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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力：盲人电影院里的“圣人”

百家作者：刺猬公社 2017-09-30 09:19:20

导读

Epoch非虚构故事大赛刚刚落下帷幕，这是9月23日10强决赛选手的24小时战作品之一——选手们两个选手一组（两人采写同一个人），在早上8点抽到采写任务，然后找资料、采访，第二天早上8点前交稿。24小时战是为了考察选手的现场写作能力。

以下为作者原文，未作任何改动。

文 | 黎诗韵

王伟力最近一次公开“讲电影”是在几天前，在一个名为“我来陪你‘看’电影”的盲人活动会上，他解说了动画电影《大鱼海棠》。在影片的一个经典无对白场景中，王伟力对着画面开始了两分钟的脱稿描述：

“晚上，快到子时了，椿张开了眼睛，她起身下了床，穿上了鞋，拨开窗帘外面是黑的，天空中挂着一弯月亮，月亮被云彩包裹着，她打开窗户朝外张望着，只有月光。这时候，她打开抽屉，拿出了像核桃一样大的铃铛，对着镜子看了看，然后用手一挥，像荷花一样的灯灭了……”

这就是“心目影院”创始人王伟力的“专长技能”，讲述电影的视觉画面，让盲人也能‘看’电影。正如“心目影院”平常的电影分享会一样，盲人观众们把头靠在椅背上，静静欣赏着这一“视觉”盛宴。

打开了一扇门

王伟力总是喜欢在采访过程中，突然就张嘴蹦出一个声画兼具的故事场景：

“村里的妇女们正在用棒槌洗着粗大的衣服，镜头缓缓推到河边，呱呱呱鸭子游了过来，旁边的小桥拖拉机推推推，一个妇女开始说‘老二喂你赶紧干嘛去’”；“码头的跳板搭在木船上，监工们手里拿着鞭子，船工们猫着腰，背着一个餐桌大的箱子”；“夜晚的大街，商店里跑出一个贼，警察拿电筒一照，‘谁！站住！’小偷‘哗’地就跑，只见他腋下夹着一个枕头大的包，这警察虽然年轻，但身体肥硕，拿起手电在后面追，没追几步，贼就穿过墙头跑掉了……”

强大的细节表述，流畅的语言表达，但王伟力却并不是什么创作才子。他形容自己“没有语言天赋，记性不好，口才一般，写文章费劲”，如今他的能力是建立在“给盲人讲电影得心应手”基础上的。

2003年，在看完一本讲述外国主持人如何用场景叙述电影的书籍后，他和妻子开了一档给盲人讲电影的电视节目。这期节目让他积累了对盲人的感情，也让他决定成立“心目影院”。

为了更好的了解盲人的世界，他试验过长时间蒙眼体验盲人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他掌握了为盲人描述画面的诀窍，那就是用生活的物品进行描述。

例如，如何描述一架直升机？王伟力会将它描述成盲人触摸过的“长瓣倒扣汤勺，勺瓣上有一个电风扇的扇叶”。如何描述一头海豚？王伟力会把它们描述成“一大一小的地瓜，尾巴是打开的折叠扇”。

他偏爱用导演的镜头语言去描述画面，比如，不能说“一双舞鞋立在角落边”，而要说成“一双舞鞋，空镜头”，他认为这样才算“客观”。王伟力很自信自己讲述的画面，他说，“导演拍得好我能讲得好，拍得不好我也能想办法讲得好”。

尽管如此，最开始“讲电影”的王伟力仍需做好功课，比如提前写好脚本，以防出现“看着画面‘呜哇呜哇”地过去了，瞬间不知道讲什么”的窘状。这部《大鱼海棠》他也看了两遍，查了各种影评才敢开讲。

在众多盲人听众中，有一位40岁左右失明的老奶奶的反馈让他记忆犹新。这位奶奶在黑暗中生活的时间一长，渐渐觉得生活毫无希望，“做梦都没有画面”，直到某天“观看”了“心目影院”的电影，她瞬间感觉“就像关在黑屋子里面一下子天窗打开了，年轻时在公园和老伴看着小木船和海棠花的记忆，一下子就都浮现出来了。”

“盲人的一生中有许多问号，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电影的讲述不仅能让盲人感知曾经的生活记忆，也把这扇问号的门打开了。”

有一位盲人母亲的“孝子”曾跟王伟力说，他看了“心目影院”后，觉得自己根本不是个孝顺的孩子，“我给我妈洗啊涮啊，让她吃好喝好，但我意识到，我妈就想吃饱吗？我妈要看见这个世界，要看见我看见的东西，可是我一句都没跟她说过。”

双向回归

周六上午本是“心目电影院”例行的放映会，但这天却因其另一个公益项目，一年一度的“盲人趣味运动会”而暂停。

在鼓楼西大街79号院的一个古色四合院里，“心目影院”就位于其中。门口的绿萝和野猫显示出它文艺的气质，推开门，20多平米的小房间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墙主讲嘉宾的照片，里面能认出尼格买提和欧阳夏丹等主持人，墙顶的泛黄海报上印着曾放映过的影片，其中讲述者为“大伟”（王伟力）的有《唐山大地震》和《你Y闭嘴》。音箱、话筒、电视机构成了影片的放映区域，对面则是由几十把学生椅组成的“观影区”。

“影院”中央，一块小型公告牌上标写着最新一期的观影会，“为视障朋友讲电影：第693期，2017年9月16日”。从2005年7月到现在，“心目影院”已成立了12年。

“开始就是一个小小的爱心奉献，因为兜里有钱就能做一点事，没想到却坚持了一年又一年，做得多了，人也改变了。”王伟力说。

他变得越来越能够“融入盲人、理解盲人”了。他认为盲人“出行困难，运动困难，信息获取困难”，是“社会生活质量最差的群体”，他不停地向记者强调；“你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把你眼睛蒙上你能活多久。”

他举例称，“曾经有一个盲人朋友的耳机‘啪’掉地上了，就在他要捡起来的时候，眉梢一下就磕在旁边凳子上了，盲人朋友来影院经常脸上是带着‘道’的。”

盲人们同样发生着改变。“心目影院”的曾主任对记者回忆，来“看”电影的盲人们除了精神面貌变得更好外，外表也开始发生变化。“以前因为自己看不到嘛，但我们描述电影里的人穿什么衣服后，他们也会问我今天穿着如何搭配，打扮一下自己。”

在心态上，盲人们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一次，影院讲述了留守儿童电影《遗落在山里的星星》，，里面的孩子经历了很多痛苦。在后期做“观影”交流时，有盲人说，“我们以为我们是天下最苦的了，没想到这些大山里的孩子被扔在家乡，遇到这么多艰难的事情，比我们还要艰难，我们应该知足了。”

王伟力对这一反馈非常欣慰，他将自己对盲人的感情称作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助盲”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也在被盲人所影响、改变，“心目影院”渐渐变成了双向回归的平台。

“‘助盲’解决了我很多的‘盲点’，以前我不理解电影怎么讲，现在我理解了。讲电影不仅改变了盲人的视觉认知，还改变了我的欣赏状态，让我或者我们能从另一个听的状态去理解视觉，这是一个多么厚重的礼物呀。”

“实际上助了半天助的是谁呀？你以为助的是盲人呀？当然是自己啦。”王伟力说。

在采访中，他打了数次哈欠，但回忆起活动最后的场景时他却突然精神一振，“做完活动以后他们（盲人）领着奖品坐着大轿车回来，我那时候感觉到自己今天办了一件多么充实的事啊。”

“圣人”

王伟力喜欢设问，例如设问“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只蜡烛，照亮一个人和照亮一百个人，你想做哪个蜡烛？”，并静静等待记者给出他心中的答案。

他喊记者们“宝贝儿”，接着调侃起自己作为盲人电影院开创者的困难，“在没有人吃柿子的时候谁会去尝？第一口咬下去可能会毒死你，当然助盲没有这么险恶，但是你必须得有一些承担，这就是代价。”

代价是经济和精神上的困难。曾有人质疑他靠盲人赚钱和获取名气，作为回击，他好气又好笑地说：“他们说我骗盲人钱又买车又买房的时候，正是我又卖车又卖房的时候，我明明能去挣钱让自己很舒服，我却要弄一帮盲人在这里‘挣钱’？我吃不上喝不上就是为了出一个名？那我也太脑子进水了吧。”

最初做盲人公益时，他把下海赚的一百万投掷其中，亲人跟他急，“你这日子过得好好的，非得把钱拿来折腾这些事，还不去挣钱，你这不有毛病？”他却说，“钱没了就去挣，又不想当百万富翁。”

06年，资金殆尽，周转困难，王伟力一度考虑放弃，但最终还是坚持下来。尽管到了现在，资金问题依然是悬在他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场地的房租已经涨到了六十万，仍然需要他到处募集得来。

“你在缺钱的时候选择是什么，这才是决定价值最根本的东西。”王伟力说。

在谈话过程中，王伟力语调轻柔，友善恳切，“美德”教育口吻如影随形。“我可不是感动中国，我希望感动我自己，但我希望你们去感动中国。”

他认为民众对盲人负有原罪，“我们作为站在盲人身上生活的明眼人，只有他们用一生承担这样的疾患、障碍、痛苦，为我们明眼人带来医疗借鉴，才使我们很多人能不再致盲。”他对盲人事业的坚持甚至受到部分“轮回论”的影响，“只有在肉体存活时多做贡献，才能决定离开肉体后（投胎）能去哪里，这个因果关系是逃不掉的。”

他时常将盲人的话题引向国家、社会，“过去我们的价值取向是个人利益最大化，但只有群体利益最大化才正确”，甚至引向地球，“所有做公益的人都应该在月球上看地球，这个时候你就会明白我们的位置决定了我们的视野。”有时还带着民族主义的倾向：“帮助盲人时我才是正常的人，不然他们是功能障碍，我就是心理障碍，没什么区别，日本人美国人不会看得起我。”

当记者问到他会不会觉得自己是个“圣人”时，王伟力略有些不满，“可能会有一点点忧国忧民的思想吧，这就是一点情怀。”他说。

关于未来，王伟力说，“我想一直讲电影，讲很多电影，人生已经不容许我再去选择很多东西了，能把这件事做好就行，当某天我懒得抬不起眼睛，我的发言、语音、语气都不行的时候，我就做不了了。”

4年前一场几乎致命的心肌梗死让他第一次直面“死亡”，他形容病发时的自己就像火苗一样“唿”地一声消失了，随即进入了一种黑暗状态。在医生的“咚”的一电击中，他觉得自己“在一声炮声中，大叫一声又回到这个世界。”

科室主任过来检查，发现他恢复得不错，便笑着对他说，“哎呀，大伟又可以讲电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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