利,占了便宜之后转移资产到欧洲,面对经济危机不是承担责任而是全面撤资、影响到中国的面子和信心,并高呼“别让李嘉诚跑了”。甚至说香港目前的经济停滞困难,是我们这些“豪族”畸形的经济手法导致的。
我想写这类文章和赞成这些观点的,也是抱持善意,他们爱国爱民的心我能理解。但是他们不懂起码的商业原则,以及市场经济的运作真相,甚至于,他们不懂真正的人性。
让我们回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90年代初重启改革、97年香港回归之际,香港的社会波诡云谲,各种传言甚嚣尘上,对是否改革开放、是否会回到文革、是否会全面实现市场经济、是否保持一国两制等重大问题,抱有疑虑的非常多。在每一个政治关键的节点,都有大量的动摇者裹足不前,甚至逃之夭夭。每一个人都面对这些艰难的选择。
我只是一个商人,在每一个关键节点的选择上,我认为风险与利益同在,和很多人判断不同。于是我在大陆遍地投资,港口、地产、金融、科技等领域都有涉及。指责我的文章说我与官方走的很近,利用了权力资源。这是典型的事后判断。
回到当年,我选择与官方进行合作,官方在政治上同样获得了巨大的回报,这本质上依旧是一门生意,尤其是风险和利益同在且巨大的生意。我感谢当时的官方和政府,我也帮助了他们,带来了急需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让香港乃至全球商界对中国更有信心。在本质上,我们可以相互感恩,但是互不相欠,这就是生意。
中国经济整体依旧是向好的,这个我肯定。13亿的人口和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机会肯定是无限的。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及信贷过度,已经来到了一个峰值,下一步会怎么样,我也不会贸然下结论,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商人的首要目标是让资本更安全,其次才是增值更快。我当年大举投资大陆和现在全球布局,时间点不一样,考虑的自然不一样,但都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原因。就是现在,我在大陆依旧还有不少投资。
如《别让李嘉诚跑了》一文所说,1967年、70年代末、90年代初、97年香港回归这些重要的节点,我的选择正确,因而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事实上,正常的商业是不需要经过这种政治选择的,而是相对纯粹的经济考量。有正常的政治氛围和良好的商业环境,就不会存在谁跑不跑的问题。存在这个问题,恰恰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在职业上,我是一个纯粹的商人,不要用那些空洞的道德来衡量我。如果不能做一个成功的商人,那我的职业是失败的,人生也是残缺的。不赚钱的商人不是好商人,也没有资本利润去做善事。很多人认为,商业赚了钱之后,应该回报社会。这个我是认同的。但是如何回报社会,这个分歧巨大。难道商人应该亏本,去补贴国家和政府吗?这显然是荒谬的。
我们回报社会,首要条件就是赢利、赚钱,这样才能回报人民。企业没有教导人民的责任和义务,宗教和教育才是。我们通过守法经营以身作则,同时用资本捐助学校来达到教育的目的,通过捐助贫民来达到扶助的目的。如果我们亏钱,那什么都不可能去做。如果我直接去搞教育,一定比专业的大专院校来的差。这就是最好的商业,最好的教育。
香港需要寻找未来,大陆需要寻找未来,大中华区需要寻找未来,全世界都需要寻找未来,但是我需要寻找的只是利润。地产、金融可以,教育、科技也可以,对我来说,谁是趋势、谁利润更大才是我要考虑的,而不是空洞的政治考量和虚假的道德说教。不要试图让商人去承担国家的政治责任,也不要试图用政治去影响商人的经营理念。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商业的归商业,政治的归政治。我就是一个商人,会去努力理解政治,但是我绝不僭越政治,那是政治家们的事情。
我今年87岁了,已经是古稀之年,安全比利润对我来说更重要。我从来就不是大家说的是什么超人,我可能算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我其实更是一个普通的人,甚至是一个老人。我希望我的人生能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而不想在晚年再横生枝节。我也希望我的家人和我的商业在我故去之后,正常运转,得到良好的继承。
我最后反复强调一点,我是一个商人,也是一个慈善人士,但绝不是政治家、教育家等。我参与兴建汕头大学、汕头大学附属医院、潮州的安居工程等,前后达到150亿港元,且绝大多数都花在大中华区。这都是纯粹捐献,没有任何利益可图。这是我最引以为骄傲的所在。能为家乡人做事,能为祖国尽一份力量,是我的荣幸。我只是可能用的钱多一点,但是和其他人的捐献一样,同是一份心意而已,不高什么,也不低什么。汕头大学的毕业典礼,我风雨无阻地前去参加,力所能及地以过来人说说一些人生经验,但绝没有任何姿态,那里纯粹是老师们的课堂。
我希望大家不要把我神化,也不要把我妖魔化,其实我像你们现在的同事,也像你邻居的老头而已。我和他们一样犯过错误,也和他们一样慈祥友爱。我承担了我的错误,也获得了我的荣耀,我的人生由我自己负责,你们每一个人同样也是。不要给我过多的褒扬,也没有必要泼给我很多脏水,虽然我不在意自己的感受,但是我在意你对你自己心灵的灼伤,以及毒化中国人脆弱的舆论环境。
我的生意或许部分不在中国,但是我的心一直在这里,根依旧扎在这里。我是潮汕人,也是香港人,还是中国人,也是加拿大籍,最终我们都是地球村的居民。我爱我的家乡,我爱我的故乡,我爱我的祖国,我也爱我们共同居住的地球,我的爱真挚而深沉,和你一样。
李嘉诚不会跑,也不愿跑,更跑不了。这是我的真心话,也是我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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