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天的假期马上就没了，但有一部分人还是会焦虑，不知道怎么才能把年假休完。
刺猬公社 | 石灿
在椅子上睡了两个小时，天终于亮了。吴玉英从希格玛大厦走了出来，早晨温度太低，她把手紧紧地揣在胸前，把自己抱得紧紧的。
她脸色不太好，眼睛周围有轻微的黑眼圈，昨晚熬夜了。10月4日，中秋节，她和她同事在晚上做了一场关于全球赏月的直播，工作到凌晨4点才睡下。
当晚，他们推送了包括视频、图片、文字在内的多个内容产品，并在第一时间进行了分发。他们是内容产品生产线上的一线工人，当别人在给他们的工作定义高级与低级时，他们能做的不是口齿反击，而是完成自己手头的事情。
在北京这座2000多万人口的超级大都市中，疲惫不堪的他们并不想用旅游、聚会、逛街等方式来消解情绪，“我就想睡一觉，然后看看电影，这就够了”。吴玉英的这番话，代表的不是她一个人，而是这一类人群的共同选择。
这么做了以后，吴玉英却又觉得自己是一个“无趣的灵魂”，有朋友问她:
“你现在的状态干扰到别人了吗？”
“没有。”
“你现在过得快乐吗？”
“我现在过得挺乐呵的。”
“这就够了。”
在中秋夜里做全球直播
10月4日上午11点，北京13号线抵达了知春路站，吴玉英要在这一站下车。她走出地铁，阳光晒在她的脸上，暖暖的，她觉得舒服极了，满脸笑意。
入秋以后，北京变凉了许多，特别是国庆节前夕，气温骤降，昼夜温差很大，不少人因此感冒了。不过，吴玉英还好，在北京生活了两年，她已经习惯了这种天气。
还来不及享受深秋里柔嫩的骄阳，她就以匀速的步伐走进了希格玛大厦。
希格玛大厦是腾讯网在北京的主要办公所在地，吴玉英在腾讯工作，是视频直播的幕后策划人。10月4日正好也是今年的中秋节，这天，她和同事在全球选择了包括北京、首尔、东京在内的12个城市做赏月直播。
吴玉英对中秋节的月亮有所了解，但她并不知道，从唐朝大业十三年算起，今年农历八月十五恰好是我国第1400届中秋节。
进入公司后，吴玉英把红色挎包放在工位上，拉开椅子，摁了一下电脑开关，显示屏从黑变白，一天的工作开始了。她开始对接各地的直播团队，处理手中的资料和文件。
14:00，同事们开始抵达“战场”，除了他们，领导还从其他地方借调了一些人过来帮忙。“国庆节期间，组里老师们值班的时间不一样，要轮着来，如果全上，值班就会出问题。”她解释说。
她是这场全球直播的主要负责人，12个城市的直播时长平均在5个小时左右，最后要生产出直播视频、直播集锦、微信推送、文字推送、实时图片和文字回复等内容。压力不小，因为他们要面对的是全球上千万用户。
17:00，15个人的直播团队到齐了，他们在距离吴玉英工位20米的演播室里面做准备工作，再过一个小时，直播便正式开始。
此时，吴玉英开始在她的工位和导播室之间来回跑动，不停地点开一个又一个满是红点的微信群回复信息，“我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角色”，她笑呵呵地说。
“推送吧。”她告诉负责直播主线路的人，“不过要盯着哦，不能出现黑屏。”
18:00，直播正式开始了，吴玉英站在导播室的正中央，一边盯着手机，一边盯着直播后台。她就像一个指挥官一样，是整场直播的最强大脑，一旦出现问题，她立马给出解决方案。
吴玉英（右二）穿着灰色上衣，和同事查看直播后台
她不喜欢特严肃的工作环境，也不希望别人在工作中绷得太紧，在工作中寻求一些能够拿来调侃的话题，会让她觉得很满足，和一帮同龄人共事，聊天，商讨，打趣......不算是丰富多彩，但至少能让她放松一些。
整场直播，做了近6个小时，临近午夜12点，直播结束了，很顺利，当晚有超过950万人观看，“这让我很有成就感”。
而这场直播，把全球的电视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和天文爱好者串联了起来，从前线到后方，吴玉英和他们一起准备了四个多月。
午夜十二点，吴玉英回到她的工位，揉了揉脸，黑眼圈已经出来了，她知道这样熬夜对身体不好，但没办法，还有工作要做，她不想到了最后还掉链子。
她戴上具有防辐射功能的眼镜，点开微信聊天框，开始给负责剪辑视频的人发信息，询问剪辑视频的进程。
吴玉英（左一）在和剪辑视频的同事商量视频的画面、音乐和时长
“做完直播为什么还要做短视频？”
“为了进行二次传播，不过今晚只做3个。”她向刺猬公社（ID:ciweigongshe）解释。
做完3个短视频，已经是凌晨4点钟，剪辑视频的人离开了，吴玉英把视频上传至腾讯视频后台后，她瘫在了椅子上，在电脑上点开一档综艺节目，看了一会儿，摘下眼镜，抱紧枕头，眯上眼睛，睡着了。
彼时，那层能够装下数百人的楼里，只有刺猬君、她和一个安保人员。
其实，在国庆节上班的人不止吴玉英一个，与她有相似命运的人还有在女友家剪辑视频的罗立鹤、在香港出差的郑颖、在公司维护产品的王履冰……他们是内容生产线上的一线工人。
“挺发愁的，不知道怎么把假期休完。”
9月30日，周六，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8天假期，全国照常上班，但乘坐北京地铁上班的很多白领手里，要么是多了个行李箱，要么是多了几盒月饼包装盒。
这让不明真相的人很奇怪，他们甚至跑去微博、贴吧、知乎等社交平台上提问。“他们提着箱子来上班，下班后就直接拿起箱子回家了。”吴玉英解释说。
当天下午，只是整个国庆出行大潮流的前奏，10月1日达到高潮，仅一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就超过了1500万人次，相当于柬埔寨全国人口总人数。“看着他们在朋友圈发‘在路上’、‘回家’之类的动态，心里还是有些触动。”她说，他们走后整栋楼都变空了。
国庆期间，希格玛大厦的一处办公区
10月3日早上9点半，在微博上班的王履冰开车从距离他公司1公里以外的西北旺出发，很快就到公司了，“路好走了，人少了很多，以前上班得半个小时。”
他走进那栋耗资约为15亿人民币建成的新浪大厦，发现，国庆节期间，一楼大厅只有一名男性前台在做访客接待和登记，以前上午10点有好多人，当天却特空旷。
国庆期间，新浪大厦的一处办公区
他到工位后，打开电脑，开始一天的工作。他主要负责微博热点运营和相关产品的维护、跟进当天的重要新闻，必要的时候将一些重要的信息推送给用户。很多人不知道，国庆节期间，微博上接收到的推送信息，很可能就是他，或者是他同事推送的。
“别人放假都出去了，你渴望假期吗？”
“挺发愁的，不知道怎么把假期休完。”王履冰说，在微博，和他同样因假期这事儿“焦虑”的人还不少。“按公司规定，每个人都有一定数量的年假，之后每年会增加一天。”在王履冰他们组，有个人现在有20多天的年假。
王履冰的这种“担忧”并不是个案。近日，一份名为《中国上班族旅行方式研究报告2017》的报告显示，上班族年假没休完的主要原因是：出去旅游要花钱，在家没事不如工作。而王履冰的回答应证了这一点：“你让我休一个月，也不太现实。”
王履冰在他的工位上维护微博产品
而休假旅行还关乎着人际关系，不少人会设置朋友圈分组，把同事分在一组，发朋友圈的时候，就可能对那群人指定公开或屏蔽信息。与此同时，休假旅行还可能直接影响到个人的晋升机会和薪资提成。刺猬公社在国庆期间调查发现，能慰藉加班人员心灵的妙药，大多是那份与平时工资有两三倍差距的加班费。
不过，即使出去玩儿，也还会有人在工作。报告指出，中国白领不仅休假难，还有超过八成人在旅行中仍会工作。
在腾讯工作了一年的罗立鹤这个国庆节去了女友家，他女友家在天津，从北京坐高铁半小时就到了。
罗立鹤到了女友家之后，前四天都花在了剪辑片子上面。他在腾讯一档节目里工作，从前期的采访内容筹备，视频拍摄，到后期视频制作和节目运营，他都会全线参与，不过，后期视频制作是他的重头工作。
这其实也还好，剪个片子对他来说挺容易的，但是：“来了发现自己Mac上的AE坏了，还借了她老爸的电脑来装AE做视频特效……”
10月2日中午家庭聚餐，“喝了点白酒，头痛欲裂，下午回去接着做片子”；3号晚上，把做完的片子发给他的老板，发现还需要修改；4号，赶在晚上回北京之前，把片子修改好，发给老板，幸运的是，修改后的片子“终于通过了”。
“总之，就是挺坎坷的。”他事后回忆道。为了补偿一下自己，5号，他约了朋友一起去自驾游，在剩下的四天假期中，把前四天的假期补回来，假期一结束，他又要忙个不停。
“吴玉英们”是新社会底层？
郑颖在腾讯旅游做视频直播，今年刚大学毕业，国庆节期间要值班，要出差，要和主播对接工作。
国庆节前，她问妈妈，需不需要她回家陪伴，妈妈让她别回了。她没在意，也就不回去了。
直到10月3日，妈妈发来一条信息，说哥哥和弟弟都不在家，那时她才回过神来，妈妈挺需要他们的。
吴玉英在做中秋直播的时候，她爸爸给她发来了一条信息：“姑娘，你在上班吗？我现在跟你叔叔姑姑婶婶，还有大嫂一起，在咱家楼下坐着赏月，闲谈，佳节思亲……”
“他就告诉我一声，他现在在做什么。”吴玉英把她的直播发给爸爸。“我看到了，很好。”爸爸回复说。
凌晨3点50分，吴玉英和同事在审核视频，屏幕上的月亮特别大
吴玉英遇到事儿不喜欢和别人说，如果自己实在扛不下去了，她的选择之一是给她爸打电话，吐吐槽，“我和我爸啥都说”。她是一个非常注重家庭的人，她不想离家太远，更不想在认知世界里面建造围墙，把自己和家人隔离开来。
每次回家，吴玉英都会和她爸聊天，即使在微信里，“我会努力给我爸灌输各种新的知识，我会给我爸讲直播是什么，直播是怎么回事儿，给他开直播软件。”她觉得这样做是有好处的，“他会理解我在做什么，我很在意家人对我的看法。”她一直都在努力拉近她和家人之间的距离。而她爸也很努力地学习新的知识。
有些人去北京是为了见世面，有些人是为了赚钱，有的人是为了实现理想。“去北京”对吴玉英而言，是一种宿命，“从小就立志以后一定要去北京，来北京就是我要做的事儿。”
“我大学那会儿，一心想进BAT，还因为这事儿和一同学闹僵了。”吴玉英在河北上大学学的是传媒类专业，那位同学觉得她毕业后就应该去报社、电视台工作，而不是到BAT，或者其他公司。她怎么和那位同学讲道理都没用，她没办法，只能各走一方。
很多人选择大公司的原因，并不是因为那家公司能够给出多高的薪资，而是那家公司能够提供意想不到的平台高度和社会资源。
吴玉英深知，“我的合作方能够这么配合我，那是因为我在腾讯，一旦我离开这里，就没有人再这样配合我去工作，在这里让我能够更容易地做自己想做的事。”
平台提供给员工的不仅仅是资源和福利，还有被动的阶层划分。他们经常会被很多“观点输出型社会学者”拿出来讨论。
有人就提出过“新社会底层”的概念，把都市白领归为这类人群中，具象解释为：他们往往坐在5A级写字楼里，从事着高级的知识输出型工作，每天上下班打卡，中午吃盒饭，工资一发就花完。
罗立鹤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觉得，社会底层这个概念绝对不是指经济能力，而是需要从很多维度去界定，包括人的精神状态。
“大家都是在付出自己的劳动，有的是付出体力，有的是付出脑力，付出劳动的不同，待遇也就不同。”郑颖说，这个世界没有工种的高低之分。
吴玉英最近看了一篇令她印象很深刻的文章。她说，看似我们坐办公室，总是跟电脑从事相关的工作，但并没有比我们的父母在工厂做纺织工人高级，只是说社会形态、生活方式和社会分工发生了改变，以前不过是他们在工厂里织布，我们现在在工厂里写代码。
国庆节结束后，成千上万个吴玉英、王履冰、罗立鹤、郑颖又要回到原来的次元世界里，锁定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自己的工作，享受着荣誉，承受着孤独，生产着样式不一的内容产品。
“一直都有人说要逃离北京，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没有，我现在的工作生活状态还挺好。”吴玉英的回答非常笃定。
（应受访者要求，郑颖为化名）
石 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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