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搏击数字化大潮

国企数字化转型方案往往只能是“一企一策”的定制化操作，几乎没有统一标准和通用模板可以套用。

不久前，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要求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推进数字化转型，究竟能给企业带来什么？

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中国区总裁鲁勇提供了一组数据：2018到2021年期间，全球8300家标杆企业中，全面拥抱数字化的前10%企业，比后25%企业，营收增速快了5倍，而且这个差距在未来还会持续扩大。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复工报批、设备消杀、出货物流管理等数字化应用，在弥补企业损失、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研究发现，相关数字技术可为企业提升约60%的作业效率，降低20%的人力成本，提升50%的管理效率。

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实现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一道决定未来生存发展的必答题。

然而，从现实看，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赛场上的表现参差不齐：规划者多，实践者少；启动者多，坚持者少；肤浅者多，深入者少；失败者多，成功者少。

“企业数字化转型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二次创业，艰难复杂程度可想而知。”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副所长陆峰谈到，企业必须准确认知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制定出正确的战略并行之有效地执行，真正把握好数字化转型的天时地利，才能搭上数字化这艘“快船”行稳致远。

有机构做过测算，现阶段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比例约25%，低于欧洲的46%和美国的54%，还有很大增长空间。

面对机遇与挑战，如何尽快落实数字化转型，推动我国经济在新一轮变革中抢占先机，作为国民经济中流砥柱的国有企业肩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2020年8月，国资委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明确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重要意义、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并将其作为国资央企改革发展的重点任务。

“数字化转型是事关长远、事关全局的重大战略，是构建国有企业未来战略新优势的关键之举。”在中国人民大学国有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杨继东看来，国有企业大多分布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更应勇当数字化转型的排头兵，并以此为契机，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到2025年，上海国企数字经济比重较2020年翻一番；80%以上国有企业初步实现数字化转型……不久前，上海国资系统面向“十四五”提出的一系列目标，意味着数字化转型正成为当前上海国企创新转型的主战场。

无独有偶，2021年9月份，北京市国资委发布了《关于市管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的实施意见》，推动数字经济与国有经济深度融合，全面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地方层面不断加码的同时，部委层面的推进力度也在加大。不久前，国务院国资委、工信部签署《关于加快推进中央企业两化融合和数字化转型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加速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改革。

种种现象表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步伐正在加快。

首先，责任使然。

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和意义毋庸讳言，但这一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同样值得关注。麦肯锡曾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目前只有20%左右的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上取得了基本成功，这说明，向数字化转型的道路并不平坦。

在此背景下，国有企业无疑更有责任作出表率，为中国企业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试错蹚路。

其次，需求强烈。

有业内人士分析谈到，数字化转型需要多方协同、资源共享。越是大企业，需要协同的问题越多，可以共享的资源也越多，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收益也越大。从此角度而言，国企规模相对较大，因此数字化转型更有价值。

此外，正如普华永道在题为《数据治理在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核心地位》的报告中所言，在国企改革、产能优化和国际形势变动的大局势下，国有企业对数字化变革的需求已经比其他企业来得更加强烈。尤其是本身对数据依赖越来越重的行业，例如贸易类、能源类大型国有企业，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大格局下，对风险控制和国际市场掌控的需要越来越迫切，更需要加速转型。

再者，基础坚实。

近年来，国有企业积极推动新一代ICT（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新应用，加快推进生产经营数字化，着力培育数字新模式新业态，为数字化转型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比如，在数字新基建方面，目前已有80多家中央企业建成集团级数据中心，搭建了以“航天云网”“中电互联”为代表的60多个工业互联网平台。

再如，在产业数字化推进方面，中央企业三分之二的研发单位实现三维数字化建模和仿真，半数以上建成了产业链数字化生态协同平台。

最后，优势明显。

“数字化转型周期长、成本高，需要更多的持续性资源投入。国有企业有相对更丰富的内部资源，包括资金投入、设施设备投入等。”杨继东表示。

此外，国有企业具备持续经营能力，更能够从长远角度进行数字化转型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更适应数字化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如果说之前数字化转型是以民营企业为主，那么未来国有企业将成为数字化转型的又一主战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表示，规模化的大型国有企业数字化将排上日程，关联性更强、产业渗透更深入的数字化新阶段将会到来。

采访中，不少业内人士都表达了一个共识：当前大部分国企已经陆续开展了数字化转型的尝试，但总体仍处于起步期，而且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雷声大雨点小”“说得多做得少”等情况。

业内某企业2020年底发布的《新形势下的国企数字化转型之路》白皮书显示，从整体情况来看，大部分国企数字化转型还处在初级或者中级阶段，达到高级阶段的企业只有5.3%左右。

一方面，数字化转型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数字化转型不是简单的信息化升级，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工程项目，更不是对业务流程的修修补补，而是企业价值链、组织链、管理链、资金链、生产链、供应链、服务链的全面革新，是体制机制、管理流程、组织结构的深刻变革。

这意味着，这一过程将可能面临一系列挑战。在专家们看来，这集中体现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存在的“三不”现象：不想、不敢、不会。

这些数字化转型的共性难题，在国企中同样存在，有些问题甚至会表现得更加明显。比如，相比较一些科技公司和互联网企业，国企的薪酬水平往往不具有竞争力，因此对数字化人才的吸引力较小。

另一方面，特殊的企业性质又使得国企数字化转型面临一些个性化难题。

首先，国企机构设置复杂、组织结构链条长，传统科层制的组织结构难以适应数字化时代更加扁平化的管理需求。

其次，国企体量大，存在一定的转换惯性，从而对数字化转型形成负面锁定效应。加之国企很多都是集团化经营，规模庞大、系统复杂，其转型过程中面对的困难和挑战也更为复杂。

再者，国企主要领导实行任期制，可能存在“短视行为”。任期有限可能使领导成员更加关注在位期间的业绩而不愿意为数字化转型做长期战略规划。

“对于国企而言，数字化转型的顶层设计不仅要考虑企业本身的经济效益，还要充分考虑到对于整个产业的拉动作用，所以国企数字化战略的规划和实施过程更加复杂。”杨继东认为，考虑到行业和企业的异质性，国企数字化转型的推进依然有很长的个性化发展道路要走。

2021年3月，国资委公布了《2020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涉及产品和服务创新、生产运营智能化、数字化营销服务、数字生态、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多个方面。

“由于每个企业的具体情况和要求千差万别，国企数字化转型方案往往只能是‘一企一策’的定制化操作，几乎没有所谓的统一标准和通用模板可以套用。”在陆峰看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企数字化转型的难度。

通过梳理一些成功案例，可以总结出加快推进国企数字化转型的部分基本经验做法。

首先，加强制定数字化转型的顶层设计。

数字化转型不是对企业的零散修补，而是全方位的深度变革，涉及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所有内容。如果缺乏顶层设计，在转型过程中也就将缺少目标指引和制度保障，从而拖慢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步伐，甚至会走向失败。

华为董事、CIO陶景文认为，“数字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迷失方向，或者说很容易急用先行，所以企业要认真地规划数字化的路径。”而一个成功的顶层设计应当具有“长短结合”的特征：既要有长期的目标，又要在短期能为企业带来改变，进而树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信心。

其次，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在于数据的采集、分析和应用。但埃森哲曾对中国1012家企业的高管开展调研，有三分之二的受访高管认为难以在整个企业范围内将数字技术转化为大规模的创新并充分挖掘其商业价值，掣肘因素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缺乏可信的数据和IT系统。

“一些传统企业，甚至连数据这个门槛都没有迈过去，连接尚存问题，分析还没有头绪，数字化自然无从谈起。”陆峰强调，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首先要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据及时传送和实时处理能力。在此基础上，破除数据壁垒和信息孤岛，推动全方位、全过程、全领域的数据实时流动与共享。

第三，构建数字化转型生态圈。

采访中，不少业内人士强调，在瞬息万变的数字化时代，封闭式的内部创新模式已经力不从心，需要构建起一个推动实现数字化转型的生态圈。

✦ 政府层面，要培育转型支撑服务生态。建立市场化服务与公共服务双轮驱动，技术、资本、人才、数据等多要素支撑的数字化转型服务生态，解决企业“不会转”“不能转”“不敢转”的难题。

✦ 企业层面，要摈弃单打独斗的思维，秉持开放融合的原则，积极联合数字科技企业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多方协同构建数字生态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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