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财阀辱华，韩国人这回却向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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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韩国一位财阀摊上大事了。

三星掌门人李在镕的表弟、新世界集团副会长郑溶镇没把门儿的嘴惹了大祸。因为INS删除了他一些包含极右观点的推文，郑副会长少爷羔子本性发作，一怒之下在INS上发出辱华照片，并且加上了一堆“反共防谍”“灭共”的标签。

许多韩国网民的反应是震惊了——“这是不想再和中国做生意了？”

而另一些韩国网友的关注点并不在对华贸易上，但却对郑溶镇骂得更厉害，将他的行为与“亲日独裁”挂钩，并发起了一场针对新世界集团的抵制行动。

果然，在下一个交易日中，新世界集团股价大跌7%。郑溶镇这一条INS，让三星家族损失了超过2000亿韩元（约11亿人民币）。

韩国最大财阀家族竟然因为“反共”言论被韩国网友抵制，这好像跟不少中国人对韩国的印象不太一样？

因为韩国存在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在这个国家，亲共当然是禁忌，但“反共”居然同时也是禁词。

前者好理解，半岛处于分裂之中，北方建立的正是红色政权，南北又只是停战而非和平状态，在这样一个国家，不能亲共恐怕是一个常识，若是体现出亲共，那北傀、共谍的大帽子你肯定把握不住。

韩国建立之初就立有《国家保安法》，其中规定哪怕只是称赞北方或共产主义的言论，都在惩罚之列。

韩国前议员李石基恐怕对此深有体会。2013年，李石基喝高了酒，又看朝鲜电影看得激动不已，口嗨要建立游击队破坏水塔和储油设施，接应人民军南下。

言论被曝光之后，李石基被朴槿惠政府起诉，最终因违反《国家保安法》遭到12年重判，2021年12月才借着文在寅特赦朴槿惠的东风，成功假释出狱。

在韩国，亲共是大忌，口嗨代价高……

但是，在韩国这样一个不能称赞共产主义的国家，“反共”却也变成了禁忌之一呢？

1

郑溶镇一说“灭共”，就被骂“亲日独裁”，这其中的逻辑似乎有点看不懂。但如果结合韩国财阀崛起的历史，这逻辑就非常清晰了。

韩国的大企业如果看历史，起家时间都挺早，但是在1950年以前，管他们叫财阀，那是恶心财阀这两个字。

比如今天的“全球第35大经济体”三星集团，在1938年创立的时候就是一个把鱼干和水果卖到中国的二道贩子；被金日成称为经济总统的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日殖时代还在日本人的汽修店打工呢；SK集团的创始人崔钟建则正在给日本人织军装……

这么一看，后来这些大财阀成为天下巨富，难道个个都是白手起家的励志财富神话？

你信吗？

这些人起家的秘诀，正是亲日。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朝鲜半岛解放，日本人留下来的公私财产和企业，包括土地、房屋、工厂、机器等，都在一夜之间成了无主之物。

随着美苏军队的分区占领，这些财产如何处置就成了重要的问题。

当时，许多左翼独立运动家认为，日本和亲日企业家留下来的所有财富都该立刻收归国有，然后在重点产业领域内确立国有化政策，在其他领域则打造由国家掌控的民族资本。据统计，当时这些日本企业占韩国企业总数的85%（2700家左右），如果能够大部收归国有，政府将建立起一套非常有动员力的经济体制。

然而，这些人的声音没有得到美国人的青睐。美国不愿接受自己控制的半岛南方地区施行如此“共产主义”的产业政策。

在美国人的授意下，1949年12月，李承晚政府制订并颁布了《财产归属处理法案》，将这些日本人的财富向民间出售。

这种“出售”的模式在改朝换代中不算陌生，问题在于，李承晚制定的优先收购者的标准……

按照李承晚政府的要求，以下三种人具有优先收购日资企业的权力：

1、在日本殖民时代担任过企业股东的人；

2、担任过企业经理等管理岗位的人；

3、曾经向日资企业提供过贷款的人。

这不是明摆着的，在日殖时代，能够在日本企业当股东或者经理的是什么人？能够向这些企业提供贷款的有钱人又为什么要借钱给日本人？

所以，照李承晚政府这个搞法，不就是直接把日本人留下的企业交给“韩奸”亲日派吗？

而且，在战后韩国迅速经历了巨大的通货膨胀，当初收购企业的那点钱，完全不值一提，这简直就和白给没有任何区别。

郑周永在日本人的汽修店打工，还曾经与日本商人合资，所以他成功收购了大片日资工厂的土地，奠定了现代集团商业帝国的基础；李秉哲则依靠投资过日本企业“朝鲜酿造”的经历，外加父亲与李承晚的关系，成功收购了日本百货公司京城分店以及当时朝鲜最大的保险公司——东邦生命保险。这两家企业便是新世界集团与三星保险公司的前身，前者也就是开篇那位口嗨创祸的郑溶镇担任副会长的企业。

如果说这两个人只是经济亲日，或者说和日本人合作赚钱的话，SK集团的崔钟建就是响当当的日本人忠狗，白米饭上放咸鸭蛋，吃饭都能吃出个日本国旗。

在日本投降之后，不少欠下血债的日本人在朝鲜被反击，担惊受怕之下想逃回日本却找不到方法。这位给日本人织军装的崔裁缝竟然在“鲜京织物”内部组织了一支治安队，镇压想要向日本人讨还血债的工人，保护企业内的日本高管，并帮他们安全回到日本……

这些日本人对小崔感恩戴德，把企业留给了他。依靠这一名分，崔钟建顺理成章继承了“日本爹”的“鲜京织物”，日后SK集团的SK，正是鲜京二字的韩文首字母缩写。而鲜京二字则是因为“鲜京织物”最早是由“鲜满绸缎”与“京都织物”两家日本企业合资建立，所以各取一字。崔钟建竟然沿用这个日本殖民者起的殖民味儿十足的名字，确实让人无语。

更过分的是，崔钟建这厮不以为耻反以为荣，2003年为了庆祝SK集团成立50周年，崔钟建竟然在致辞中把自己为日本高管保驾护航的经历拿出来宣传……

虽然日后由于被骂得太狠，SK集团删除了这段无耻言论，但是韩国人怎么可能忘记呢？

如此看来，这些财阀反共是“顺理成章”的事，共产党人要清算亲日派罪行，把这些日本敌产收归国有，把它们变成工人的企业，那么财阀不就没有了这样空手套白狼的机会？

而在他们“白拿”日本企业成为韩国经济支配者之后，他们对于共产主义的恐惧就更深了。毕竟，拥有了这么多的财富，欠下了这么多的血债，要是共产主义者来了，这些东西不就都没了？

所以，当财阀二世祖公开喊出“灭共”，难免让韩国老百姓回想起他们“亲日卖国”的往事，建立起一种——高喊“反共”的财阀=亲日派的印象，心头泛起阵阵恶心。

2

不止如此，在起家之后，靠着“亲日反共”起家的财阀们，与韩国的保守独裁势力一起，继续高举“反共”大旗。

在韩国独裁专制时代，“反共”则是他们整人抓人的法宝，无数惨案由此发生，“反共”由此成为韩国社会中一道严重的心理阴影。

1960年，韩国举行总统大选。彼时的李承晚因为长年的独裁昏庸统治，民望已经跌无可跌，如果选举公平进行，李承晚绝无胜选的可能。

但是李大统领表示这都不是事儿，因为他压根没想搞公平的选举。

当年1月底，韩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赵炳玉赴美治病，李承晚立刻看到了机会。赵炳玉的飞机在美国刚一落地，李承晚政府就修改了总统大选的时间表，将原定于5月的选举提前到了3月。

这就好比足球比赛，客队正在机场候机，主队突然宣布比赛马上开踢……

眼见李承晚如此下作，赵炳玉急火攻心，几天后在美国突发心脏病去世。

最大在野党候选人选前去世，虚弱的李承晚竟然还不放心，仍在全力筹划舞弊之事。

首先，早在1959年12月26日，当局就通过各道知事向全国各市郡教育长和各级学校校长发出《关于指导学生的文件》，命令学校教职员工“对一般民众进行选举启蒙、训育”（主要内容是要在竞选中“赞赏”李承晚），强制教师通过家访说服学生家长投李承晚所在自由党的票。

然后，在投票日当天，在每个投票站部署自由党党员和反共青年团成员各50名，并安插2名“决死队员”，以备不测；选民被编为三人组、九人组进行集体“公开”投票，九人组组长自动成为三人组组长，组长由自由党党员、警官、公务员或其家庭成员以及被收买者担任。

对于在野党的监票人士进行收买，不能收买者，或事先使用麻醉酒，或寻衅殴打，或向他们发亲属死亡电报，以迫使他们离开投票现场。

李承晚甚至化身“时间掌控者”，下令将投票站的钟拨快10分钟，将提前造好的选票运进票站。据事后统计，有超过40%的选票是在投票的前10分钟里投下的，韩国人也真是“急性子”。

财阀控制下的媒体如《朝鲜日报》之流，也大肆为李承晚造势，试图影响选民的抉择。

在这全方位的舞弊之下，李承晚得票率竟然超过了95%，“谦虚”的李博士表示，这实在是太离谱了，又紧急下令将自己的得票率降低到了88%。

自然，这种强盗行径引起了反对党及公众的强烈不满。民主党斥责自由党在选举过程中的威胁和欺诈行为，声称要在三十天内通过法律手段推翻选举结果。马山、光州及浦项的学生和市民举行了抗议选举舞弊的大规模示威。

其中，马山市的示威很快发展为示威者与警察间的暴力冲突。警察肆意向游行队伍射击，造成10人死亡、70人受伤。韩国人民迅速发起反击，放火焚烧了北马山警察署支所，捣毁了自由党马山支部以及一些自由党官员的家。

李承晚政府立刻扯起“反共”大旗，宣布这些反政府活动“大部分由共产党煽动”，必须进行严厉镇压。

但李承晚“反共”反的都是什么人呢？

4月11日，马山市民在近海海面发现了3月15日示威后失踪的17岁学生金朱烈的尸体。虽然尸体已明显腐烂，但仍可以看出其脑后和一只胳膊严重受伤，且有一支催泪弹穿透了他的右眼，死状极为惨烈。

愤怒的示威群众高喊着“打死李承晚”和“推翻李承晚政权”的口号涌向警察局。示威者像滚雪球一样越聚越多，很快达到4万人。同一天，大邱等地也爆发了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总人数达到15万人之多。不久，首都市民和学生也起而响应。

4月18日，高丽大学的4000名学生举行集会，抗议政府屠杀马山市民和学生的暴行。刚过正午，高丽大学示威队伍冲破警察的重重封锁来到国会议事堂，在那里静坐示威。19日凌晨，首尔大学、建国大学、东国大学、高丽大学中央大学等高校的学生及以东城高中为代表的各中学学生陆续来到国会议事堂，示威者达10万之众。

游行队伍行至孝子洞入口时，突然遭到早已埋伏在那里的警察的射击。愤怒的游行队伍放火焚烧了反共会馆，占领了中央广播电台。

军警用催泪弹对付群众，游行队伍则以砖瓦石块相抗，寸步不让。据统计，仅在汉城、釜山和光州，4月19日就有115人死亡，773人受伤。在韩国历史上，当天被称为“四一九革命”。

原来，在独裁者高举“反共”大旗之下，最为“卑劣”的“共产主义者”是一名惨死在催泪弹下的17岁高中生；在镇压“共产党”的铁拳之下，牺牲的都是满腔赤诚的大学生与普通市民。

这是韩国人第一次感受到“反共”二字的残酷与荒谬，也第一次体会到“反共”者的恐怖与残忍。

韩国总统文在寅曾表示，很大一部分亲日势力在李承晚的庇护下，打着“反共”的口号重新复活。这些人“利用反共的口号成功从亲日分子转型为独裁势力……打出麦卡锡主义论调的口号，制造对立 ”。

3

从亲日财阀的崛起历程，到李承晚的“反共”事例，可以看出，文在寅这话说得很有道理。

李承晚之后的朴正熙政权、全斗焕政权，也都利用“反共”旗号，干出无数伤天害理的事情。

朴正熙时代有迫害“人民革命党事件”，数十名进步人士被指称为“亲北间谍”。中央情报部的南山总部地下室，成了人人色变的恐怖之地。

而全斗焕在1980年5月的光州，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屠杀。这一反动行径依旧是打着“反共防谍”的旗号进行。

1980年5月17日，掌握权力的全斗焕宣布全国扩大戒严。再次扩大戒严令下，禁止了所有的政治活动、国会活动、对国家元首的批判，拘捕了金大中和金泳三等反对党政治人物，大学勒令停课。

5月18日在光州，韩国陆军第7空降旅的第33营、35营于该日乘卡车进驻学生作为基地的全南大学、朝鲜大学，1500名学生在校门口与空降部队发生冲突，400余名学生被拘捕并有80多人轻重伤。

19日封锁光州，陆军第11空降旅紧急调往光州增援，市民使用铁棍和燃烧弹对抗空降部队。

20日凌晨，第3空降旅所属的3个营从汉城出发，南下光州。白天，20万以上市民参加抗争，几百辆公共汽车、计程车带头冲破军队的防线。

面对光州市民的英勇抗暴，全斗焕声称光州“有北方间谍渗透”，“我觉得事件有朝鲜特种部队渗透起事的迹象。受到朝鲜煽动的暴民无法沟通，为了保护民众的军队才会自卫反击”。

而受到财阀保守势力控制的媒体则无脑复读全斗焕政权的说法，渲染光州地区被“共产主义者”控制。

终于，在舆论准备完成后，全斗焕调动大军开赴光州镇压群众，造成大量市民死亡的惨剧。

1976年，首尔南营洞，韩国警察厅在此设置了一处“对共分室”。名义上是用来防止“共产主义”在韩国传播的部门，事实却是打压异己的机关，几乎所有争取民主正义的人士都会被诬陷成“共产间谍”被捕、审问甚至被杀。

由于使用需求日增，分室就像只永远吃不饱的怪物一样不停增长。至1987年在网球场外再扩充，建出独栋两层的对共分室2段。

大楼中间设有一条旋转铁梯直达大楼5楼，抗争者皆要被蒙头从这拾步而上，边听着双脚踏上铁阶梯时的怦怦声，边旋转至失去方向。

5楼是审问室所在的地方，从外面看去可见到5楼的窗框特别小，中间亦有双重设计，防止逃脱、跳楼自杀的发生，良好隔音亦防止施刑时的惨叫声漏出。

设在5楼的15个审问室均以对角设计，确保住户孤立。除两室以外其他均拥有相同结构，实用面积12平米，提供桌子、椅子、床铺、浴缸和马桶，为免“客人”自残，所有家具都会被牢牢钉在地板上。

“客人”在这无遮掩空间中吃饭、如厕及接受水刑或电刑。房内均设有闭路电视，一切活动均可透过监视器为位于3楼的科长室提供全天侯24小时无间断直播。

1987年1月13日，首尔大学语言学系学生朴钟哲被对共分室的警察逮捕。这些警察逮捕朴钟哲的目的是为了追查另一名学生领袖的下落，但朴钟哲拒绝出卖同志。

恼羞成怒的“对共警察”们对他进行了残酷的殴打、电刑、水刑。最终在1月14日上午的水刑拷问中，由于颈部受到压迫，朴钟哲在509调查室死亡。

此事最终引发渲染大波，高呼“把朴钟哲还给我们”的示威群众走上街头，这股翻滚的怒潮最终在6月10日掀起抗争风暴，掀翻了全斗焕政权。

说到这里，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在韩国不能提“反共”。

类似于欧美一些“政治正确”的形成，这样的历史伤痕使“反共”话语在韩国更具标签化意义——

试想，当韩国人听到“反共”二字，他们想到的是什么？

是投靠日本大发横财的亲日反民族财阀，是被李承晚政权的军警用催泪弹打中眼睛的金朱烈，是被中央情报部污蔑为“间谍”的进步人士，是光州流淌的鲜血，是南山和南营洞酷刑下的受难者，是朴钟哲年轻的冤魂……

这种种惨像，怎能不让韩国人对“反共”二字产生PTSD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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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梁志：在反共、稳定和民主间权衡——韩国政治变动与美国因素

赵慧静：韩国财阀真的是“白手起家”吗？ 

《纽约时报》：光州阴谋论、“历史扭曲”和韩国言论自由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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