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觉人生不可爱，去跟老舍吃痛快

今日说起北京，评价多是难吃二字。

但你读老舍先生写的北京食物，分明全是热爱。

“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

他的食物里有四季。

从前北平人的夏天，可以爽适地吃半天茶，咂几块酸梅糕，或呷一碗八宝荷叶粥；他说北平之秋就是天堂，有吃不完的梨枣果子、肥嫩的羊肉和蟹脚毛茸茸的河蟹；到了冬天，还有一顿让肚子充满油水的涮羊肉蘸芝麻酱。

他自封为“喝豆汁儿的脑袋”，倒不一定是因为豆汁儿多么的好喝，而是他深知一份豆汁儿，对很多北京底层人民来说，已是一份口福。

他是能把生活的鸡毛蒜皮炸成蒜香鸡米花吃了的人。与其说他热爱食物，不如说他热爱的是人，是朋友，是生活。

老舍的儿子舒乙曾回忆：“在父亲眼里，早餐最好吃的是豆浆油条，午饭是炸酱面，而晚饭则是酱肘子夹烧饼。”

“渴了有绿豆汤，饿了有烧饼，闷了念书或作两句诗。早早的起来，晚晚的睡，到了晌午再补上一大觉”，就是他天大的快乐。

平时以稿费为生的老舍，日子过得清贫，加上留洋时肠胃又落下了毛病，他本无一副美食家的肠胃，但总能安享粗茶淡饭，从中咂巴出滋味来。

生活缓慢受锤，老舍最知道，一碗热豆腐就是一个社畜劳累后最治愈肠胃的食物。

《骆驼祥子》里，他写道：“醋、酱油、花椒油、韭菜末，被热的雪白的豆腐一烫，发出顶香美的味儿，香得使祥子要闭住气；捧着碗，看着深绿的韭菜末儿，他的手不住地哆嗦。吃了一口，豆腐在身体里烫开一条路。”

他对寻常食物近乎直爽的爱和拥护，也源于他对人的体贴。

在经济短缺的年代，一户一人一月只有二两麻酱。某年北京芝麻酱缺货，作为市人大代表的老舍先生直接上书中央：北京人夏天离不开芝麻酱！希望政府解决芝麻酱的供应问题。不久，北京的油盐店里又有芝麻酱卖了。

北京人今天能吃上香喷喷的麻酱面，还得感谢老舍先生。

读老舍写的食物，绝不止是口水横流的馋样儿，而是真切地渡过时空，走进了那时候扬尘的北平，心里长出一种熨帖的共鸣。

朋友把老舍封为“北京土地爷”。他在家门口常年摆着桌椅茶壶，请路过的车夫、小贩、邮差喝茶聊天。他结交的朋友，三教九流都有，谁也不会感觉他是大作家、名教授、留洋的学士。

王朔曾如是评价老舍：

鲁迅说过老舍“油滑”，叫我这半吊子北京人看，这是南方人对北京话的偏见，那不是老舍油滑，而是北京人就这么说话。

老舍的作品有时给人感觉软，绕半天圈子不切题，正是有些失之厚道，舍不得，对北京小市民太热爱。他也没法儿不这样，那些人没一个外人，都是亲戚里道街里街坊的。

从骆驼祥子的悲惨人生，到茶馆里的众生喧哗，老舍总是跟这里的人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把悲喜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老舍先生，既是北京食物的拥护者，也是朋友肚皮的守护神。

1949年12月，老舍回到阔别25年的北京，怎一个馋字了得。但馋不能无饭，食不能无友，回来三个月，他请朋友下馆子，就足足有四十二次！

叶圣陶在日记里曾记：“老舍尝谓盛宴共餐，不如小酒店之有情趣……共谓数十年之老友得以小叙，弥可珍也”，小饭馆总比正式摆宴席要舒畅得多，因为它随便，更有意趣和人情。

巴金先生每次到北京开会，见到老舍，总是躲不过一句邀请：“我们出去吃个小馆吧！”，然后就到东安市场里一家饭馆里，愉快地过一两个钟头。

老舍还曾经给巴金留纸条，说的全是吃的事儿：“巴金兄：明天中午在全聚德请您吃烤鸭。”

叶圣陶和老舍图

老舍先生每年也会请文联的朋友到他家聚聚，一次是老舍先生的生日；一次是重阳节前后，赏菊。其中一次，还有一位见识广的年轻客人：汪曾祺。

“老舍家的芥末墩是我吃过的最好的芥末墩！”当吃货遇上吃货，便是气味相投。

接着，老舍又端上来两盒朱红雕漆食盘，里面装着火腿、腊鸭、小肚、口条之类的切片。汪曾祺一眼就认出这个精致的玩意，叫盒子菜。是老北平猪肉铺的一种外卖，不过已绝迹多年，他从谁家订的呢？汪曾祺寻思这不简单。

不久，老舍又举起筷子，热情地招呼大家：“来来来！这才是真正的好东西！”

什么呢？熬白菜，老北京人的基础幸福感。

拿熬白菜来压阵，看来老舍是真爱北京的。

对客人，家里的酒也是永远敞开供应。

汾酒，竹叶青、伏特加，愿意喝什么喝什么，能喝多少喝多少。有一次很郑重地拿出一瓶葡萄酒，说是毛主席送来的，让大家都喝一点。

他总是周全地照顾着那些被馋虫滋扰的朋友，像是天生的使命一般。

除了京味美食，老舍也记他乡的好。

惜花如命的他，到济南养了一盘白莲，被朋友用香油炸了吃，他笑说权当是入乡随俗；

他说济南的大葱特长就是特别长，夸它像运动员。葱白的鲜，白，像带着生命滋养的乳浆，一层层剥开仿佛油酥饼的折叠，比画图用的白绢还美丽。对济南的爱，让人以为他是个济南人。

他为落花生名气不及瓜子而给它抱不平，他恋过大明湖的蒲菜，也赞过大兴安岭的红豆酒……

与其说他是热爱食物，不如说他热爱的是生活。

他说：“文人的傲气是这样的，物质的苦早已吃得不想再吃了，但与精神苦难相比，还是宁可身无分文。”

他是明知生活的悲凉底色，却不过把生活的不如意，云淡风起地吐槽一次，来舒展一下自己和别人的神经。像一个什么都知晓，却总是宽慰你一切会好的朋友一样。即使他的笑常常也和泪并在一起。

老舍在《小病》里写：“生活是种律动，须有光有影，有左有右，有晴有雨；滋味就含在这变而不猛的曲折里。”

1958年盛夏，老舍先生在北京一处荷花池边小憩

即使成了有名的作家，稿费也常常“比猪肉还便宜”；当了奶爸，也常常抱怨奶粉钱太贵：“小孩比皇上还会花钱”。

何以解忧，不如撸猫打拳养花去。

他把花草当是朋友在照顾，花开得大小好坏都不计较，只要开花就高兴，赶上狂风暴雨，还得把几百盆花搬到屋里，等风雨过了，又全都折腾回去。

腰酸腿疼，也乐在其中：“有喜有忧，有笑有泪，有花有果，有香有色。既须劳动，又长见识，这就是养花的乐趣。”

荷尔德林说的：“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兴许说的就是老舍本人。

很多人称老舍为幽默大师，他却说：“您看我挺爱笑不是？因为我悲观。”

不过他又补充说：“悲观有一样好处，它能叫人把事情都看轻了一些。”看不透才苦闷，看透了便幽默。

“舍予是经过了生活底甜酸苦辣的，深通人情世故的人，但他底‘真’不但没有被这些所湮没，反而显得更凸出，更难能而且可爱。”朋友如是评价这个可爱的老头。

生活这般坚硬，而他的回应如此柔软。

没有人比他更懂生活的真相，也没有人比他更热爱生活。

1975年，周总理来到仿膳饭庄。

走到门前，他抬头一望，“仿膳”的牌匾仍在，可落款处被人掏了个洞。

那个位置原本属于他的老朋友，那个跟他一样爱吃肉末烧饼的人：老舍。

而如今，牌匾的空洞早已填补，名字也被重新署上，仿佛波动的湖面终归平澜。

那个梳着二八分油头，戴着眼镜，穿着西装领带，笑得把双下巴和牙齿都露出来的先生，在人们的记忆里，还是那么温文尔雅。

那时他曾大步走进饭店，用手指着牌匾笑笑说着：“我就是给你们题字的老舍！”然后径直找一处安静的角落大快朵颐起来。

转身回头，只留下一个背影。仿佛在说：

能吃，能喝，能笑，那生活便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