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吴国盛@来源：群理书院

“科学”来自英文的Science，Science来自于拉丁文的Scientia，Scientia来自希腊文的Episteme；艺术（Arts）来自拉丁文的Ars；技术（technics）、Ars共同的来自希腊文的Techne。Techne和Episteme这两个希腊文在古典时期是混用的。古典时期，科学、技术、艺术，在称呼上是统一的。

科学的核心学科是Physics（物理学），关于Physi的学问，Physi是希腊文，对应的拉丁文natura变成英文就是nature，中文就变成自然。物理学这个词很不幸的是脱离它的词根，把nature译成“自然”，那么Physics应该译成“自然学”比较合适。

罗马时代一直到18世纪，整个欧洲世界所有的学问不再按亚里士多德的科学或者知识的三分法，变成七类，叫做“自由七艺”，seven liberal arts，文科三艺和数学四艺。文科三艺就是逻辑、文法、修辞，理科四艺是算术、几何、音乐、天文。

为什么科学出现在希腊？美国科技实力为何能引领全球？中美之间的差距在哪里？是什么阻碍了中国的科技创新？政府、教育、科学界以及全社会需要做出哪些改变？什么是科学？科学就等于科学技术吗？无论何种文明都能养育出科学吗？关键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是偶然的错失，还是一种命定？什么是科学精神？……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深入去反思。

“科学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它的根本的目标关乎人的存在方式。你有什么样的存在方式，你有什么样的生存理想，有什么样的人生理想，你就会有相应的文化形式。”

中国近代学习来自西方的科学，有紧迫的救亡动机，目的在于“师夷长技以制夷”，因此，注重如何“做科学”（doing science），不怎么注重“理解科学”（understanding science）。一百多年来，绝大多数学理工的学生，都只是在学习如何运算解题、实际操作，对科学背后的历史背景、哲学前提、社会学逻辑不太在意。这当然也有历史合理性。毕竟在落后太多的情况下，首要的任务是追赶、模仿、复制，优秀的智力资源于是都安排去学习“做科学”，“理解科学”被耽搁了。这就是科学史学科为何在过去一百年始终处在边缘状态的原因。

“理解科学”的被耽搁，造成的是整个中国社会对科学之人文的陌生。人们一方面特别热爱科学，另一方面关于科学的误解误读层出不穷。从“哥白尼受迫害”、“伽利略被烧死”这样的低级历史事实错误，到“科”“技”不分、以“技”代“科”这样的集体无意识，都反映的是“理解科学”的缺失。今天，中国的综合科技实力有了长足的进步，中国人都希望能够在解决了挨打和挨饿问题之后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个时候，再也不能够缺失“理解科学”了。科学史学科终于迎来了一个好的发展时机。

在中国，科学史是一个非常边缘的学科，在正规教育体制中没有位置，可是，对于大学通识教育而言，对于人们正确理解科学而言，科学史却非常重要。

我们中国人默认的科学观的核心就是“科学”与“技术”不分。在我们中国人的日常语言中，“科学”二字特别容易念成“科技”，可是“科技”二字深究起来，更多的是指“技术”，而不是“科学”和“技术”的简称。这说明，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是将“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的。

这种混为一谈，不能说完全错误，因为它的确反映了现代科学的技术化、应用化特点。自19世纪以来，科学进入了技术化、分科化、职业化、力量化的新阶段。

科学中有技术，技术中有科学，彼此难解难分，而我们中国人学习和引进西方的科学，的确就是从19世纪才真正开始的。这个特殊的时机，难免就让我们把“科学”当成“科技”。

但是，科学的技术化只是19世纪之后的事情，在此之前，“科学”和“技术”大体各自发展、互不来往：“科学”的发展动机并不是“技术应用”，“技术”也并不借助“科学”。如果我们把19世纪之后才出现的科—技一体化，看成是自古以来的常态，那就错了，就使我们无法理解科学的起源和科学发展的真正动机。

“科”—“技”混为一谈，直接导致我们对“科学”的本质缺乏理解，对“科学”的发展历史产生误解。

在理解“科学”方面，我们中国人有强烈的“应用”倾向。这当然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

中国文化务实，强调“学以致用”，对学术一向抱有明确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态度，从不认为学术、学问、知识有独立不依的价值，读书的价值尽在“黄金屋”和“颜如玉”，尽在“敲门砖”和“进身之阶”。

这种文化传统反映在对科学的理解方面，就是强调科学是一种生产力，是人类为了物质生存的需要必定自发从事的一项活动。离开了应用，离开了国计民生，我们就根本无法理解“科学”是怎么回事。

我经常开玩笑说，中国人民熟悉的最著名科学家应该有两位：一位是钱学森先生，是导弹专家，代表着重要的国防实力；一位是袁隆平先生，是杂交水稻专家，代表着粮食有保障。他们的名气，体现的是中国人对科学和科学家的实用主义理解。

这种实用主义的科学观，也导致了错误的科学史观。既然认为科学的目标和动机就是满足人类的物质生活需要，那么，所有的民族在所有的历史时期应该都有科学，于是，有非洲的科学、美洲的科学，也有中国古代的科学。这种“科学”术语的广义化，是现代占支配地位的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表现。

表面看来，把各个文明中形形色色与自然打交道的知识都称为科学，是一种宽宏大量，其实是一种深刻的霸权思想。试想想中医在当代的命运：一方面，中医的支持者们使劲申辩自己是科学；另一方面，反对者们称之为“伪科学”。中医自身倒是失语了。

“科学”术语的广义化使用，一方面助长了并不熟悉“科学”之本义的中国人虚幻的民族主义自豪感（很容易滑向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另一方面使中国人一再错失真正的科学精神。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在学习如何“做”科学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但在“理解”科学方面，缺课甚多。“理解科学”的缺失不是没有代价的。我们今天虽然科技体量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但原始创新不足、原创乏力，这就是代价。在今天的历史背景下，重新理解科学，理解严格意义上的、狭义的“科学”，已成当务之急。

正如我曾经详细阐述过的，科学并不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普遍文化现象。技术是，但科学不是。所有的民族、所有的文化都有自己的技术传统，但科学只独独地出现在古代希腊。

在古希腊之前，两河文明、埃及文明都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金属冶炼、文字、城市、高大的神庙和陵墓、精细的手工业、知识分子阶层，都十分发达；在古希腊同时或之后，地球上又出现了更多辉煌灿烂的文明，也积累了各式各样的神圣知识和实用知识。

但是，科学，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是希腊的产物，而且在希腊文明式微之后，科学的火种也时断时续、奄奄一息。正是对希腊科学的复兴，才产生了现代科学。

爱因斯坦讲得好：“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1953年给斯韦策的信）希腊科学无疑是现代科学的真正源头。

紧接着上面的话，爱因斯坦接着说：“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做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这就是说，“科学”并不是人类文明中的普遍现象，而是极为“偶然”、极为“稀罕”“令人惊奇”的现象。

我们今天领受着科学的恩惠和普惠，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科学”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一件必然出现的事情，其实大谬不然。

近百年来，没有什么词能媲美“科学”在国人心中的位置。从高举“赛先生”的大旗，再到“科教兴国”，科学早已渗透进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但科学真正含义人们却从来一知半解。一方面，把科学视为不容质疑的“真理”。一方面，多数国人依然以一种实用主义立场认识科学，将其视为一种为达到某种目的（比如发展经济）而采取的手段。

但事实上，只有渴求真理、渴望自由的人，才能真正理解科学与科学精神的本质。这不但是成年人亟需了解，更是孩子们也亟需补上的一堂现代文明必修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