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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眼人

百家作者：刺猬公社 2017-09-29 02:07:05

导读

Epoch非虚构故事大赛刚刚落下帷幕，这是9月23日10强决赛选手的24小时战作品之一——选手们两个选手一组（两人采写同一个人），在早上8点抽到采写任务，然后找资料、采访，第二天早上8点前交稿。24小时战是为了考察选手的现场写作能力。

以下为作者原文，未作任何改动。

文 | 吴呈杰

王伟力先生最近一次讲电影是在一周前。他被拉去参加一个叫做《我来陪你“看”电影》的公益活动，会场里摆着数百张金漆红皮椅，不一会就挤满了乌泱泱的人头。他数不清这是自己第几次讲电影了，却还是没来由地感到紧张。在吵吵嚷嚷的背景声中，他点划开摆在面前的iPad，用手肘擦了把汗，努力维持着平稳的呼吸：

“巨大的鱼从海洋下面游过去，游向远处。在水里面，一个个水泡，像鱼的样子，又变成了小人，小人跃出水面。无数的大鱼穿过云层，向下坠落。”

除了在吐出“水泡”两字时结巴了一下，王伟力干净利落地完成了开头。喘口气后接着讲：“画面中浮起四个大字：大鱼海棠。这是片名。”故事正式拉开序幕。

59岁的王伟力拥有一双细长而明亮的眼睛，瞳孔是淡淡的泛着光泽的黑，像墨水在纸上洇开的颜色。这双眼睛即便在年轻人中也堪称漂亮，在讲解电影时，还会随着节奏的起伏灵活地左右腾挪。

只是，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双眼睛，甚至没几个投来热切的目光。台下的观众们，或紧闭双眼，或微抬眼睑，或失神而茫然地张望着——他们是“观”众，是王伟力的“铁杆粉”，是从全国各地赶来的盲人们。

“明眼人”王伟力给盲人讲电影已经有13个年头，不写脚本也能把情节讲得头头是道。仔细琢磨后，他才反应过来这次的“紧张”出自哪里：他难得在“这么大阵势”下讲电影，还有几个被父母带来旁听的调皮孩子总一个劲儿扯着眼罩——要搁在他的“心目影院”，这可真是件稀罕事。

王伟力的“心目影院”开在鼓楼西大街，每周六是备受盲人朋友们期待的“电影日”。不过20平米的样子，稀稀拉拉堆了二三十张折叠椅，“荧幕”就是台57英寸的电视机，一堵铺满影碟的水泥墙倒是颇有些壮观。门面开得隐蔽，躲在一片张贴着“本店搬迁”告示的平房背后——当我向王伟力确认地址时，他洪钟般的浑厚嗓音从电话那头传过来：“‘心目影院’是不会走的。”

在王伟力的前45年人生里，他的每一步都踩在了时代的鼓点上：中国科学院建院征集技术人才，身为高级技工的父亲从山东赶来北京，王伟力就成了生于北京的“山东人”；毕业后追随父亲脚步，进入中科院地球所做科技摄影，和当时在航天部侦查卫星的妻子相知相恋；1990年代市场经济的大潮袭来，他和很多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一样下海经商，并位列那批“捞到点钱”的幸运儿中的一分子。

如果说这个知识分子家庭是否存在一丁点缺憾，恐怕来自于王伟力的妹妹：她聋哑、有智力障碍，走起路来还是外八字腿。这很容易让整个家庭都陷入被街坊指指点点的噩梦，与此同时，妹妹也能敏锐地感知到来自外界的恶意。为此，“小的时候我们也没少跟人家打架，因为别的孩子会看不起她”。

童年经历让王伟力深刻地体会到，“一个残障人，对于一个家庭来讲，他就是一个灾难。”因此，在赚到了商业上的第一个一百万后，王伟力迫切地想要为残障人士做些什么。独独选中盲人群体似乎是个漫不经心的偶然，他后来曾在多个场合讲述过2003年的那个夜晚：

他和妻子在家看美国科幻电影《终结者》时，一位盲人朋友到访，王伟力就给他描述片中红色的机械眼、爆炸燃起的火焰、身体可以化为液体的杀手。直到影片结束，盲人朋友的脑门儿全是汗，手心湿透了，“电影竟然是这样的！”他猛然站起，抱着王伟力转了个圈。

盲人朋友的反应大大出乎了王伟力的意料，他觉得自己低估了盲人的生活难度。“捂上耳朵，我能回家吗？”“给根棍子，用一条腿，我能回家吗？”“蒙上眼睛，我能回家吗？”他问了自己这三个问题，前两个答案都是不假思索的“能”，第三个问题想了半天，还是给出了一个否定的答复。

“这个（残疾人）群体最痛苦的、最难受的不就是盲人吗？”王伟力决心创办一家专属于盲人的电影院。在开展这份事业的前三个月，他需要让自己先成为一名“盲人”。在和妻子饭后散步时，他蒙上眼睛拿起盲杖，颤颤巍巍地在北京的街道上走。一开始还带着新奇的兴奋感，像是“小时候玩的捉迷藏”，慢慢地，肢体上的“盲态”浮现出来，害怕、无助、着急、烦躁，各种负面情绪开始在体内冲撞。

一个小时过后，这股“盲感”从眼睛收摄到眉心，又从眉心溜到鼻尖，再顺着鼻尖蔓延到心脏——王伟力甚至开始怀疑起和自己共同生活三十年的妻子：“她万一大意了，而这个时候我正好踩上半块砖头，结果会是什么？”这时候，“肢体盲态”升级成了“心理盲态”，他再也模拟不下去了，因为“你每一步前面都是深渊”。

我拜访“心目影院”是在一个本该讲电影的秋日早晨。天高云淡，王伟力带着盲人朋友们去体育大学举行一年一度的趣味运动会，这座低矮的四合院难得地一派冷清。两个穿黑白条纹校服的高中生志愿者在屋子里小声地做着电话访谈，是统计盲人出行需求的，男生是第一次来，有些经验的学姐鼓励他试一试。“喂，您好，请问是刘军先生吗？我们是那个西城区残联盲人出行服务项目组……请问一下你们每周外出吗？外出频率呢？……”

一个身着红衣的盲姑娘接待了我。她的眼皮耷拉着，身形却无半点马虎，双手交错摊放在膝上，像一棵挺拔的芦苇。她叫董丽娜，曾在大连一家按摩店做推拿，这段在她眼里“一成不变”的时光直到2006年认识王伟力夫妇才迎来转机：她接受了他们免费为盲人提供的播音培训，出师后还担任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特约主持。在大多数时间，董丽娜都对来访者保持着一种审慎的戒备，只有在聊起这一对老朋友时表情才柔和了起来：“他们是很不容易的，就这些年一直在坚持。”

在董丽娜的记忆里，刚认识伟力夫妇时是他们最艰难的时候。那会“心目影院”推出不久，受到了盲人群体的热烈欢迎。王伟力一开始并没有打算长期做下去，但这个过程就像挖井，从第一锹开始，挖第二锹、第三锹，直到一千锹，“为了挖出来水你就会挖，但是一锹一锹才见到水的。”

靠经商积累起来的一点家产很快用到山穷水尽。“心目影院”一度选址于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狭小办公室——但连那儿一个月一千的房租都成了难题。好在，随着2008年“公益元年”的到来，政府和企业的拨款初步缓解了“心目影院”的尴尬局面，王伟力也将触手伸到图书馆、戏剧工作坊、模型触摸展等更多覆盖盲人生活的项目中去。

这两年，那些窘迫的回忆渐渐从王伟力的脑海中淡去了，他最常想起的，还是盲人们发自内心大笑的时刻。

2006年5月21日，全国助残日。这天夜晚，王伟力把“心目影院”录成音频，搬上了北京新闻广播。节目刚播完，电台热线电话就响了。是一位年近80的老大妈，她失明13年了，老伴也去世3年。失明后，她感觉“在黑屋子里呆了很久很久”，忘了楼房的形状，也忘了花儿的颜色。但听了“心目影院”后，她一下子想起年轻时和老伴在公园里，看着绿草，看着树上挂着的一串串海棠，看着湖中央飘来荡去的小木船。忽然，就有扇天窗打开了。

还有2008年的夏天。那年，王伟力为盲人开办了一个有着100多个模型的触摸展。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盲人抚摸着蒸汽机车的金属模型，转来转去就是不肯离开。志愿者上前提醒：“大爷，那边还有好多模型呢，您都能摸。”老盲人笑了：“我呀打小就失明了，是听着火车的声音长大的，我就想知道它长什么样。”

老盲人给王伟力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的父亲是铁道职工，当他知道火车的时候，就天天闹着要去看火车。在他七岁生日那天，父亲领他到了铁道边，不一会火车真的来了。他站在那儿低着头侧身倾听，铁轨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突然，汽笛声震耳欲聋，他像触电般浑身战栗，“整个身体被这个巨大的钢铁长龙给融化了”。在之后的六十年里，他都为了摸一摸“梦寐以求的火车头”的心愿而活着，终于在今天如愿以偿。

和盲人相处久了，王伟力发觉，他们的一生当中“尽是问号”，很少有人会给他们解答。他立志要把这间隐于闹市的影院建造成盲人们的魔法城堡，庸常生活里的诗意奇迹时刻都在此发生。在这里，摩天大楼是“扣着的巨大玻璃杯”，直升机是“一个长把的倒扣的汤勺，勺背上有一个旋转的电风扇的扇叶”，海豚是“一头大一头小的白薯，尾部像打开了的一把折叠扇”。

王伟力并不满意讲《大鱼海棠》时自己的表现，主要原因是他头晚才接到片子，第二天上午就要讲，“就看了两遍”。在讲电影时，他习惯于将自己代入到导演的角色，白天还是黑夜？用什么色调？穿什么衣服？在什么场景？这些疑惑需要反复“拉片”获得解答，还要查阅大量资料，“等你看第三遍的时候说，唉呦，这导演说的是这意思。”

四年前，他经历过一次和死亡咫尺之遥的时刻。就在“心目影院”隔壁的办公室，他忽然感到没心跳了，后背拼命往外冒着冰凉的汗水，心头的那点火苗熄灭了，像是潜入了无垠死寂的深海。在深海里不知泡了多久，“听到一阵炮声中大叫一声”，“砰砰砰”，散落的三魂六魄重又归位于这具躯体。

被抬进医院后，医生给王伟力的冠状动脉装了个支架。隔段时间科主任来检查，发现王伟力恢复得不错，连忙喜气洋洋地拍了下他的肩膀：“大伟又可以讲电影啦。”“嗨，我一想我的生命还能再继续这一段，啊——”他露出了少年般的欣然神情。这场死里逃生像是老天爷馈赠的一份礼物，余下的每分每秒全都成了意外之喜。

两位“心目影院”的工作人员都用“心明眼亮”来形容王伟力，而在他自己看来，“心盲”是比“眼盲”更需要提防掉入的陷阱。到明年，王伟力就将年满一个甲子，暂时还没有退休的打算。直到“彻底地老了”——“抬不起眼睛”“语气都不行”的那天之前，他决定守着“心目影院”的舞台，一直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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