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以前气候投资是群众演员，现在走到了舞台中央｜谈碳

2021年对关注绿色环保领域投资的人来说，会是记忆深刻的一年。

根据基金分析公司Lipper的数据，2021年，全球有6490亿美元流入ESG基金，创下历史记录。ESG基金已经占到全球基金资产10%，规模超过6万亿美元。

在国内，和环境相关的ESG基金收到追捧，根据wind数据，有“环保”、“低碳”、“碳中和”、“气候变化”、“新能源”、“绿色”等关键词的基金在ESG基金中超过半数。

这些基金都可归入绿色金融范畴。在国际上，绿色金融被称为可持续金融，关注包括环境、社会治理的问题。它几乎囊括所有气候及环境方面的投融资，包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也包括更传统的城市建设。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研究绿色金融行业多年，并著有《碳中和与绿色金融创新》。在传统能源向新能源转变的起点，36碳与鲁政委聊了聊国内及海外绿色金融的现状，以及ESG监管和碳交易的未来。

他梳理过这一概念的诞生。这一名词2016年G20时首先出现在公共视野 。碳中和成为热词后，更多和气候相关的金融工具推出，如全国统一碳市场也是在2021年7月正式开市。

中国的绿色金融行业面临不少更深层次的问题。如当前正在升温的ESG基金，运行良好的基础之一是有完善的信息披露，但目前国内信息披露制度并不成熟。2020年第一季度至今，国内市场已发布了25只ESG股票指数，但在疫情期间，只有少数5只表现优于大盘。这和国际ESG指数表现差距明显，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国内ESG投资相关制度不完善。

鲁政委梳理时发现，现在上市公司都以社会责任报告的形式披露ESG内容，披露的上市公司只有大概三到四成。

除了披露的数量少，上市公司的ESG报告质量也良莠不齐，因为非强制性，上市公司披露的内容基本报喜不报忧，“变成了好人好事的合集”。而披露标准不统一，也导致一家公司今年披露的内容可能和去年不同，公司之间披露的内容和条目也有很大差别。这些都意味着ESG基金的操盘手们缺少凭据，基金收益不确定性增加。

ESG信息披露不健全只是中国绿色金融现状的断面。这个名词之后，还有国家“碳中和”计划和企业短期盈利之间的矛盾，也有复杂的国际博弈。

仅仅以碳价为例，鲁政委很现实地解释，碳的价格不能太高，压垮企业，也不能太低，让企业缺乏动力。同时，碳价的设立还要随着碳中和任务分阶段调整，最终目标都是指向中国实现碳中和的时间节点。这其实涉及更精细的碳市场管理。

而全球运行着24个碳排放交易体系，横跨欧洲、美国、韩国、中国等8个国家市场，有各自的体系和成熟度。即便区域内部运作良好，跨国的碳税、碳价等等仍很难达成一致。欧盟国家走得更激进，希望征收更重的“碳税”，倒逼企业减排，这显然对新兴经济体不公平。新兴国家的减排技术不如发达国家成熟，他们无法承担和发达国家同样高的碳税。

对于普通人来说，比起宏观环境，他们更关心在碳中和之下的投资机会，如碳交易。目前，国内碳市场交易流动性比较有限，一年的交易量不过百亿，而对比股票市场，一天交易量高达万亿。

但在全球，正在运行的碳市场覆盖的排放量已经占了碳排放量的16%，正以高速增长。随着金融产品完善，如碳交易市场成熟，普通人和中小企业也有机会加入减碳生意中。这是股市之外另一个庞大的交易市场，会诞生“碳中和”时代下新的可能性。

何为绿色金融？

36碳：您能否定义一下“绿色金融”？

鲁政委：首先需要定义绿色金融，在国际上更常见地是叫做可持续金融，关注包括环境、社会治理的问题。比可持续金融小的概念叫气候金融，它包含两个部分内容，一是减缓气候变化，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另一个是适应气候变化的投资，如建防浪堤，建海绵城市，能够有效的缓解环境气候的变化对经济、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凡是支持这两个中间的任何一个，或者同时支持的，都叫做气候投融资。

对于我国来说，绿色金融（green finance）的发展关键节点有两个：第一个点就是2016年，杭州G20上，我们把绿色金融写到G20的会议声明当中，实现了from zero to hero的变化。也是从2016年开始，我们开始有更多绿色债券，而此前都是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发展从2016年之后可以说一骑绝尘，中国每年新发的绿色债券规模在全球排名前三。

第二个时间点是2020年，总书记在75届联合国大会的承诺“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从那个时候，气候投融资开始正式被人们高度重视，以降碳为抓手，减污、降碳协同推进。

2020年后，我们开始有碳相关的金融融资工具推出，比如碳中和债、可持续债券、全国统一碳市场、碳中和基金等等。之前虽然有绿债，但是2020年后的债券才更明确地指向温室气体减排。

可以说，以前气候投融资是很多群众演员中间的一员，现在站在了舞台的中央。

36碳：绿色金融分为信贷、债券、保险等等，他们的数量有什么变化？

鲁政委：中国的绿色融资产品最早是贷款，所以各类绿色金融产品中贷款存量最大。粗略估计，我们所有的绿色融资大概是18、19万亿人民币，其中大概16万亿都是贷款，绿债不到2万亿，保险就更少了。

36碳：这样的产品构成对减碳有什么影响？

鲁政委：环境污染不是短期发生的，一朝一夕也治理不好，都需要长期性的融资。恰恰是商业银行的负债期限很短，没有能力提供大规模的支持长期性融资。所以，我觉得反而是保险公司更适合提供长期融资，恰恰在中国，和银行相比，保险行业在绿色金融发展方面似乎还很有限。

36碳：就目前绿色保险发展的还不是那么理想，那么绿色债券是个解决办法吗？

鲁政委：绿色债券很大一部分债是来自绿色金融债，这其实是对银行负债久期偏短、支持绿色项目比较吃力的一个补偿，因为银行的存款通常只有两年多的期限，发长期绿色债券，从而可以支持更长时间的项目。

绿色金融是一个生态，需要每一类金融机构在中间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就像一片森林要长得好，要有乔木，也要有灌木，还要有小草。

ESG信息披露刚起步

36碳：美国SEC通过了披露ESG信息的法案，而国内证监会这几年也要求上市公司做更详细的ESG披露，目前国内ESG信息披露情况如何？

鲁政委：目前中国证监会对一些传统、高排放的行业有强制披露要求，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不属于高排放的企业，还没有强制披露的要求。现在有不少专家呼吁学习香港证券监管机构，也就是鼓励披露，如果不披露，要解释为什么不披露。当我们出台披露规定同时，就还需要出台披露的模板。

36碳：目前披露情况算是理想吗？

鲁政委：现在上市公司披露采取的是社会责任报告的形式，以这种形式披露ESG内容。这个报告过去属于自愿披露范围，披露什么你自己定，不说假话就可以了，所以就带来的一个结果：基本上变成了好人好事的合集。最终导致披露的数据相当部分横向不可比，纵向不可比。所谓纵向，是指的同一家公司披露的报告，去年的和今年的可能不一样，横向不可比是公司和公司之间披露的报告内容和条目差别很大。即便如此，披露了社会责任报告的中国上市公司也只有大概三到四成。不过，金融机构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比例大概有七成左右。

36碳：海外的信息披露标准从何而来？

鲁政委：海外是从下至上发展起来的，各种组织谁爱搞一套标准或者指数，都可以搞一套，经过市场大浪淘沙，最终留下了几个组织的标准追随的人比较多。正因为追随的人多，这几大指数的ESG评分就显得影响更大。

36碳：实际上标准仍然很难全球化。

鲁政委：在国内，证监会可以出一套标准的披露模板，国际上谁出模板呢？要包含的东西越多时，统一的模板就越不容易达成。将来更有可能达成的是在巴黎协定下，大家更多聚焦披露与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数据。当然在ESG中，在碳排放之外，E（环境）还有些其他指标，S（社会）和G（公司治理）很难在全球范围内达成一致。

博弈中的碳交易

36碳：碳交易这块我们之前也有关注到，其实2011年开始也发展有十多年了，但提速也就是这几年，整个碳交易的情况发生了什么变化？

鲁政委：我们之前进行了地方碳市场试点，然后到2020年之后，无论是地方的试点市场还是全国，还是2021年最终推出的全国的碳市场，都被更多的人关注。这背后原因还是总书记代表我国做出了碳达峰、碳中和的承诺。2021年的全国统一的碳市场推出之后，也是一个里程碑标志，各个地方的试点终于有了一个全国统一的市场。

但这个市场规模总体上还比较小，流动性也比较有限，一个月成交金额大概是一两亿元 ，一年不到百来亿，对比看我们的股票市场一天就是八九千亿交易量，有很多时候一天就过万亿。

所以，未来我们的碳市场要发展起来，第一要扩容，包括逐步把主要的高碳排行业纳入，第二要参与的机构扩容，不仅是这些实体的企业，也包括金融机构，甚至个人也可以进入，第三个就是配额核准的方式优化。

但我们目前的配额没有一个长期的动态路径，为了给市场一个稳定的预期，未来的配额也需要有长期变化的路径。同时，配额要由现在的无偿发放变成通过拍卖有偿取得。

36碳：您刚刚提到的动态路径，具体来说怎么理解？

鲁政委：核心含义就是逐渐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假定今年的排放是100%，明年变成95%，后年就变到90%，最终指向中国2060年碳中和。也就是要根据目标，设定每年配额下降的大致路径。如果提前公布出来，就会给市场一个预期，这个总额未来会越来越小，配额会越来越少的。虽然今年配额不紧，但是未来会紧的，这样企业也会有紧迫感，加快碳减排技术的进步，否则碳价将来会承担不了。最终是让企业形成一个认知：与其掏高价钱买碳价，不如更新技术减少碳排放。

36碳：碳价也是现在比较核心的一个问题，也很难全球去做接轨，碳交易市场未来如何全球流动？

鲁政委：客观的说，全球还在谈判当中。比如说欧盟出台的碳边境调节税，要追踪出口到欧盟产品的碳足迹，从最上游的原材料延伸到生产端，如果超标了就要买碳排放权配额进行抵消，欧盟碳价与出口国抵消成本的差额构成欧盟的征税。

欧盟的这个方案在国际上还存在争议，因为它干扰了WTO的关税。这其实就意味着国际上主要的贸易国家都需要有自己的碳市场，碳市场还要跟欧洲的碳市场衔接。这显然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不公平。发达国家的经济已经发展了很长时间，它的技术早就比新兴经济体更清洁、排放更低，在这个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很难承受同样的碳税。所以估计在国际上还会有激烈的争论。

36碳：碳价应该如何设立才合理？

鲁政委：一个国家的碳价在什么水平是合适的，主要看这个国家为了碳中和目标，要施加多大的压力。这个压力不能太小，太小企业没有动力；也不能太大，太大就把企业一下子都压垮了。同时还要把握好节奏，现在碳价不高不意味着未来不涨价。

无论是碳价还是碳税，都是企业要付出的成本。碳税和碳价之间可能会有一个此消彼长的效果，碳税越高，碳价就只能越低了，因为都构成了企业承担的碳排放成本。而如果从国家利益的分配来讲，碳价导致资金在国际上的流动，而碳税会留在国内。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博弈过程。目前国际上十几个国家都有碳市场，但是市场结构差别很大，他们的碳价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36碳：我国碳市场情况如何？

鲁政委：我们国家全国统一的碳市场刚刚起步，这个时候首先要确保它平稳运行。包括要逐步完善交易制度，增加市场的交易主体，提高它的流动性，丰富产品，这些都要完成才是最重要的。

36碳：未来碳市场会如何发展？个人和小企业如何参与？

鲁政委：从目前我们的碳市场设计来说，未来可能有三大碳市场。第一是上海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第二是北京自愿减排的碳市场，第三个还有广州期货交易所的碳排放相关衍生品。此外，可能应该包括电力市场。

上海的全国统一碳市场属于强制减排的碳排放权配额交易市场，最终要纳入八大行业，碳排放在一定量以上的，都必须进入这个市场强制减排。按照这个市场目前公布的规则，未来也会允许个人、其他的企业或者政府进到这个市场买配额，比如出口领域有很多中小企业为了达到欧美要求，需要进行碳抵销，可以来这里购买；个人也可以购买配额，对自己的碳排放行为继续抵销或者注销相关额度以促进企业加大减排力度。个人自愿减排还更多可以参与自愿减排的碳市场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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