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籍演员逐梦中国演艺圈
文|肉松
文章来源|明星资本论(ID:mingxingzibenlun)
如果关注过主旋律影视剧会发现,基于特定的时间和故事背景,其中总少不了外国军官、士兵等角色。尽管戏份有限,但他们背后正是一群常驻中国的外籍演员。
前不久,撤侨题材的《万里归途》热映时,饰演反叛军的埃及演员埃米尔在片场痛哭的短视频广为流传;《狙击手》里饰演美军狙击手的曹操、柯国庆都是领衔主演,外籍演出的名单在《长津湖》的片尾字幕滚了好几屏。
跳出主旋律范畴,有《唐朝诡事录》《长安十二时辰》,把时间线拉得更长,还有《蜗居》《杜拉拉升职记》……
由此让人好奇的是,外籍演员在中国是市场刚需吗?他们是如何在这里逐梦演艺圈的?又面临着哪些机会和挑战?
演员杨傢量清楚地记得,为了给过生日的姐姐一个惊喜,自己在2020年1月19号落地家乡马来西亚,等他再回中国,已经是今年5月的事了;喜喜乐福影视文化联合创始人Lisa曾有十余位签约演员,但过去三年,其中80%都分散在各自的国家;
几个月前,选角导演梁子正为还有3天开机的电影头疼,原定的外籍主演之一没有取景地甘肃的工作签证,只能临时换人,而假设他有一位中国太太,至少还能借由陪同身份争取进组……
对话演员、经纪人、选角导演后,娱乐资本论发现,外籍演员有点像国内影视行业里的一份小众职业。
一方面,市场上较为活跃的外籍演员在1、200个,因为稀缺而具有一定的竞争力,群演的片酬高出横店群演五、六倍;另一方面,这份工作也有很强的不稳定性,抗日题材的式微就直接影响了日本演员的发展,外籍身份本身就会带来诸多限制……
论数量,中国的外籍演员或许是多于观众想象的,但站在行业视角上又是稀缺资源。
筹备《长津湖》时,剧组刚开始找了1500名外籍演员。梁子表示,这个数字已是极限,因为需求主要来自于大场面,这里面有很大一部分都只是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比如留学生,而国内有较多拍摄经验的外籍演员大概在1、200人。
从业近二十年以来,Lisa曾为《我的娜塔莎》《战火中的芭蕾》《建军大业》《建党伟业》和《流浪地球》等多部影视剧提供、推荐过外籍演员,比较来看,如果说一部戏里的中国演员可以百里挑一,那饰演同一角色的外籍演员能做到三选一,就算是很幸运的情况。
另一方面,外籍演员的大众认知度处于模糊地带,他们既无法像国内的演员那样被定义成明星,也明显有别于活跃在海外影视行业的演员。
提到在中国发展的外籍演员,观众能直接叫得出名字的并不多,小娱尝试询问过身边的几位朋友,大家给出的答案相对统一:矢野浩二、曹操。相比之下,更容易被想到的是角色或作品。甚至有时候,要看到幕后资料才能将演员本人与不同角色对上号。
已经在中国生活17年并参与过多部影视剧的美国演员史蒂文 · 韦德斯表示,自己出门时经常被认出来,而他观察到,大家记住的是角色名,80、90后女生一般叫他何好德或者Mark,分别是他在《杜拉拉升职记》和《蜗居》里的名字,至于上了年纪、更关注主旋律的人,则大多会提到2020年播出的《跨过鸭绿江》。
如此看来,外国人常驻中国做演员有点像从事一门“小众职业”。
而在这群从业者中,有的是科班出身,比如日本演员大冢匡将、马来西亚演员杨傢量,都有在中戏表演进修班的学习经历,对演戏抱有极大的热情;也不乏在机缘巧合下接触到广告和影视的,在演戏之前,史蒂文 · 韦德斯最早在上海电视台担任主持人。
按国别划分,俄罗斯、乌克兰人居多,这也和广告、模特行业的需求有关,也因此,他们大部分生活在上海。其次,来自欧美国家的演员也很常见,而在前不久的《万里归途》中,除了一位俄罗斯人,其他几位主要的外籍演员则分别来自埃及、以色列、土耳其。
也因此,从形象上来看,国内的外籍演员最普遍的是白人,男性多带有商务范,也有不少擅长跑酷、格斗的,在演动作戏时更有优势,女性则有很多金发碧眼的类型。
往前追溯,在这份小众职业背后,能看到市场逐渐形成的过程。
Lisa最初接触外籍演员经纪工作是在2005年,她告诉小娱,那时的需求更集中于广告、宣传片,直到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的带动下,开始出现涉及外国人角色的影视剧,比如体育题材的《一个人的奥林匹克》,如今被概括为主旋律的革命历史题材也受到更多青睐。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13年、2014年,这一时期,是影视行业对外籍演员有极大需求的高峰期。
同时,国内对外籍演员的市场需求也能体现出行业环境及政策的变化。
大冢匡将曾是Lisa的签约演员之一,出演过《南京!南京!》《厨子戏子痞子》和《永不磨灭的番号》等影视剧。但随着主旋律影视剧的背景从抗日战争变为抗美援朝,之前每年要辗转2、3个剧组的他,戏约也大大减少。
《永不磨灭的番号》
另一个带来重大影响的因素是老生常谈的疫情。
在2020年之前,Lisa的签约外籍演员共有十余位,但疫情爆发至今的近三年时间里,其中的80%都在自己的国家。梁子微信上能直接联系到的三、五十位外籍演员中也有一多半处于相同状态。
他们的被动失业则给留在中国的演员制造了机会,也促使外籍演员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迭代”。用人之际,比较典型的现象是,原先只能演特约的演员可以接到戏份更重的角色,比起原先那批经验更丰富的演员,其形象和演技等方面可能有所欠缺,在现场拍摄时需要花更多时间去调整。
有意思的是,Lisa和梁子都提到,每次和身处海外的演员沟通时,很多人都表示非常想回中国,会问他们有没有办法帮助自己,但要做到这点很难。
今年5月以前,杨傢量也是其中一员,其“返华历险”持续了两年多。此前参与网剧《唐人街探案》《八佰》的经历,为他积累了不少行业资源。所以这段时间里,他一边做副业,一边在线上与中国的经纪公司、选角沟通,希望借由签约或其它工作机会回到中国。
《唐人街探案》角色照
最终,他在朋友介绍下签约了现在的经纪公司迈亚文创文化,后者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解决了签证问题,其经纪人夏森美和林瓗表示,整个过程之复杂完全可以拍一部电影。撇开其间种种,杨傢量个人就在机票等各项开销花费了近10万。
机票熔断的情况下,即使订到了机位,他还是因为一点波折迟到了,因而错过两个很重要的机会:一个是出演宁浩导演的《红毯先生》,一个是面试《一年一度喜剧大赛2》。
不管是仍身处海外的演员,还是已经重返中国的杨傢量,他们的这种意愿和决心也引出了另一些让人好奇的问题:在中国做外籍演员的吸引力在哪里?这份小众职业究竟好做吗?
首先从实际一点的角度来说,即在中国做外籍演员的经济收益。
小娱了解到,他们的待遇依角色量级而定。类比国内演员,同样是分梯队的,但梯队间的差距不算太夸张。群演的片酬是横店群演的几倍,也就是一天800到1000,特约的单日片酬能够达到几千、近万,如果是戏份更重的主要演员,这个数字能达到几万。
尽管不能与明星相提并论,但这只是演戏的单方面收入,大家通常不会把精力投入在这一件事上。史蒂文 · 韦德斯平时也会做主持、拍广告、运营自媒体,还在莫干山投资了民宿;回到中国之后,杨傢量也在坚持做国际贸易和线上直播的副业。
梁子和不少外籍演员聊过,能感觉到对方是真心喜欢中国的生活,相对安全稳定的环境、美食等都是让他们留下来的因素。由于市场需求长期存在,他们面临的竞争压力也并不大,也算一种“何乐而不为”。
杨傢量则属于另一类代表,为了更好地实现做演员的目标,所以想在行业发展程度高于马来西亚;2019年,在中国演了80多部影视剧、因《红色》被观众熟知的日本演员高岛真一选择回国,他曾表示愿意继续演员,但日本演艺圈竞争激烈,没有剧组会邀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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