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奇帆@来源:Economics一克纳米
黄奇帆 重庆市原市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资料图)
2022年4月26日,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EPT)和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SAGE)联合主办了第四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本次线上会议邀请到了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亚当斯讲席教授埃里克·马斯金(Eric S. Maskin)、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法国图卢兹大学教授让·梯若尔(Jean Tirole)、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四川大学讲席教授房宁、重庆市原市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黄奇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黄群慧和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SAGE学会联席主席/ACCEPT院长李稻葵和ACCEPT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厉克奥博出席并主持了本次会议。
以下是黄奇帆发言实录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
各位专家,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我发言的主题是建设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性、关键性举措。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印发,我想从这个文件谈起,谈一点我的认识和心得。
第一,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是中国的突出优势
从规模而言,中国人口有14.1亿人,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接近20%,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某一类产品,中国无法自给,要靠进口,就可以立刻产生20%人口的市场需求。如果某一类产品,中国自己自给自足,就相当于覆盖了全球人口20%的市场份额,再加上一部分产品出口海外,假设出口份额占全球10%,就等于中国供给了全球30%的人口,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欧最发达的国家,比如说德国、法国、英国,他们人口都在6000-8000多万人,只占全球人口总量的1%左右。日本1.26亿人,美国3.3亿人,整个世界高收入国家的总人口也就在12.15亿人,而中国一个国家就有14亿人,对于全球供需格局的影响比整个高收入国家的人口规模还大。就市场结构而言,中国是一个单一的大市场,所谓单一市场是指法律体系统一,税务体系统一,商业规则统一,语言文化统一的市场,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单一市场。遵守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体系,汉族人口在中国人口民族结构中占主体地位,占中国总入口的91.1%。各民族和谐稳定,均衡发展,汉语作为官方语言,全国通用,商业规则和市场环境是大体一致的。这一点中国和印度很不一样,印度说起来也是一个拥有14多亿人口的大国,但实际上可以说是一个碎片化的散装市场。印度是一个有28个邦,6个联邦属地和一个国家首都构成的联邦制国家,每个邦都拥有很大的自治权,在宪法之外还有各自的法律体系和商业规则,各邦之间的要素商品的流动,面临重重壁垒。印度有100多个生活习惯各不相同的民族,其中人数最多的印度斯坦族也仅占总人口的46%,印度的宗教信仰种类繁多,包括印度教、伊斯兰教、天主教、佛教等。各个宗教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印度还通用多种语言,仅官方通用语言就多达22种,有121种语言的使用人口都在1万人以上。此外,印度还传承着等级森严的种性制度,将人分为五等,不同的等级人群之间也不是统一的市场,可以说印度是由20多个大大小小的散装市场构成。正是中国具有超大规模单一市场,加上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造就了中国工业独一无二的强大竞争力,会对全球供需格局造成巨大的影响,进而带来原材料价格全球分工,产业配套等一系列的剧烈变化。最终体现在产品价格上,出现中国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的现象。一国产业竞争优势大致有以下几种,有因为技术领先形成的技术优势,有劳动力供给充足,成本低廉,形成了劳动力比较优势,也有某种资源禀赋优质,而具备的资源优势,以及油、电、煤、气、运等各类要素成本上的比较优势等。中国工业制造业最大的竞争力就在于规模优势,传统观念认为中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源于劳动力成本,这有一定道理,但是实际上劳动力成本往往在制造业总成本中,占比在10%左右。劳动力成本高一点,低一点,只能影响总成本几个百分点,而一旦形成规模效应,就能够大幅摊薄制造业的各项成本。一是研发成本,二是固定投资成本,三是物流成本,四是市场开发成本,五是原材料采购成本。而且一旦形成规模效应,劳动力成本也会被摊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规模又是可以影响到整个制造业成本的30-40%。一旦达到了充分的规模,就可以把价格压低30-40%左右。一类产品只要中国能够生产,马上就能够大幅度压低同类产品售价,这是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的威力所在。美国一些专家和政客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产品这么便宜,所以老是对中国企业搞所谓的反倾销调查,实际上他们不理解中国市场的特征,倒是那些在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包括美国公司,他们尝到了甜头,一直看好中国市场,即使在疫情冲击下,还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在这个意义上讲,那些鼓吹与中国脱钩的想法是短视的,是不会成立的。第二,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仍然在持续发育形成的过程当中,还存在着四个具体的问题,需要持续深化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不是天生就有的,也是一个发育发展的过程。刚才说的这种优势,并没有完全充分发挥出来,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这个大市场至少还有四个方面的短板,或者缺陷。
一是地区间竞争产生的负面效应,在经济学界,地区间的相互竞争比拼经济增速和规模,被认为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之一,这的确也是一种客观的现象。对此,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钱颖一教授有深刻的观察和著述,这种地区竞争有如市场经济一样,是一个无形的指挥棒,驱动着地方政府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营商环境,出台优惠政策和招商引资等,这是地区竞争带来的积极效应,好的一面。但是地区竞争也有负面效应,各地为了本地GDP和税收,拼命上项目,加上产业总体上处于低端环节,以至于出现了较大范围的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大量的产能过剩。因为同样的逻辑,地方政府总是倾向于保护本地的企业,甚至保护落后产能,阻碍了市场优胜劣汰功能的发挥,产能过剩此起彼伏。近年来,生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这种现象有所减少,但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客观存在。第二,城乡二元更加导致的市场分割,这个表现在要素市场各个方面,劳动力在城乡的流动,区域间的流动仍然受制于户籍制度的束缚,农村建设用地像城市建设土地那样同地、同权、同价的机制还在探索,在商品服务方面,受制于监管能力的差异,一些地方农村流通的商品与城市同类商品,看上去很像,但质量标准差得很远,部分甚至就是假冒品牌,伪劣商品。在交通物流市场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城乡市场差距比较显著,制约着商品要素的自由流动,反过来加剧了发展的不平衡。三是部分领域行政配置资源的色彩仍然浓厚,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转型而来,尽管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但仍然在一些领域计划和行政色彩浓厚,制约着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发挥。比如在能源领域,油气进出口仍然高度管制,中国是能源进口和消费大国,却在能源定价上,在全球上缺乏话语权。这与我们高度管制政策有关。再比如在电力领域,直到去年出现大规模电荒,煤电上网电价才逐步放开。此外还有一些领域还存在不同程度的玻璃门、弹簧门现象。一些领域的市场准入不同地方的政策各不相同,企业在一个地方能注册,再换一个地方就不行等。第四,资本在部分领域无序扩张,甚至形成市场垄断。比如说近几年房地产一业独大,房价高企,绑架中国经济,大量资本裹挟着银行贷款无序涌入房地产业,不仅扰乱了城市规划,还绑架了中国经济,以至于宏观调控投鼠忌器,被动应战。再比如说金融业脱实救虚,畸形发展,目前金融业的平均收入水平是制造业的好几倍,金融业上市公司的利润占了全部上市公司利润的一半,大量资本争夺牌照资源,银行表外业务急剧膨胀,大量资金空转在实体经济之外,一些资本打着金融创新旗号,大搞老鼠仓,哄骗老百姓,前几年盛行的P2P就是典型。再比如说互联网行业赢家通吃,野蛮生长,出现了限制竞争,赢者通吃,价格歧视,泄露个人隐私,损坏消费者权益,风险隐患积累等一系列问题,存在监管滞后,甚至监管空白。所有上述现象反映了中国这个超大规模单一市场仍需要进一步规范,进一步改革。这是我讲的第二点。第三,建设统一大市场的实质,就是要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推动中国市场由大到强的转变。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从总体要求,市场基础规则,市场设施,要素和资源市场,商品和服务市场,监管和市场秩序,组织实施保障等方面,一共提出了30条意见。我理解其核心意图就是要进一步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性堵点,推动形成全国大致一致的市场环境,推动这个超大规模单一市场由大到强的转变。这里有三个要点,一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其中之一,如果说要素市场化改革是在要素层面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一大市场,这是从市场主体所处的营商环境层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在经典经济学教科书中似乎很清楚。有句俗话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似乎政府与市场之间各有分工,泾渭分明的。而我想强调的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高度集中计划经济进行改革,而逐步形成的,经历了一个发展发育的过程,尽管经过多年改革,市场经济四梁八柱,已经竖起来了。但离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仍有不小的差距,更何况中国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的理解是有为政府才能催生有效市场。中国这样的超大市场转型中的经济体,必须发挥政府在提供基础性制度,基础性市场设施,要素资源市场化方面的积极能动作用,与市场制度的有效供给,促进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把中国这个超大规模单一市场的威力、活力,完全释放出来。第二是促进区域良性竞争,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意见》的一个意图,是要对区域竞争负面效应进行系统的矫正,而实施这种矫正,从目前看已经具备了技术条件,也是顺势而为。从技术上看,近几年各地在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制度建设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要做的是统一标准,统一规则,统一接口,让市场主体在哪里都能享受到一样的制度供给。从趋势看,随着中国市场的发育,地区之间竞争日益从过去围绕低端产业的同质竞争,向依据各自比较优势进行深度分工的差异化竞争转变。特别是在数字经济全面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背景下,各地的比较优势正在深刻的调整,过去昆明的鲜花只能在本地消纳,需要人们到昆明去赏花,现在得益于冷链技术的进步,航空运输的便捷和电商平台的加持,昆明的鲜花隔日甚至当日,就能送到上海、北京和深圳的家庭,这是因为技术的扩散,比如深圳的冷链技术,商业模式的创新,杭州的电商平台的推广,带来市场覆盖范围的扩大,把昆明鲜花配送范围由本地扩展到了全国,这是一个典型的故事。这个故事没有统一的大市场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故事也让欠发达地区获得了新的比较优势,换言之,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正是要让更多这样过去不可能的故事成为可能。第三是畅通内外双循环,强制中国引力场的内在要求。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一方面源于加快形成供需互相促进,产销并进,畅通高效的国内大循环的需要。另外一方面,也是更好的参与国际大循环的需要,是以国内大循环的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来牵引国际大循环,进而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增长和可持续增长的需要。当前,ACEP已经生效实施,未来超90%的货物贸易将最终实现零关税,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大幅度放开,非关税壁垒大幅度减少,中国还提出了申请加入CPTPP,也就是说随着中国参与的FTA越来越多,标准越来越高,中国与国际大循环交易成本将趋于下降。在这个基础上,如果国内的市场还是分割得低效,要素资源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自由流动的成本还比较高的话,就失去了开放的意义。换言之,做好国内市场的功课,是我们更好参与国际大循环,国际竞争,形成吸引集聚全球要素资源引力场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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