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桂梅最担心的事情，被他拍出来了

7月28日，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在成都开幕了！

这两年，一直是体育爱好者的狂欢之年。

从去年年初盛大的冬奥、年底全民热议的世界杯，到今年新星冉冉升起的大运会，无不牵动观众的心弦。

但这么多年来，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或许还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

这是中国第一次成为奥运会的东道主。

然而，大家可能想不到，这些熟悉的“共同记忆”，在一些地方，却不为人知：

图源：《村小的孩子》

这是奥运会已经过去三年的时候，导演蒋能杰问家乡的孩子们问题，他们的回答。

小朋友笑得淳朴又腼腆，这些事情对山村里长大的他们来说，还太过陌生。

这些孩子们，是留守在村中的儿童。

他们，常常被“忽略”。

还好，从这个山村走出去的导演蒋能杰回来了。

他抹掉了外界常有的刻板印象，用真诚平等的镜头记录了这些同村留守儿童们独特的日常与孤独感，组成了这部难得的宝藏华语片——

《村小的孩子》。

真实，而又打动人心。

2010年，湖南新宁县一渡水镇光安村的一个村小里，又有老师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准备离开这些山村里的孩子们。

那时，村里代课老师一个月工资只有几百块钱，远低于外出务工所得，因此，越来越多的老师因为生计离开了乡村。

光安村，是个有名的“贫困村”，全村上下大概1700人，却有900多的青壮年外出务工，漂泊在异乡。

老人和儿童，则留在村中，同样生活艰难。

距离导演蒋能杰第一次回乡记录这些孩子的生活，已经过去了一年。太阳照常升起，孩子们也还是重复着从前的日子——

他们在教室里大声地朗读着诗歌：“白云，大海，大海，我问你，你为什么这样蓝，大海笑着来回答，我的怀里抱着天......”

图源：《村小的孩子》

提起大海，他们的眼睛会亮起期待的光芒，尽管他们绝大多数人从未见过大海。

在家里，他们会帮着爷爷奶奶割猪草、洗衣做饭，常年在家里陪伴他们的，除了爷爷奶奶，只有“小狗和小狗崽”。

这一切，刺痛着远在他乡的蒋能杰的心。

蒋能杰一直在问自己，他能做什么呢？

他想，既然他已经走出去了，便不能够独善其身。

他看着光安村里的孩子们，就像看着曾经还未长成的自己，所以这里每一个孩子的命运都与他休戚相关。

所以，他回到了村庄。

十几年里，从《村小的孩子》《初三》到《加一》《矮婆》，他所拍摄的纪录片好评如潮，落脚点却始终在那些被忽视的留守儿童们。

其中，《村小的孩子》获得了凤凰纪录片大奖最佳长片奖，是一切的起点。

蒋能杰得知了村小缺老师的事情，便主动辞去了在北京的工作，简单收了下行囊就回到光安村，选择在村小当数学代课老师。

十几二十年的时间，有的地方日新月异，有的地方光影交错。

正是在回乡之后，蒋能杰才真正意识到相比自己小时候，这些孩子所面临的新问题。

蒋能杰童年时，虽然生活也很艰苦，可是当老师问起将来想干什么时，蒋能杰和他的同学大多会下意识回答：

但当他问光安村的孩子们长大以后想做什么时，大多数孩子们会下意识说：

图源：《村小的孩子》

在光安村的孩子们看来，打工是好事，可以自食其力，撑起家庭。

据报道，2023年，中国农村和城镇留守儿童加起来共有约4177万人，虽然相比从前逐年呈现下降的趋势，但这样的数据依然刺痛人心。

在一个内卷“鸡娃”的年代，这些孩子们藏在主流话语背后，偷偷地长大了，懂事得令人心疼。

这些孩子们的家长，是怎么想的呢？

镜头摇摇晃晃，转到了一个火车上，一张张疲惫的面容映入眼帘。

他们是村里外出务工的青年人，在他们看来，跟着同龄人一起去大城市打工，是一条触手可及的出路。

在蒋能杰问道，父母在家带孩子的多不多，好多个家长的眼圈都红了。

但还是苦笑着说：

图源：《村小的孩子》

曾经有家长试图把孩子接到身边，蒋鑫和蒋恒兄弟俩在暑假时去找过爸爸妈妈，可到了那里，还是出现了难题——

爸爸妈妈上班时，孩子们该怎么办？

为了蒋鑫和蒋恒的安全，爸爸妈妈只能把他们锁在空空的出租屋里，自己出去工作。

小小的屋子里，没有可以奔跑的田野，没有蓝天白云，也没有陪他们玩耍的小狗。

所以，去了这一次之后，兄弟俩再也不想陪父母到城里住了。

进城务工的青年人，为了安全与现实的考量，把老人和孩子留在熟悉的家乡。

可实际上，相比他们小时候，村里孩子上学的路依然艰难。

光安村的光明小学，是附近难得的村小。

虽然名为小学，光明小学却不止是小学，它涵盖了附近从幼儿园到小学的孩子们，将近80%的学生都是留守儿童。

2009年，光明小学被判定为危房，原来的校舍被拆除。

小学拆了，孩子们还得求学。

图源：《村小的孩子》

当时还实施着“撤点并校”的政策，从2001年政策正式实施到2012年结束期间，有将近30万所乡村小学被撤销合并。

这虽然有利于教育资源的集中与提高，却也让很多孩子不得不走很远的山路去上学。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村里的光明小学，这些孩子得到更远的地方才能读书，有的人甚至天还没亮就得起床。

老村长意识到了这个关乎村里孩子未来的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去镇里、县里奔走，呼吁政府能够在村里空余的民房重修学校。

还好，他的呼声，被听见，被采纳了。

图源：《村小的孩子》

光明小学在镜头跟踪的五年中重建，正如它的名字一样，让更多人看到了光明与希望——

比如，小女孩蒋云洁原来的理想是“打工”，因为打工挣了钱就可以养奶奶。

小云洁有着超乎年龄的懂事，为了照顾奶奶，她不想和爸爸妈妈一起到城里去读书。也不羡慕别人的零食，只想默默攒钱给奶奶治病。

而在后来，镜头再次聚焦到她稚嫩的脸庞上时，奶奶开玩笑让她出去打工，她坚定地说：

蒋云洁依然想照顾好家人，但此时，她的心中早已明白，读书是她改变命运的一道阶梯。

这一个个孩子们，在清晨，结伴背上自己的小书包，走在山路上，走到破旧的“校车”前。

我们知道，他们将要走向阳光洒落的大路上，走向远方。

当我们真正看见了村小孩子们的生活日常，看见了留守儿童的困境，或许就不会简单地认为他们“不够努力”。

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曾说过：

前些日子有个百万博主的发言刷屏了网络，他认为张桂梅校长所办的华坪女高并不够成功，因为办学这么多年来，女高还没有走出过一个清北学生。

或许，这样的想法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走入了“优绩主义”的傲慢。

对于乡村的孩子，对于那些被主流话语遮蔽的留守儿童们而言，教育的意义并不在于让他们达成一个“进入名校”的目的，而在于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看看外面的世界。

有些人可能会怀疑：蒋能杰拍《村小的孩子》以及一系列纪录片，把这些孩子们的生活状况暴露在公众眼前，真的会有好处吗？

事实上，媒介与话语、善心与行动，无论在何时，都有用。

之前，因为光明小学的校车太破，在蒋能杰与爱心人士的呼吁下，湖南卫视的公益节目《天声一队》为他们捐了一辆校车。

后来，又有政府帮助修缮了校车的必经之路，保障孩子们的安全。

此外，蒋能杰还为村中留守的孩子们创办了乡村公益图书馆“棉花沙图书屋”。在这里，汇集了大家爱心捐赠的免费图书，为孩子们提供了自由的精神空间，让他们在学习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2020年，范魏煜小朋友高考考了541分，成功超过湖南省理科一本线。

就在今年六月份，蒋能杰还碰到了蒋鑫和蒋恒两兄弟，他们如今生活过得比从前好了许多。

在这些帮助下，纪录片中的孩子们有些继续了学业，有些去往他乡。

一个个岔路口，他们的路径各不相同，但相似的是，他们的脸上多了笑容。

这是教育的力量，也是公益的力量。

尽管，政府与社会各界在近些年来一直关注着教育公平，帮助那些乡村中的孩子继续求学，但事实上，在物质条件改善之后，我们还面临着新的挑战。

2021年以来，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发现，在信息化的新时代，越来越多的留守儿童并不像《村小的孩子》里的小学生们一样不知道外界的常识，反而遭遇了沉迷手机中的信息洪流的问题。

种种亟待解决的问题并不是否定了我们之前所付出的努力，而是提醒着我们，脚步依然不能停歇。

蒋能杰在纪录片中发现了悬而未决的难题，虽然凭他一己之力难以解决，但他依然希望社会能够创造奇迹：

希望，留守儿童们和乡村中的孩子们能够被更多人看见，被更多人听见。

或许，在大家的帮助下，未来的某一天，那些孩子，能够走向更好的人生道路。

参考资料：

1.蒋能杰 《村小的孩子》《矮婆》《初三》

2.新周刊 《你一辈子都不愿进的工厂，是村小孩子的人生理想》

3.最华人 《<村小的孩子>中的22个农村儿童：他们最大的人生理想，是去打工》

4.中国青年报 《报告称农村留守儿童十年减少47.20％》

5.学习思考与行动 《留守儿童4177万，需要被你看见》

6.迈克尔·桑德尔《精英的傲慢：好的社会该如何定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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