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遍全网的“宝藏爷爷”凭什么被年轻人追捧？

许倬云走进大众视野时，已经90岁了。

2020年，《十三邀》的那期专访让他成为了深受年轻人喜欢的宝藏爷爷，节目中，他那些高质量的观点火遍了网络。

而在此之前，人们对他的了解，仅限于王力宏的舅公和王小波的恩师。

许先生是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主要着眼于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的研究，荣誉无数，著作等身。

这也决定了他与普通老百姓之间隔着一层学术的藩篱。

近几年，许先生迫切地走进大众，各种各样的节目采访，他欣然接受。

因为他始终记挂着祖国的下一代，想把毕生所学都教给年轻人，为此他不惜「豁出老命」。

在上个月出版的新书《许倬云十日谈》的序言里他写道：

「到终点站的时候，就是我们下车的时候」，但在此之前，「我盼望此时此地走这一遭，有机会跟大家说这些话，使大家心里激动一点，本来平静无波的心里可以起个涟漪。小波浪可以造成大的潮流，推动大家不断地进步。」

如今的许先生92岁了，每天都在与时间赛跑。

他说：「我跟大家共同努力的时间，不会太长久了」。

在过去的2021年里，许先生最有成就感的事情就是「我居然可以不疼痛了，居然可以逐渐过比较正常的日子」。

而这个所谓「正常的日子」在普通人看来，依然是艰难到无法想象的。

许先生现在连站立都是困难的，不能低头，不能弯腰，无法看纸质书籍，只能平视着电脑屏幕，写作只能靠口述；

平日里吃饭全靠太太喂，每天的起床和入睡靠吊兜：「把我从床上吊到椅子上，从椅子吊到床上，像吊猪一样」。

每每说起身体的残疾，许先生总是带着轻松的口吻，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线，像个老小孩，仿佛一切都不值一提。

但其实，许先生的生活一向是艰难的。

1930年，许倬云和他的双胞胎弟弟许翼云，出生在厦门鼓浪屿。

弟弟一切健全，但他生下来就有着「很坏的伤残」，肌肉无法正常生长，8岁之前都无法动弹，后来只能拖着竹凳子，慢慢向前移动。

在本该无忧无虑，释放天性的年岁里，他要学习的是忍耐与接受。

他常常在角落里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直到家里人想起他，把他抱到别的地方。

人生就如同他的身体般，动弹不得，以至于「七岁时，就有悲苦之想」。

所以他不哭也不闹，唯一的乐子就是在固定的地方，固定的风景里，寻找些细微的乐趣。

他会细细观察大人们的劳作，看墙角的蚂蚁怎么搬家，思考为什么日影今天照在树上，跟昨天不一样…

「只有失望之人，只有无可奈何之人，他才会想想我的日子为什么过。」

这大概是困在牢笼中的人，才会去寻找的苦涩的寄托。

为了最大限度地不麻烦别人，他接受过5次矫正手术。

等待恢复的日子里，他没日没夜地躺在病床上，脚被绳子吊在半空以保持血液循环。

手术恢复后再一步步重新学走路，脚踮地的瞬间，是彻骨的疼痛。

他曾无数次想过一了百了，但因为无法动弹，只能忍受着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折磨，人生至此，狼狈不堪。

最终陪伴他挺过难关的，是人世间的温暖与大善。

刚出生时，医生就预言他活不过15岁，但父母即便自身安危无法保全，也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甚至给了他最好的教育；

躺在病床上时，总会有同学自发来照顾他，有老师来他的病床前专门为他讲课；

在他因为身体缺陷被歧视，被排挤时，总有人为他挺身而出；

有那么多人为了他能好起来，耗费了自己的时间与精力，不求回报。

感念至此，许先生熬着再大的痛苦，也不允许自己被打倒，他知道「凡事不能松一口劲，一旦松了劲，过去一切的努力都将成为白费」。

「做一日和尚，总得尽一日钟的责任」，人得学会安顿自己。

许先生学问了得，古今万千事，聊起来滔滔不绝。

唯独战争，无法轻易触碰。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抗日持久战开始打响，此时的他尚在襁褓之中。

许先生的父亲是一位民国高级将领，时局紧张，一家人跟着父亲的职务调动辗转各地。

沿途所见尽是难民，日本人的枪弹朝他们扫射，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如草芥般倒下去，尸体遍地都是；

伤兵一批一批地被抬上担架，被截肢时喝一碗高粱酒当止疼药，惨叫声犹如狼嚎；

许先生无法走路，只能被装在筐里，被挑夫挑着一路逃，但挑夫不幸倒地而亡，他只能听天由命，父母和敌人，不知道哪个先来。

在最危机的时候，父亲曾拉着母亲的手说：「真要是日本人杀过来，我拉着老八，你抱着老七（许倬云），我们四个人一起跳下长江去。」

伴随着战争而来的，是难以忍受的饥饿，饶是他们这样的家庭，每天最发愁的事情，也是第二天如何才能填饱肚子。

实在没办法时，哥哥会去餐厅里偷偷刮一点菜板上的油，和着辣椒面和盐，拌饭给他和弟弟吃。

「在那种经验里长大的孩子，快乐不起来」，许太太说。

但也是在这样的极端条件下，许先生看到了中国人的坚韧与大爱。

在《十三邀》里，他回忆起战时农村的疾苦：

每每说起这段记忆，老人总是泪流满面，那是对人类悲惨际遇的痛心，也是对中华民族之精神的感怀。

所以他坚定地说：「我知道中国不会亡，中国不可能亡。」

因为身体的原因，许先生自小没上过学，识字全靠父亲和哥哥教。

在躲过炮弹的日子里，他常被家人安放在父亲的书房里，各种各样的书籍可以自由阅读。

抗战结束后，无锡辅仁中学破例接纳了他，这份善意让他终于呼吸到了校园的空气，许先生十分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学习成绩也是绝对的佼佼者。

解放前夕，他随家人迁往台湾，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台湾大学。

当年他报考的是英文专业，但校长傅斯年看到他的成绩后大为吃惊--从没哪个学生的语文和历史如此优秀。

在傅斯年的建议下，许倬云改学了历史，师从沈刚伯、李济之等史学大家。

因为极具天分，他被各位名师捧在手心里，因为身体的原因实在不能上课时，老师们也乐意给他开小灶，对他一对一辅导。

在台湾大学读研究所的第二年，许先生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李国钦奖学金，本可以用这笔钱赴美留学，但李国钦却要求身心健全者才能有这资格，这样的区别对待，许先生早已习惯，他从不争，从不抢。

但胡适看不下去了，他先后四次跑去美国拜访华侨徐铭信先生，最终为他争取到了1500块美金。

不仅如此，胡适还帮他写了封介绍信给芝加哥大学的著名汉学家顾立雅，为许先生的留学铺平了道路。

胡适从没有给许倬云上过课，但此番相助，让他一直将胡适视为恩师，一生感念。

1957年，许先生赴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除了身体的疼痛外，学业上一切顺遂。

博士毕业后，他完全可以在美国择一个高薪的工作，过上令人艳羡的生活，但他执意要回到台湾。

那里有自己的亲人和同胞，他想要报答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人。

但此时的台湾社会并不太平，省内笼罩着压抑的白色恐怖气息。

1964年，许倬云出任台大历史系主任，在多数人都夹着尾巴求生存的时候，许先生公然与官僚系统对抗。

他极力倡导自由主义，敢直接对蒋经国说：「思想管制不得，永远管制不得，就是秦始皇想管思想也失败！」

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如此尖锐，让很多当权者不爽，所以许先生的日子很不好过，在重要的会议上，他提出的任何主张，得到的都是反对票，同事间的倾轧，矛头也都对向了他。

他被跟踪、被监视、毫无个人隐私，母亲整日提心吊胆，生怕哪天他突然就人间消失。

但许先生不惧怕被封口，越被禁言他越要说，如同他的老师傅斯年一样，到处开炮，甚至自掏腰包创办了《思与言》杂志，想要为中国找一条出路。

1970年，许倬云被安排去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原本以为只是担任下客座教授，一年半载就能回来。

不料刚到美国就收到了师长们的劝诫：「你先不要回来，好好在那里待一阵再说！」

许先生这才明白，自己是被变相轰到美国去了。

这一去便是几十年，关于祖国的一切消息，他只能从报纸和新闻上了解。

中美建交之后，许先生一心担忧国内的教育，多次帮助南京大学筹建高级研究院，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他会飞回国内给大学生们讲课，不要任何酬劳。

对于当今的大学教育，许先生是非常失望的，咱们能培养出很多专家，却再难培养出真正的知识分子，他曾痛心地说：「中国文化到了今天，只剩皮毛，不见血肉，当然也没有灵魂，这是叫我伤心的地方。」

在他眼里，一位理想的知识分子，应该「用自己的理想，去帮助社会的其他成员一起走到理想的大同世界而工作」。

我们现在还能有如此纯粹的「为生民立命」的知识分子么？

答案或许是悲观的，但许先生从未放弃努力，他说：「中国的事，就是我的事。」

许先生几乎所有的采访视频中，都能看到太太孙曼丽的身影。

她是他的拐杖，也是他一生的幸运。

因为天生的残缺，许先生过了而立之年依然单身，母亲愁得很，家中嫂嫂劝他「去乡下随便找一个女人回来，可以生孩子管家就行！」

许先生很生气，即便身体残缺，但他依然坚持人格的完整与独立。

甚至，许先生比一般的青年才俊还难追：「我心里一直存着一条界线，必定要有一个女孩子，能识人于牝牡骊黄之外。就像伯乐识马，她看得见另一边的我，而我也看得见这个人，如果有这种心理上的自然条件，我会打开心门的。」

因为这份不逾矩和不将就，让他找到了孙曼丽。

她原是他台大的学生，两个人相差12岁，大学四年，他们交流不多，许先生对她最大的印象就是有个性、叛逆。

毕业之后，许先生介绍她去中央图书馆工作，面对她的困惑，也时常用书信交流，一来二去他们颇觉得跟对方「凡事都谈得拢」。

1969年，他们在台北结婚，婚礼上的孙曼丽无比开心。

这一路，他们走得不容易，作为家里唯一的女孩，她面临的阻拦可想而知，再加上彼时的许先生被政府严格监视，一着不慎，前程尽毁，但孙曼丽非常坚定：「再苦，我愿意。」

后来，她成了他的臂膀，他成了她的港湾。

在公开场合，他从不隐藏对她的爱：「我没认识曼丽以前，我不晓得天下还有更完全的路，等到看见曼丽了，我看见星星亮起来，看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天下，就觉得非她不可。这样一结合，就把两个天下满足了。」

在生活中，她懂他的困顿与苦楚，理想与挣扎，1989年，许先生做完大手术之后，身体一天天糟下去，但曼丽却一天天变坚强：「我如果跟他一样弱，那我们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而在学问与思想上，他们始终同频共振，友人建议许先生写一部大众看得懂的中国通史，夫妻俩欣然应允，那部《万古江河》的书名，便是听取了许太太的建议。

宫崎骏曾说：「总会有一个人的出现，让你原谅之前生活对你所有的刁难。」

我想，世间最美好的相遇，莫过于此。

对于太太，许先生总说遇见她何其幸运：「这是上帝给我的恩赐，上帝可怜我，给我好家庭。」

而许太太总会嗔怪着纠正：「我们都很幸运！」

在接受《十三邀》访谈时，许先生拄着拐杖笑着说：「我能这个德性活了八十八岁，是老天不要我走。」

他天生残疾，一生不知自由奔跑是何滋味；

生逢战乱，枪林弹雨里侥幸生存；

遭受排挤，远离故土，飘零半生...

你很难想象，一个肉体之身竟能承载如此多的残酷与悲情。

但许先生又何其幸运，在地理上，他去到了普通人到不了的远方；

在思想上，他所领略的风景更是鲜有人及。

许先生曾用《圣经》里的一句话回复友人：「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完了，应该行走的路，我也走完了，我已尽力，应该收兵安息了。」

但2022年，许先生愈发「高调」了，频繁出现的他有无数的话想对年轻人说。

关于世界、关于前方、关于梦想、关于安身立命的方法...

还记得那个让许先生泪流满面的场景么：「多少老年人走不动了，跟孩子说你们走，走…」

这多么像现在的许倬云，燃烧着自己，拼了命地对年轻人说：无论前路多难，请你们振作起来，往前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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