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点亮大国外交：走出“咖啡+走廊”外交，放眼后疫情时代

牛津大学外交研究教授 Corneliu Bjola 在近期开展了一项针对全球驻外事务工作人员的调研，结果显示，灵活和折中是优秀外交官的关键特质。在过去一年中，大多数人都已经适应并认识到，视频会议等混合办公手段代表的数字外交技术及其所带来的收益。Bjola 表示，现在，大多数人都已经不想回归到疫情前的老旧工作方式。

“禁忌已经打破，” Bjola 表示，“混合外交将逐渐成为主流。”

▲牛津大学外交研究教授Corneliu Bjola（图片由Bjola提供）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以下简称APEC）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2021全年的APEC论坛期间，世界各国和地区的领导人、外交官、首席执行官和后勤人员都是以远程手段参与全部的会议及峰会活动。

APEC论坛由21个正式成员每年轮流主办，每个季度集中召开数百场会议，旨在推进这个28亿人口地区的贸易自由、贸易公平和贸易开放。2020年，在疫情肆虐全球、一些国家和地区相继进入封锁状态的情况下，马来西亚成功举办了当年的APEC论坛。这也让新西兰随之意识到自己面临的特殊情况：作为下一届论坛的东道主，他们精心策划数年，为迎接20000名参会者做了万全准备；但与此同时，这个岛国也采取了最为积极的疫情应对措施——封锁边境。

这是一个让技术大放异彩的机会。

“2020 年，得知新西兰决定以虚拟方式举办2021 APEC论坛，我感到非常惊讶。但事实最终证明了这个决定非常具有先见之明，”常驻新加坡的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 Rebecca Sta Maria 博士回忆道，“我们不能出国，但仍然可以参会。没有技术的支持，APEC几乎不可能继续下去。”

新西兰外交贸易部与当地电信和数字服务提供商 Spark Business Group 合作，为APEC全年会议开发了一个基于 Microsoft Teams 的定制平台。在看到微软基于智能云Azure 扩展其技术栈，成功满足了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CES）及其他大型活动的需求，并确保了全球领导人敏感会谈的安全性之后，该部门再次选择了Teams，作为其为期两天的工商领导人峰会（CEO Summit）的技术平台。

主办 APEC 的好处之一是可以推动东道主的经济文化。新西兰仅有510多万人口，是 APEC 中最小的经济体之一。该国一直期待着数千名与会代表的到来所拉动的经济增长。由于论坛转为虚拟形式，策划团队迅速采取行动，在会前以及会议间隙播放在新西兰各地录制的视频画面，伴以当地音乐家创作的曲目，表达对与会代表的欢迎；礼宾人员则负责帮助与会代表管理视频声音、视频背景和其在屏幕上的显示位置。在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策划团队将会议从剧院式场景转变为电视节目场景，主持人为不同演讲者之间提供流畅的过渡，这当中甚至还有一些人身着传统毛利服饰，并用毛利语向与会者发出问候。

事实证明，数字外交有很多好处。

首先，身处惠灵顿、纽约以及日内瓦等地的政府领导人和企业高管，能够通过虚拟方式在同一天参与会议，避免了亲自前往新西兰带来的时差颠倒，以及差旅产生的碳排放。

“人们无需为一个为期三天的会议付出24小时的飞行时间，”Sta Maria 说道。她随后补充道，通过视频会议，在2021年论坛期间，她更好地掌握和管理了秘书处的工作。“有些会议并不需要我参加，我只需要听一下，了解整体进展就可以了。所以无论是喝咖啡，在家中进行工作计划，还是起草文案、思考问题的同时，我都能够通过在后台播放视频会议来掌握秘书处的事务进展。而如果必须亲临会议现场，刚才提到的这些场景就无法实现。”

在线会议还使高级外交官在谈判期间有更多机会接触到相关主题的专家。为大批专家和随行人员安排差旅，流程繁琐复杂，相比之下，在Teams上邀请特定人员参加会议就容易得多。

Bjola 表示，数字外交尤其有利于小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用技术工具，这类国家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提升自身影响力，且无需为高昂的差旅费用买单。

“2020 年，每个人的交际范围都拓宽了，”微软虚拟活动卓越中心全球主管 Marc Perez 表示，对于微软来说情况同样如此。2019 年，微软面向软件工程师和开发者的Build 开发者大会吸引了 6200 名与会者，其中包括了 28 名来自非洲的开发者，这在当时创造了纪录。到了2020年，当该活动以线上方式举办时，它吸引了共计19.3万人踊跃参与，其中有 6244 人来自非洲。

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数字普及化也在有序推进，小企业主、女性、青年、主题专家和其他可能被边缘化或本来无法参会的人，也都能够参与其中。Perez 表示，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Jacinda Ardern）热切希望，通过主办这一论坛来提供更多的公平参与机会，让那些无力负担差旅费用的团体也一并参与进来。

美国国家亚太经合组织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APEC, NCAPEC）位于美国西雅图，负责搭建APEC官员与美国私营公司之间的联络桥梁。该机构主席 Monica Hardy Whaley 表示，尽管存在着一些传统的外交规范，但与面对面会议相比，虚拟会议确实有其优势。

“对于高级管理者或知名人士而言，比起花几天时间前往某地，比如秘鲁的阿累奇帕，花费20分钟参与Teams上的专题讨论要容易得多，”Hardy Whaley 说。“这是2021届论坛以来APEC 看到的一线希望，通过技术手段，可以让一些通常不会参加会议的人参与进来，专家意见和建议的质量得到明显提升。”

当然，并非所有事情都适合数字外交。

“即便是在最好的条件下，面对面谈判也是非常困难的。而现在，我们试图在一个横跨九个时区的虚拟环境中起草声明和宣言，”Sta Maria 表示。APEC 的行动以共识为基础，不具备约束力，“所以这一切都依赖于彼此之间的信任和关系的建立。”

Bjola 表示，在疫情期间，非正式的“走廊谈话”受到影响，特别是当支持人员试图理清协议中的细节问题时，由于无法分辨屏幕视图之外可能有哪些人在倾听，他们会比平时更加谨慎。

在外交中，信任至关重要，但这种信任在初期很难通过视频建立起来。外交官需要了解对方，以便理解他们的动机和目标，从而以创造性的方法解决分歧。他们会接受面部表情、肢体语言和行为解读方面的培训。Bjola 指出，在疫情之前就互相结识的人也更容易通过网络维系关系，而仅仅通过线上认识的人，则无法像以往一样在谈判开始前借助笑话或共同用餐来建立融洽的关系。

当然，在数字外交中也有一些众所周知的“典型小插曲”。例如，一位总理不得不在一次会议上告诉一位总统“您处于静音状态”；又比如，一位礼宾人员帮助一位国家级领导人调整摄像头高度，以免参会者只能看见他的鼻子。不过数字外交同时也对会议提出了更高要求，对于APEC这样级别的论坛，会议策划必须确保所有人的背景亮度相同，领导人的头像大小相同，口译员有足够大的视野以便进行高效翻译。

Perez 表示，国际外交的独特性质使他的团队必须另辟蹊径，进行创新的思考。不在于打造3D 虚拟展位般的华丽效果，而是更多地专注人本体验。

“政府首脑从事的是人文事业，”Perez 表示，“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转变。不是为了展示产品，而是在创造影响和被影响的机会。”

现在，越来越多人意识到技术在外交工作中发挥的新作用，截止目前，约有 20 名技术大使代表世界各国外交部与硅谷接触，Bjola 表示。

对疫情的“膝跳反应”正在转变为一种常规的商业节奏。从简单地直播一场活动，转变为开发有记忆点的、创新型性和持续性的体验，从而为发言人和主持人提供反馈并与其互动。

“人们适应技术的同时，技术也在不断发展，为人们提供帮助，”Sta Maria 说，无论疫情如何波动，“虚拟手段将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并将成为一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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