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取代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吗?

01

当代世界格局

正处于哪个阶段？

所谓世界格局，是指世界上主要大国及其集团在竞争与合作过程中相互之间的实力和利益达到某种相对稳定或均衡的状态。

自17世纪中叶民族国家出现以来，人类社会总体上经历了四次世界格局的调整。

第一次是维也纳格局，即1815年拿破仑战争后战胜国重新划分欧洲及其海外殖民地导致的均势状态；

第二次是一战后以《凡尔赛条约》为基础的世界格局，同样是战胜国重新划分了势力范围，同时伴随着欧洲之外美国和日本的崛起；

第三次是二战后以雅尔塔体系为基础的“冷战”格局，欧洲势力遭到巨大削弱，一大批原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世界以美苏两国为中心划分为全面对峙的两大集团；

第四次是1991年“冷战”格局瓦解后所形成的美国一家独大、其他大国谋求更多权力的世界格局，或称一超多强的格局。

自2018～2020年开启的中美大国博弈，能否改变世界格局，对人类历史进程的意义重大。

其中，中国的应对及其结果，决定着人类能否迎来第五次世界格局的调整或改变——核心不是霸权交替，而是大国共同治理。

但需要肯定的是，现在我们尚处在第四次世界格局调整的初始阶段。

02

中美关系恶化的

根源在哪？

在此，有一个问题需要强调，即传统的关于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演变的思维方式与理论模式，严重地约束了中美双方对彼此的认知。

一方面，双方不同的历史进程及其背景，强化了对双边的“误解”。

中国自秦以来的历史进程，是一个在基本固定的地理范围内以中央政权为中心的周而复始的兴衰过程。

然而，欧洲历史进程中的帝国变迁，则表现为原来位于帝国秩序边缘的新兴帝国对衰退的中心帝国的取代，这是权力转移的后果并造成更大范围和规模的权力转移，由此形成一个漫长的帝国的空间序列—如雅典、罗马、西班牙、荷兰、英国等。

在欧洲历史中，基本不存在老的或旧有帝国的重新振兴或复兴。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更加关注在帝国的“中心-外围”结构中外围或边缘各种权力政治空间的变化，即关注外部边缘新兴力量的崛起，并对此抱有天然的警惕。

相比较而言，中国则更加关注内部敌对或反叛力量的形成与发展。相应地，对于大国而言，中国人更加关注“复兴”，而西方人更加关注“中心-外围”结构及其内部的权力转移。

两者权力转移模式的历史经验和叙事不同，对权力转移手段的影响巨大。

西方的“中心-外围”权力转移模式要比中国的大国复兴模式更加需要和依赖武力手段，相比于西方，中国一般是在原来王朝的衰落或更替时期注重武力手段，平时则更加强调文化传承、社会和谐等方面的合法性。

这种迥异的历史过程及其带来的经验认知差异，是导致中美两国学术界和政府之间经常相互“误解”的重要根源之一。

由此可以理解，中国强调的“和平崛起”为什么不被美国人认同。同时，我们也必须学会理解米尔斯海默等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有关中美之间“注定一战”（格雷厄姆·艾利森以此为题出版了相关图书）的主张，具备底线思维。

另一方面，正因为如此，在西方国际政治用语中，崛起（rise）与衰退（decline/fall）相对应，带有霸权交替、权力转移的潜在逻辑。

因而，迄今为止所有的关于霸权周期的研究，无论是从政治、经济还是体系周期视角的研究，都是在西方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关注美国衰落的现实性及其速度、趋势，以及未来可以取代美国的下一代霸主究竟是谁，如苏联、1970～1980年的日本以及进入21世纪以后的中国，等等。

这种理论思维惯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导致中美关系恶化的思想或理论根源之一。

实际上，美国是一个与所有既往霸权国家不同的新霸主，无论是其控制世界的手段还是规模，都与既往霸主有着很大甚至是本质上的不同，因而传统的霸权更替“规律”很大程度上将发生重大变化：

一是共同世界秩序或规则下不同文明之间的大国冲突或者合作，将决定未来世界秩序稳定与否及其走向；

二是伴随着全球化主体的多元化发展，世界秩序的治理而非统治日益成为决定世界格局的重要途径。

一句话，大国之间的互补、合作而非相互取代将成为未来世界秩序的可能图式。

关于作者：李晓，吉林大学“匡亚明学者”卓越教授（A岗），广州商学院校长，珠海市横琴新区智慧金融研究院/吉林大学横琴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宣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世界经济概论》首席专家，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学术顾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理论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