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她，才知道热搜上的顶流多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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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她姐

来源：她刊（ID：iiiher）

可能是社会太过浮躁，所以每次看到那些人生方向格外单纯的人物时，总会心生佩服。

就比如前段时间因《故事里的中国》登上热搜的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

这个名字或许大家并不熟悉，但提到敦煌莫高窟，就绝对绕不开她的贡献。

被称作“敦煌女儿”的她，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莫高窟，并将敦煌研究院发展到如今的高度。

敬佩她，不仅因为她的工作成就，更是因为她的女性身份。

要知道，《国家宝藏》三季节目，每季十座博物馆，却只出现两位女院长。

她是如何走到而今的，这一路的经历值得我们去探讨。

一个在烟雨江南长大的上海女孩，如何能在干燥荒凉、艰苦萧条的大西北工作生活将近六十年？

一名刚出社会的考古系学生，如何成长为一位将敦煌文化宣传到全世界的敦煌守护者？

为什么说，樊锦诗的过往会成为大众对女性刻板认知的完美反证？在看完她的访谈作品和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后，我找到了答案。

首先，第一个被颠覆的女性刻板印象当然是身体素质差。

野外考古辛苦，敦煌莫高窟的考古就更辛苦了。

位于甘肃省最西端的敦煌市，是典型的暖温带干旱性气候。

冬冷夏热，干燥少雨，来自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黄沙日复一日地覆盖着这片土地。

别说考古，就连生存都是个难题。

但出生在上海小康家庭的樊锦诗，却能怀着对敦煌的爱坚持了近六十年。

1938年，樊锦诗出生，她的父亲毕业于清华大学，母亲也是一名高级知识分子，因此她从小受家庭浸润，喜欢文学与艺术。

中学时期，一篇介绍莫高窟的课文让她对考古有了浓厚兴趣。

于是在高考选志愿时，她报考了少有女性的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

1962年，樊锦诗大三了，偶然读到了一篇名为《祁连山下》的报告文学。

到敦煌去！是的，他也知道这并不是容易的事。那是在“黄河远上白云间”的塞外，在河西走廊的尽头，在祁连山下！

要到那种地方去，需要像古代的张骞一样的精神，像古代的苏武一样的毅力。

文中的主人公以常书鸿先生（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被称为“敦煌守护神”）为原型，他对敦煌的热爱深深打动了樊锦诗，也激起了她对敦煌的向往。

正好这个时候，学校提供了一次去敦煌文物研究所实习的机会，樊锦诗当即选择报名。

尽管早有准备，但到了敦煌的樊锦诗还是被莫高窟磅礴的美给震撼到了。

在外面随处可见的泥土、线条、色彩，一进入石窟就像活了一般，含笑的菩萨让她为之倾倒，喷涌的壁画让她目眩神迷。

这一切就像散文《莫高窟》所写的那样：

人世间能有的色彩都喷射出来，但又喷得一点儿也不野，舒舒展展地纳入细密、流利的线条，幻化为壮丽无比的交响乐章。

这里不再仅仅是初春的气温，而已是春风浩荡，万物苏醒，人们的每一缕筋肉都想跳腾。

这里连禽鸟都在歌舞，连繁花都裹卷成图案，为这个天地欢呼。

这里的雕塑都有脉搏和呼吸，挂着千年不枯的吟笑和娇嗔。

莫高窟，给予了樊锦诗对艺术的所有想象。

然而，和绚烂的洞窟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敦煌极端恶劣的生活环境。

由于地处偏远，没有基础设施，大家住的都是破庙土炕。

陪伴樊锦诗的，除了永远也扫不干净的沙尘，就只有半夜掉在枕头上的老鼠。

因为没通电，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解个手还要到远处的土厕。

有次樊锦诗半夜出门，看到屋外黑暗中有两只眼睛泛着绿光，吓得她赶紧跑回房间一夜没睡，直到天亮后才知道是驴。

住得差，吃得也不好。

在爸妈宠爱中长大的樊锦诗，到了敦煌才知道世上还有人一天只吃两顿饭。

而就算两顿，配菜也是永远的“老三片”，土豆片、萝卜片和白菜片。

春天榆树结了榆钱，撒点盐和团面，蒸熟就已经是一顿美餐。

而又因为只有盐碱水，烧开也是苦的，玻璃杯上没几天就会结出白色的碱印。

生活环境差，工作条件就更恶劣了。

由于洞窟都在崖壁上，那时候还没现在的外部建筑，敦煌考古人就因地制宜做了一个蜈蚣梯。

顾名思义，就是在一根长的杨木椽子上，每隔30厘米钉一根横木，做成梯子。

因为害怕爬蜈蚣梯，樊锦诗每天只好揣几个干馒头进洞，尽量不喝水，然后一待就是一整天。

果然，恶劣的生活环境使樊锦诗开始水土不服，又因长期营养不良加上过度劳累，实习不得不提前结束。

临走前樊锦诗心想：“我再也不来这个地方了！”

然而，大四毕业分配工作，敦煌文物研究院向北大点名要之前去的四个实习生。

还没等樊锦诗犹豫，父亲急坏了，他写了一份厚厚的请求信让樊锦诗交给老师，想申请给她换个地方。

樊锦诗一想，犟起了脾气，既然说了服从分配，为什么又要搬出家人来为自己阻拦？

于是她截下了信，决定再度前往莫高窟。

而这一往，就工作到了现在。

自然，樊锦诗在这数十年里也想过离开。

但这期间的离开原因并非是生活环境的不适应，而是家庭因素。

和身体素质一样，这也是很多女性在职场生涯受限的原因之一。

樊锦诗的解决方案并不精妙，却同样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是在大学认识的，虽然对方话不多，却是一个非常细腻的男生。

发现樊锦诗喜欢到图书馆看书，彭金章就每天都帮她占一个身旁的座位。

看到樊锦诗常常带着一条手绢，也买一条送给她。

一来二去，两个人也就知道了彼此的心意。

大学毕业后，二人也响应号召，各自奔赴了祖国最艰苦的地方。

一个去往西北荒漠研究石窟保护，一个去往武汉大学创建考古专业。

1965年秋天，彭金章主动赶往敦煌找到樊锦诗。

二人许久未见，再次无话不谈，但唯有彼此的未来，谁都不敢提及。

直到临别的时候，彭金章突然拉起樊锦诗的手，轻轻说了一句：“我等着你……”

樊锦诗哭了，也知道了这句话的分量。

之后，彭金章一有时间就前往莫高窟看望樊锦诗。

虽然在西北风沙的摧残下，樊锦诗变土了、变糙了，长发也为了方便剪短了，但不变的，还是彭金章喜欢的爽朗笑容。

1967年，樊锦诗借探亲假前往武大，和彭金章在宿舍草草举办了婚礼。

彼此的思念或许可以靠书信疏解，可下一代的生活就成了问题。

1968年，樊锦诗怀孕了。

原计划在武汉生产，因为其他因素，最后只能在敦煌生下孩子。

等彭金章接到电报，挑着两大筐吃用，转五趟车赶到病房时，孩子正被裹在樊锦诗的“棉猴”里。

看到彭金章的那一刻，樊锦诗人生里第一次放声大哭。

可即便如此，彭金章才待了十多天，就被喊回武汉工作。

在敦煌找不到保姆，樊锦诗平时上班就只能把孩子捆在襁褓里。

下班时能远远听到孩子的哭声，她心里还踏实一些，要是没听到反而害怕起来。

随着第二个孩子的出生，教育也成了问题。

在那期间，两个孩子被东塞西放。

大儿子被送到河北姨妈家，养得黑不溜秋，樊锦诗过去看望时根本认不出来。

小儿子被送到上海妹妹家，最后离家出走，说要沿着铁路找妈妈。

樊锦诗那几年自顾不暇，一边担心家庭，一边又难舍敦煌。

有次听说只要半年不上班，就算自动离职，于是她放下一切跑去了武汉，最终还是舍不得敦煌。

“我越是压抑自己不去想莫高窟，那些壁画就越是萦绕在眼前，挥之不去。”

看到妻子如此为难，彭金章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我们两个人，总有一个要动，那就我走吧。”

此时的彭金章已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考古教研室主任，可为了妻子，他毅然决然前往敦煌。

因此，樊锦诗不止一次地表示，“彭金章是打着灯笼没处找的丈夫”。

作为丈夫，他能支持自己的事业，帮助自己生活，甚至愿意舍弃自己所创建的事业从头开始，这些是很多家庭都不可能实现的情况。

幸好，优秀的人在哪儿都能做出成绩。

彭金章到敦煌后，开始发掘少有人往的莫高窟北区，并写出了一本《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的研究著作。

夫妻二人也就这样在敦煌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着，如此相伴走过了三十余年。

有了丈夫的支持，樊锦诗就有了更多时间来忙自己的事业。

但樊锦诗之所以被我们如此称赞，绝不单单只是做一个院长，更是因为她在任职期间有着超乎常人的前瞻性和开拓性。

古迹的保护和利用是件难事，敦煌莫高窟就更难了。

简单来说三句话：过去损坏多，当前维护难，未来终消失。

莫高窟于五胡十六国时期开始兴建，后又历经隋唐、五代十国、西夏、元朝等历代的扩建。

虽然，直至今日它依旧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但从北宋停建至今的一千多年里，莫高窟频遭战乱、毁坏、偷窃，以及千年不断的风沙肆虐，等到樊锦诗接手时，早已满目疮痍。

进入洞窟的动静稍微大一些，起酥的壁画都能纷纷掉落。

而这一切都是不可逆的。

所以明知它会消失，但莫高窟考古人要做的，就是能让它留存更久，以及发挥它更大的作用。

樊锦诗近六十年一共做了三件大事。每一件，都是具有时代性的操作。

首先是古迹保护。

在救治壁画病虫害方面，樊锦诗率先实践国际化保护，通过与美国以及日本相关文保单位合作救治。

正是这一开创性操作，让我国的壁画修复技术和国际接轨。

直至今日，莫高窟的壁画修复技法已经有了一套领先世界的操作程序，并成就颇丰。

而第二件事，就是建立“数字敦煌”资源库。

既然莫高窟的消亡是不可逆转的事情，那有没有其他办法让莫高窟永远保存下来呢？

在莫高窟的影像还都是黑白照片的时代，樊锦诗就发现了电脑的功用性。

于是，她找到了美国芝加哥的西北大学，想建立起莫高窟的数字档案，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得以永存。

终于，在多年的筹备下，2016年5月1日，“数字敦煌”资源库正式上线，一个个石窟都被360度高清记录下来。

也是从这天开始，全世界的人都能云端漫游莫高窟。

而樊锦诗所做的第三件事，也是与我们最相关的事情，就是莫高窟的旅游开发。

1998年，随着国家实行长假制度，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前往莫高窟旅游。

但游客进入洞窟，除了物理影响，洞内的二氧化碳、湿气、热度也会瞬间升高，从而伤害壁画。

更让樊锦诗不安的是，那段时间敦煌政府还准备将莫高窟上市，进行商业开发。

一旦上市，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商业模式势必会使莫高窟人满为患，从而加速壁画毁坏。

一边是文物保护，一边是大众受益，樊锦诗陷入了两难。

终于，她想到了一个折中办法——将环境监测和数字敦煌相结合。

先对游客进入石窟后空气的变化进行科学检测，得出每天最多容纳3000名游客、每人最多停留两小时的数值。

然后向全国政协申请，在莫高窟15公里处建立一个敦煌数字展示中心，以作为游客集散地和莫高窟知识讲解处。

当游客到达景点后，会先被集合到敦煌数字展示中心观看《莫高千年》和《梦幻佛宫》两部科普电影，再分批乘车前往莫高窟。

这样一来，既让游客对敦煌的历史和比较典型的七个洞窟有了初步的理解，增加了游客的体验感，也从源头分散游客密度，缓解洞窟承载力。

可以说，樊锦诗针对莫高窟做的三件大事，每一件都具有其开创性。

保护古迹，是开我国文保和国际合作的先河。

数字敦煌，是跟紧时代步伐，用数字技术使莫高窟永存。

旅游发展，是巧设集散中心，于国内景点率先实施游客限流制度。

这才有了如今的莫高窟保护和利用齐头并进，并享誉世界的盛况。

我们回顾樊锦诗近六十年来的工作经历也会发现，她的每一步都在颠覆着常人对女性的刻板认知。

她在狂沙漫天的世界里生活工作近六十年，告诉我们，原来女性也是不怕吃苦的。

她紧跟时代，创新发展，告诉我们，原来女性也是具有前瞻性和开拓性的。

她从一个女大学生做到研究院院长，告诉我们，原来女性也是有卓越工作能力的。

以及，告诉我们，在一个家庭里，原来也可以是丈夫为妻子的事业付出的。

看到这儿或许还有人会觉得，有必要把樊锦诗和女性力量扯到一起吗？

有必要。

只要是靠自己的能力在职场成就一番事业的女性，都值得拿来做女性力量的榜样。

君不见，仅仅是女性送外卖、开网约车都会被激烈讨论。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这么一句话：“虽然我不觉得女性比男性差，但有些工作就是不适合女人做。”

送外卖还只是奔波，考古更是考验身心。

可大漠黄沙下，樊锦诗忍渴、种树、学习、思考，每一步都没有落后，甚至还最终领先。

她坚持下来的事实不就在眼前吗？

这才是我要分析樊锦诗，要将她作为女性力量榜样的原因。

樊锦诗的经历告诉我们，女性并不柔弱，并不短视，一样有能力。以及，不必总是女性为家庭牺牲。

幸好，这样的激励就在发生着。

还记得两年前以湖南省文科第四名的成绩，报考北大考古系的钟芳蓉吗？

她就是受到了樊锦诗经历的感召，才因热爱报考了少有女性的专业。

除了樊锦诗，各行各业都有着“巾帼不让须眉”的证明，她们都是激励女性闯出自己一番成就的榜样。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让她们被看到。

每多一个女性看到，就多一份被激励的可能。

点个「在看」，让榜样被看到。

这并非是遥不可及的未来，而是樊锦诗已经发生的过去。

只要勇敢去做，相同的故事就一定会继续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