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型社会与中国转型——中产阶层的作用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涌现的千万中产，是中国最宝贵的“社会财富”。维护好这个阶层的信心和希望，就是维护改革开放和社会稳定的基本盘。当前在疫情反复、经济下行和社会转型等种种重大变局的冲击下，中国的中产阶层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经济不能企稳见底，房地产价格不能止住跌势，一些大城市依靠房产纸面价值撑起的所谓中产很快就会被证明为“伪中产”。好在当前政府看到了这些问题，出台了大量的稳增长政策，中产阶层的资产负债表和信心也在逐渐修复和回暖。

如果说前些年我们认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年可以说是变成了百年未有之大危局、大险局。战争，瘟疫，通胀，刺杀，极热天气，等等，人类生存环境的复杂艰辛和不确定性至少是百年一遇。对于这样的时代如何生存，如何应对，如何发展，我们这一代人似乎都没有经验，社会中开始充斥一些焦虑和不安的情绪。当然这也不用大惊小怪，这些在其他国家和社会也都经历过。社会变革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经济上快速发展的社会，对一些负面问题总是会存在过度反应。因为物质上改善的太快，显得有点不真实，焦虑是因为害怕失去。一直都发达稳定或一直都贫穷落后的社会，很少有焦虑，因为没有明显的变化，大家已经适应了现实。

最焦虑的当然应该属中国最近几十年刚刚涌现的千万中产阶层。社会的两端，底层劳工和高净值人群相对淡定。我们调研过这两个群体，前者一直忙忙碌碌做具体的事情，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认知条件关注和理解公共事务，对新闻事件的看法基本遵从主流官方媒体和一些通俗易懂、具有娱乐性质的自媒体。可以说是没有时间和“兴趣”去焦虑，也没有多少可失去的值得焦虑。一个外卖小哥告诉我，他一天到晚为了生存争分夺秒跑订单，根本无暇思考多于一个月后的事情，对于未来基本上不去想，“想了也没用”。聚焦于当下，反而避免了焦虑增添了快乐。“一天到晚非常累，晚上忙到很晚回去就睡觉，有点空闲刷刷短视频放松一下，没有精力想别的”。

高净值人群抓住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机会，也非常关心中国未来的前途命运，在信息来源和认知结构上都非常多元，能较为冷静的看待社会转型中的各种问题，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焦虑和不安全感。但不同的是，他们有能力对这些社会风险做对冲，在全球做了资产配置和户籍安排。但由于很多高净值人士的业务还在国内，受到政策影响也非常大，但不会伤及生存根本。因此这个群体虽然也有焦虑，但似乎是“伪焦虑”，因为他们有多样化的生存手段，家庭和个人对社会风险的敞口实际上并不大。

只有中产阶层最容易焦虑和迷茫，因为第一，他们依靠自己的努力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但是又不足以像高净值人群那样具有足够的能力在更大的时空上对冲风险，他们的未来与中国的未来休戚与共，因此非常关心政策、民生、改革等国家大事，容易产生本能的焦虑感和危机感。第二，中产阶层也是中国的知识阶层，具有相对较多的知识分析研判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当下“更高层次”的改革开放和“后发展时代”，特别关心中国的道路选择问题。但是由于参与度还相对较低，难免时常会有失落感。

就当前来看，在三重压力之下，中国中产阶层有三个敞口在时代的风险面前几乎无法对冲。一是人力资本与职业转型风险。这一届中产阶层主要集中在35—50的中年，本身就存在着“职业危机”。而与中国独特情况紧密相连的是，中国中产阶层的崛起是与四十年改革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改革开放最直接的受益者——无论是工作岗位和收入提升的机会。既然中产与改革开放紧密相连，那么如果未来改革开放的水平无法再上一个台阶，或者很多领域由于无法深化改革而回撤，那么中产阶层的职业也就隐藏着危机。疫情三年加上去年开始加快的各类资本、平台的治理，房地产周期历史性的调整转型，反贪腐、反内卷等各项整顿，让步入中年的中产阶层面临着非常大的职业转型危机。最为重要的是，数字化浪潮日新月异，创新群体越来越年轻，对中产阶层的职业发展压力可想而知。

二是家庭资产负债表风险。可以说，借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快速的城市化，稳步上涨的房地产价格，突飞猛进的基础设施（通信网络，高铁，机场，公路等），中产阶层的工资收入和财富市值几十年翻了几倍。当然，这里面有通胀和房价带来的水涨船高因素在里面，但中产阶层的财富突飞猛进，越来越多的家庭被归入中产也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正如我五年前一篇文章说的，中国中产家庭财富总量在膨胀的同时，资产负债表也越来越脆弱了，很多所谓的财富不过是账面幻觉、货币幻觉（货币大放水带来的资产重估与收益加计）。尤其是最近几年，居民部门加杠杆的力度和速度都超前，资产负债表的扩张并非资产端驱动，而是负债端的堆砌。一旦资产价格处于下跌通道，资产重估带来将不是收益加计而是损失减计。但在资产账面价值减计的同时，负债端却仍然是刚性支出，这导致原本财务还算稳健的中产的资产负债率突然升高，资产负债表变的非常脆弱。

三是家庭现金流量表风险。通俗的说是资金链断裂的可能性。过去几年由于以前的积累，再加上失业的风险不大，重要的是房地产价格坚挺，资产变现能力强，家里有需要急用钱的可以很快的变卖房产救急，从而很少发生现金流危机。但现在不一样，除了疫情、资本治理、房地产整顿等带来的工资收入下降和失业，最严重的是房产作为中产最后一道财务护城河也基本干涸。甚至很多地方不仅是干涸，还因为还房贷消耗现金流，成为破坏现金流量表的负资产。而且随着人口老龄化，赡养老人、抚育子女和自身的各项支出也在加剧，都增大了现金流的支出。中国中产阶层的75和80后与独生子女政策紧密相关，固然这个政策在几十年前降低了抚养比，为中国经济腾飞带来了人口红利，但现在却是抚养负担不断加大的“人口负债”阶段，人口结构的老化导致中产阶层的现金流量表风险陡然加大。

从一个国家来看，迅速崛起的大量中产阶层，是一个社会能否从落后的传统社会，转型为发达的现代社会的典型标志。对于一个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来说，能否培育并维护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群体，形成橄榄形财富分配的社会结构，是能否维系社会稳定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否则，没有中产阶层作为缓冲力量和社会风险的减震器，极化的贫富差距容易引发民粹主义和治理扭曲，最终引发巨大的社会危机，社会共识碎片化，动荡加剧，经济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从这个角度讲，崛起的千万中产阶层，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最伟大的社会成果。首先，中产阶层人数众多，财富分配相对均匀，是收入和财富结构极化的缓冲器。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上，高层明确提出要提高中产阶层占比，形成橄榄型社会，尤其是让年轻人有成为中产阶层的希望和可能，这样才能在减少财富分配结构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培育一个数量众多的中产阶层，是实现共同富裕，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而不是什么劫富济贫。

其次，一个厚实的中产阶层，是产业转型、创新和消费驱动，摆脱对投资和债务的过度依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中产阶层也是知识阶层，不是简单的劳动力而是一种人力资本，是中国下一阶段失去人口红利，从而续接“工程师红利”的蓄水池，可以较好的支撑产业升级转型。中产阶层也是消费型社会的基础，具有充足的消费能力，而且也是驱动消费升级的主要动力，不像两端只满足刚需和过度追求消费品。因为边际效用的递减和预算约束，只有中产阶层才能使中国经济摆脱投资和债务的过度依赖，走上可持续的消费驱动模式。只有抵达消费型社会，中国经济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系统才算真正完成闭环，高质量发展才能成为现实。

第三，中产阶层是抵御民粹主义，实现社会安全转型的基础。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社会层面大多饱受民粹主义之苦，缺乏政策理性和制度理性，社会共识破碎，治理主张隔离，社会处于动荡轮回，经济陷入通胀螺旋，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都基本丧失了动员资源和配置资源的能力，使经济长期处于滞胀状态。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矛盾和风险日益复杂，共识达成和制度变迁的成本日益高昂，为避免民粹主义乘机露头，需要让理性、温和的中产阶层成为社会转型的中坚力量，在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提高他们的参与度。

需要注意的是，阶层固化是造成社会结构刚性和脆弱化的重要因素。因此，一个可以阶层间流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有希望加入中产阶层的社会结构，才是充满韧性的。这对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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