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书福利 | 财富和权力交织下的不平等

在《皮凯蒂之后：不平等研究的新议程》这本书中，各位专家在本书中从不同视野和方法出发撰写的多篇论述，是对我的研究思路出乎意料的尊重。现在这篇短文不可能对他们提及的所有观点都做出回应，并公正评价其中的丰富内容。我只是试图简单澄清几个问题，并对自己书中显然没有充分阐述的某些内容做些完善，特别是关于资本和权力关系的多维度历史视角，以及信念体系和经济模型在我的分析中发挥的作用。

关于资本与权力关系的多维度历史

我曾想撰写一部关于资本的多维度历史，以及财产所有权跟不同类型资产占有形式带来的支配权之间的关系。我试图展示，在每个阶段，资本的不同变体会如何导致新的社会与制度妥协的结果，使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和生产关系得到调节。

在《21 世纪资本论》的第1 章里，我就对该书要探讨的主要概念做了定义：“私人能够拥有和不能拥有哪些东西的边界在世界各地随着时间有极大变化，例如奴隶制就是这方面的极端例子，对空气、海洋、山地、历史遗迹和知识的财产权同样如此。特定的私人利益希望获取这些东西的所有权，某些时候他们以效率而不仅是自利作为理由来支持类似愿望，却不能保证此类愿望同公共利益相符。资本并非一成不变的概念：它反映着每个社会的发展状态与占据主导的社会关系。”

财产权利具有历史和社会的属性，这一事实同样反映在我对德国公司相对于英美同行的股市资本化水平较低的研究中。该现象无疑与如下现实有关：德国的企业股东不像其他地方那样无所不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同雇员、地方政府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分享权力，而这显然并未妨碍其实现相当水平的生产效率。由此清晰地表明，资本的市场价值与社会价值是完全不同的事物，而法律体制对财产关系的塑造至关重要。

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我试图展示资本在漫长历史上的多种形态及其市场价值表现，从农业用地到房地产，再到专业化、金融化和非物质化的现代资本。每种资产形式都有其经济和政治发展史，涉及权力关系与特定的社会妥协。因此，在过去数十年里，房地产价格和租金水平或上或下的大幅变化对房地产资本化进程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与20世纪上半叶的情况一样这些价格变化本身是各种制度、社会、法律和技术因素复杂作用的产物，包括租金管制政策与规制业主和租户关系的其他法规截然不同的变化，经济地理与居住隔离的变化，以及建筑业和交通业相对于其他产业的技术革新节奏不同等。

对社会不平等与所有权关系的和平调节，是建设法治体系与合法公共权力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另外还需要培育倡导公正的社会规范和复杂的制度架构。当不平等和所有权关系对某个政治社会来说主要是外来因素时，这种建设可能始终难以完善。事实上，经济理性会容忍不平等的长期维持，完全无法走向民主理性。

公共资本在我对资本历史的分析中同样扮演着中心角色。尤其是在加强公共投资和国有化（或相反的主张公共赤字和私有化）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周期，它可能相应地发挥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在前一种情形下，公共资本会削弱私人资本对国家资本和社会的控制；在后一种情形下，则会使私人资本同政府的纽带成为所有权和统治权的辅助力量，强化私人资本的势力。

金融资本与文化资本

下面我想回到资本多维度属性的另一重要方面。在整部书中，我划分了两个社会层级：财富与劳动收入。当然这两个层级的划分存在密切联系，并在某些社会中大体上重合。可是它们从来不是完全一致的，因为根据我选取的不同层级，50% 的底层（在我的分析框架里有时被称作“下层阶级”，以便做跨时间和空间的对比），40% 的中层（中产阶级）和10% 的顶层（上层阶级，其中我又经常把顶层1% 的“统治阶级”单列出来）并不完全对应相同的社会群体。有时甚至完全不同，例如，在传统的世袭社会里，掌握大量财富的人对不事劳作且统治着社会中的大多数，并不觉得难堪。

最主要的一点是，在每个社会里，这两个层级对应着颇为不同的统治机制和制造不平等的机制，并具有潜在的互补和累加性质。财富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会影响房地产、专业技能和金融资本的积累。这些因素包括股票发行和投资策略、继承财产的法律法规和财产制度，以及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运转等因素。劳动收入层级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影响工资、工作地位和劳动合同的法规与制度，技能与关系的不平等，教育体系的运行，以及更普遍的文化资本等。这两个层级简单来说即金融资本和文化资本，它们对应着不同的话语与辩护体系。

我们是否正在见证21 世纪新的不平等模式的兴起，既包含向过去的世袭资本主义不平等回归，又加上新的极端统治形式，它基于文化资本与符号资本，并责怪体制的受害者？我尤其注意到当代贤能主义学说令人惊诧的虚伪，例如，哈佛大学学生家长的平均收入，目前相当于美国顶层2% 群体的平均收入水平。在法国，最精英的教育项目只从非常有限的社会群体中招募学生，投到他们身上的公共资源3～4 倍于普通学生开放的项目，而任何人都对此无动于衷。除了获取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的特权，在过去几十年里，统治集团还扩张了以奢侈的薪酬和红利计划奖赏自己的能力，而工会与财政政策则受到削弱，无力做有效抵抗。

拉贾·切蒂与伊曼纽尔·赛斯在近期通过“机会平等”计划开展的研究，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机会的极端不平等：上大学的概率几乎呈线性上升态势，父母收入属于最低10% 群体的孩子仅有20%，最高10% 群体则超过90%。现实同官方的贤能主义论调与价值观之间可谓天渊之别。我完全同意埃里克·尼尔森在本书第7章的说法：早期教育阶段的强烈平等主义政策是部分解决办法，或许还应结合高等教育录取体制中更为透明化和平权性质的政策。需要注意，美国教育体系的极端不平等或许也是一个主要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在最近几十年的收入不平等恶化程度远远超过欧洲和日本。反过来，不平等恶化又或许带来了若干长期负面效应，不仅关系到金融稳定。

资本监管与制度变迁

作为总结，我需要重申，除地理和历史范围的局限外，《21 世纪资本论》的一个主要缺陷无疑在于：我没有足够深入地分析制度变迁的社会和政治条件及其对不平等演变的影响。我曾试图说明代表权和信念体系的变化既涉及短期，也存在于长期，然而我对政治变革的分析无疑还需要未来的探索予以完善。

具体来说，在谈到对不平等和经济的看法时，我强调了激烈的政治冲击（战争、革命与经济危机等）的作用，更长期学习曲线的作用，以及国民身份的交叉效应。

鉴于金融危机、革命与社会运动在过去多个世纪的不平等历史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很难相信同样的因素不会在将来产生同样的影响。现代社会型与财政型国家的出现，让人类可以在20 世纪发展出一套基本社会权利体系，深刻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逻辑，但这并非和平选举进程的产物。我在书中没有试图讨论将来会出现何种社会运动与政治变革方式，但假设它们确实会发挥关键作用。

我还希望经济知识的普及能有助于经济与社会民主化的整体进程。我应该强调，如果没有政治代表制度的改革，我支持的经济和财政民主制的前景不可能完全实现。民主制度必须持续更新改造。例如，在欧洲现有的制度框架内，严格来说不可能在欧洲层面实施财政公正的政策，原因是财政决策的制定必须遵循全体一致的规则。所以，在地方层面与欧洲层面都应该就具体的民主组织形式展开讨论，才显得至关重要。

该书的另一重要缺陷在于，我没有足够深入地考察所有权形式本身可能的演变路径。我坚决支持社会型国家及其权利体系，以及对收入和资本的累进税制。应该指出，资本累进税如果实施得当，可以抑制资本主义和私有财产，因为累进税将把后者变成暂时而非永久性的存在，尤其是对规模特别大的财产，可以适用相当高的税率，例如每年5% 或10%，根据观察到的增长率和属意的社会目标或许还可以更高。这样的税收在许多方面相当于一场永久性的土地改革。此外，伴随着真正的资本累进税而来的财务透明度将显著促进资本主义的民主再造过程。最后，我没有充分考察未来可能发展出哪些新的所有权形式与参与式治理，例如在教育、医疗乃至媒体等领域，它们的属性可能介于私人财产（由于工薪劳动者更多地行使经济权力，本身会走向大众化）与公共财产（必须在若干领域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当公共债务的数额大大超出贫乏的公共资产时，就很难发挥作用）之间。

我书中的最后一章做了如下总结陈述：“离开真正的会计和财务透明度以及信息分享，就不可能有经济民主。反过来，离开参与公司决策的真正权利（包括劳动者在公司董事会中的席位），透明度也没有用处。信息必须给民主制度提供支持，它本身不是目的。如果民主制度希望有朝一日重新制服资本主义，它必须首先认识到承载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具体制度需要反复改造更新。”

在这段陈述之前的多个章节里，我没有更全面地讨论这些新的所有权和参与权形式，这无疑表明我的书至多是关于21世纪资本研究的一首序曲。尽管不够完美，我依然希望该书能够为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逐渐走向调和的漫长征途贡献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