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虎打到自己头上，中纪委：我疯起来连自己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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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年关，除了疫情相关的新闻时时牵动着异乡打工人的心外，最频繁弹出的，当属各地“大老虎”落网的消息：

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何兴祥，滥用金融审批权，造成重大风险，利用职务之便在贷款融资等方面谋利，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云南省文山州委原副书记、州长张秀兰，大搞封建迷信活动，私自从事营利活动，还在疫情期间，致使抗疫物资长期闲置；

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周江勇，勾结资本，配备警卫，大搞权钱交易，他的妻子在银行挂职，几千万如流水一般流入二人的账户；

河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甘荣坤，违法干预、插手司法活动，以案谋钱，甚至长期沉迷赌博……

甘荣坤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的人：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希斌，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谢计来，中国进出口银行北京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李莅等等。

还有一些早就被“双开”的人，他们的案情也有了新的进展，比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原副主席任华，经法院审理查明，从2007年到2020年，敛财4715万元；

官方通报中，任华“大搞迷信活动”，接受高档美容等奢靡消费，违规出入私人会所等，最终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

从司法厅到信访办，从宣传部到政法委，变了的是贪官的名头，不变的是贪官的本性。

他们的落马，让人民群众叫好连连，可谓大快人心。

任华

在众多审查、落马的贪腐官员中，有一人“独具一格”——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原常委、自治区党委巡视办原主任吕玉波。

其他人是知法犯法，吕玉波则是执纪违纪。

1991年，大学毕业后的吕玉波入职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在纪委工作了30多年，先后担任自治区纪委研究室主任，自治区纪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等一系列职务。

除此之外，他还多次在新闻发布会上，担任纪委新闻发言人，通报批评各层级干部违法违纪案件，介绍腐败等作风问题的整治情况；在宣讲报告上，讲解党内纪律。

何为纪委？自然是监察、管制官员违纪行为的人，但他身为执法者，却行不法事。

2021年12月，吕玉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停职审查。

在他的双开通报中，显示其毫无敬畏之心，肆意敛财；与他人串供并伪造、转移、隐匿证据；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巨额财物。

说白了，就是名副其实的“内鬼”、“灯下黑”。

谁来监督纪委问题，一直都是反腐问题的焦点。

2014年3月，中央纪委成立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专门负责对纪检监察干部的监督执纪问责。截止目前，全国省级和地市级纪委监委都设立了干部监督室，来整治“灯下黑”。

2021年1月到11月，全国纪委监察系统共运用“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纪检监察干部2.4万余人次，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的2600余人，移送检察机关的90余人：

1月15日，湖北省巡视组原副组长黄学军落马；3月黑龙江第九轮巡视中，出任巡视组组长的原巡视专员于保国投案自首；5月11日，中央纪委原派驻国家烟草专卖局纪检组组长潘家华被查；7月，河北省纪委原副书记马玉蝉被查……

官方通报，都是一板一眼，诸如“收受大额财物”“以权谋私”等等。许多细节我们还都需要进一步的报道，才能了解这些人究竟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多少损失。

不过，尽管还没有明确的数字，但从过去的案例中，我们还是可以判断出问题的严重性：

张化为，原中央第十一巡视组组长，原中纪委第五室主任，直接或间接收受他人给予的字画、金条、玉石、珠宝首饰等财物，共计3284.93万余元；

魏健，原中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非法收受他人财物，金佛，玉镯，金条，雕刻过的象牙，成捆的人民币、欧元、美元，以及数不清的银行卡和礼品卡……共计折合人民币5415.994483万元；

袁卫华，中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原副处长，通过“卖案情”牟利，从官员手中“换”取工程项目，然后转给其父的工程队，11年间承揽到总金额超过10亿元的工程项目……

同收受贿赂相比，更可恨的是他们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违法行为，利用职务之便，将调查的相关消息，提前透露给被调查的人，相互串供、否认罪行，妄图以此纷纷逃避制裁。

最知名的例子，当属甘肃省委原常委、省政府副省长虞海燕落马一案中，就至少有两名中纪委成员与之勾结。

虞海燕，出生于1961年，1982年毕业后进入钢铁行业工作。1985年，从新疆钢铁公司调到酒泉钢铁公司，从那起踏上了自己的漫漫从政路。

1985年到2002年，27年间，虞海燕从一个普通工人，升迁到了正厅级干部。其任职期间，可谓八面玲珑。酒钢一名离休干部说，早年虞海燕“做人做事确实很有一套，社交能力强，既能讨得领导欢心，也能照顾多数同事的感受。关键他很识时务”。

八面玲珑，长袖善舞，在官场上既是优点，也是缺点。优的是善于打好人际关系，缺的是功利目的过于直白。

2011年后，虞海燕被任命为副省长、甘肃省委常委。据称当他得知自己即将晋升时，不无得意地称“终于熬到头了”。

任职后，就有不少酒钢集团的老部下慕名而来，据报道多达100多名。表面上看，他宣称这是要推进工作，大力培养年轻干部，实则大家有目共睹，是在培养他的个人关系网。这些在他安排下升官发财的人，很多都不符合调任条件，并且帮他做了不少坏事。

比如他的秘书金晋哲，就是他在酒钢的老部下，为他鞍前马后，培养关系，在职期间收受贿赂2000余万。

兰州市委市政府的定点接待场所，位于兰州金城山庄3号楼，一般用来接待公务人员。虞海燕等人花重金在这里进行了一番豪装，作为秘密据点，来探讨“私密话题”。为了防止被偷听监视，他还安排了市公安局的人来排查电子设备。

有了接头地点，在这栋楼里发生什么也就不奇怪了，在这里，虞海燕经常和自己的下属，或者“朋友们”吃饭。

明玉清，中纪委第九纪检监察室原副主任，在纪委机关工作了27年，可以说是中纪委的老人了。在职期间，他先后负责与西南、西北等地区联系。

明玉清有一个儿子下海经商，工作活动的地点就在甘肃。为了给儿子拉生意、拿项目，明玉清主动找到了虞海燕，想让他利用职权帮帮儿子。

此举正合虞海燕的心意，他想找人掩盖自己的犯罪事实，于是二人一拍即合：虞海燕给明玉清儿子发财，明玉清给虞海燕“平事儿”。

2014年，中央巡视组对甘肃展开巡查。巡视组到达甘肃时，早已从明玉清口中探到风声的他，提前销毁了不少证据。

不过，巡视组也是有备而来，因为接到了许多相关人员的举报信息，所以巡视组还是找到了不少证据，比如抓捕了一名虞海燕的手下。

但因为有明玉清在中间周旋，甚至帮他销毁了不少有力证据，所以这次，虞海燕没有被查出什么有力的罪证，只能不了了之。

尽管如此，虞海燕还是提心吊胆，甚至要靠安眠药入睡，因为明玉清出事了。

2016年11月1日，已经退休了8个月的明玉清被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立案审查。他被举报与多名领导干部、商人老板关系密切，与他们频繁出入酒店，大吃大喝，进行权钱交易。明玉清的儿子、弟弟等多名亲属和特定关系人，都通过明玉清的权力，获得了巨额利益，收受财物上千万元。

从中周旋的明玉清被查，虞海燕的劣行随时有可能揭开，在劫难逃。

没多久，中央第三巡视组开始了第二次巡查，彼时的虞海燕已经是甘肃省常务副省长了，但恶果累累的他惶惶不可终日，开始安排下属打探巡视组的工作内容。

很快，虞海燕就收到了消息，被审讯的明玉清交代了二人之间的利益往来，他的犯罪事实正在一一浮出水面，抱有侥幸心理的虞海燕开始毁灭证据，先是转移贵重物品，又给和自己有勾结的商人们通风报信。

虞海燕的妻子回忆，那段时间里，虞海燕整个人都陷入了恐慌，常常在家中把跟一些商人老板的合影剪掉，冲到下水道里，甚至堵住了马桶。

在和商人们串供后，虞海燕把自己的手机泡到了醋里，天真以为这样就能把里面的东西全都毁掉。

不过终于，在证据面前，虞海燕还是落网了。

2018年7月18日，虞海燕一审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处罚金600万元，并追缴其在职期间受贿所得财物6000多万元。

而在虞海燕被审查过程中，另一名中纪委的内鬼也浮出了水面，吴文广，中央纪委原第九纪检监察室正处级纪检监察员。

吴文广的落网，得益于中纪委实行的“一案双查”制度。所谓“一案双查”，就是在查办案件的过程中，既要审查干部违纪违法的问题，又要看在执纪执法的过程中，是否有违纪违法的行为。

这一查，就发现除了明玉清外，吴文广也是虞海燕的“内线”。

2014年，中央巡视组在对甘肃省的第一轮巡视中，就接到了关于虞海燕问题的举报。由于举报内容不具体，中纪委决定先按照程序，对虞海燕进行函询。

虞海燕写好回复材料后，就找吴文广这个内行先过目，让吴文广给他看看表述内容是否得体，材料是否充分。

虽然有吴文广的帮助，但虞海燕没能蒙混过关，于是中纪委开始对虞海燕展开初核。

吴文广作为初核工作组成员之一，用各种手段从中搞破坏，比如把初核问题透露给虞海燕，让虞海燕时刻掌握初核的审查过程和内容，好对抗审查。

不过，吴文广的愿望还是落空了，虞海燕落马后，他也没能跑了。

纪委机关发现他和多个商人来往密切，巨额财产也很可疑，很快对他进行了审查。

北京的郊区有一个会所，名叫玉泉三号，一个名叫巩传海的商人，是这里的投资人之一。吴文广经常在这里请人吃饭，而巩传海则心甘情愿为其买单。

一个商人，和本无交情的处级领导一起吃饭，所求为何，不言而喻。

很快，吴文广和巩传海来到了甘肃，和虞海燕碰头。巩传海顺利通过吴文广向虞海燕打招呼，介入了兰州的一些工程项目。

但巩传海的公司实际上并没有实力做工程，他是为了顺利拿到工程后，再把工程转手“介绍”出去，从中赚取上百万元的中介费。

这些中介费，自然也有吴文广的份。

除了打招呼、拿项目以外，吴文广还请虞海燕帮忙“捞人”，称自己有个朋友关押在兰州，希望能够取保候审，然后再无罪释放。

实际上，这个所谓的“朋友”，是吴文广办案过程中主谈的一名涉案老板，这名老板的家人找到了吴文广，希望能帮忙周旋，好处不菲。

虞海燕答应了吴文广的请求，并做了不少安排，尽量满足吴文广的要求。他曾叮嘱亲信金晋哲，一定要和吴文广搞好关系，因为吴文广很有用，级别太高的领导不好接触，但吴文广的岗位是具体办事的，能够得到自己最关心的信息。

双方各怀鬼胎，一拍即合。吴文广利用虞海燕的权利办事捞钱，作为回报，就得给虞海燕抹案。

中纪委为了强化管理，多次用这些案例来警示教育纪委成员，要求他们清理“朋友圈”。

所谓的朋友圈，不是真正的朋友，而是利益相关人员编织成的一张关系网，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把这张网当成办事途径。

中纪委制定了许多制度，比如工作人员离京必须报备，工作人员与地方领导干部之间不能有工作之外的私下接触。不过这些违纪之人，只把制度当成自己敛财的阻碍，抱有侥幸心理。

直到出事后，他们才明白制度的意义，但谁说不请他们究竟是因为做错了事后悔，还是因为做错了事被发现后悔。

这种害群之马的所作所为，抹黑了更多兢兢业业坚守立场的纪检干部们的辛苦工作。

湖南省邵阳市纪委副书记苏远刚，在接到扶贫房墙体开裂的举报后，立刻就奔赴现场、走访群众，很快就处分了9名相关责任人，修复了住宅；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纪委常委、区监委委员、第一纪检监察室主任蒋雪原，在一线工作19年，从未接受吃请，2019年突发脑出血，倒在工作岗位上；

云南省临沧市纪委第三审查调查室副主任方游，带领村民做扶贫攻坚工作，被当地村民交口称赞……

几天前，央视播放了新一年度的反腐纪录片《零容忍》。

《零容忍》共分为五集，选取了16个案例，展示了近期中央纪委的工作成果，比如中信银行原行长孙德顺案，中国科协原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陈刚案，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原院长马林昆案等典型。

在众多案例中，当属第一集《不负十四亿》中，公安部原副部长孙力军政治团伙案最为引人关注。

大学毕业后的孙力军，一开始就跟着几个温州商人倒卖钢材挣钱；后来他的父亲找关系，安排他去卫生部门工作，他就琢磨怎么利用医药资源挣钱。

踏进公务部门的他，想的永远只有两个字，挣钱。他的所作所为，也都离不开“钱”字。

为了钱，他拉帮结派，搞政治团体，形成关系网，官官相护；

为了钱，他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做他们的“黑伞”；

为了钱，他给不法商人开绿灯，从中收取大量财物……

操纵证券市场、非法持有枪支，这些都是在他眼中“不值一提”的小事。

他还膨胀到为自己制订了一个“十五年规划”，争取要五年上一个台阶，并且在商人朋友之间吹嘘。

在面对镜头时，孙力军表面说着忏悔，但面色红润，春光满面，丝毫让人感受不到他的悔意。

一桩一件恶事，从他口中云淡风轻说出，不像是悔过，更像是炫耀过去的所作所为。

不光是孙力军，绝大多数贪官在面对镜头时，都是这种状态，反复说过最多的话，就是“我自己没想到会落到这么一个下场”。

但是，他们毁伤的不只是自己的人生，还有那些坚守岗位的干部们的工作和声誉，和勤勤恳恳生活的百姓的根本利益。

在反腐工作中，我们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

纪委的监察人员如此，每个岗位上的公务人员也是如此。

对腐败的零容忍不分岗位，也不分官职，无论是知法犯法，还是执法违法，都必须受到严惩。

腐败问题不是朝夕形成，激浊扬清也绝非一日之功。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腐败现象就不会根除，反腐败斗争也就不可能停歇。

而在这场持之以恒的斗争中，有人永远在路上，有人注定要在监狱中度过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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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纪录片《国家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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