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它是国内最委屈大学，我不同意

兰州大学为什么又被和“委屈”捆绑在一起了？

作为一名高校观察爱好者，我发现每过一段不长的时间，这名地处西北内陆的老牌985大学总会出现在新媒体世界的某处角落，每次都能引起类似的轩然大波或仰天长叹。

比如，当有人在高三党、考研党们择校之际，大喊“城市第一！城市第一！”的口号时，兰大通常不会缺席——

它屡屡被当作一个典型的“地域条件不占优”的“反面案例”，让年轻人们"引以为戒"。

当某经济发达城市的某所新大学迅速崛起时，兰大又会作为“最佳反义词”人选出现，仿佛后边这位旧人越囊中羞涩、没落黯淡，前面那位新人就能越满血冲刺、欣欣向荣。

即便是当兰大没有被与其他学校捆绑并当作衬托而被“鞭策”时，这位112岁的老朋友依然能拥有自己的solo舞台：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聂辉华教授在b站上的一则讨论考大学、找工作时如何选择的视频里，也提到过类似话题，他看到网络上有一个说法：选大学一定要选一线城市里的。

聂老师当下也抛出了一个问题：有人愿意去普通本科的深圳大学，也不选属于985的兰州大学，你同意吗？

弹幕给出了大面积“同意”的回答，也传出了一阵阵“兰大人已落泪”的声音。

表示“同意”的同学觉得，考大学还是城市＞学校＞专业，错误！实习机会和眼界非常重要，北上广深能看到的风景和别处的不同，自然不言而喻。

关于“兰大还是深大”的博弈，并不是第一次被提及，两校常常同时被cue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虽然彼此的发展截然不同，但它们在被选择时所拥有的筹码之一——高考录取分数线越来越接近。

以广东省近三年理科录取为例，兰大和深大的最低录取位次均在两万多名，前者录取分数高于后者几分到十几分不等，在河北、山东等地也呈现类似情况。

但局势也并非没被扭转过，比如在广西，无论文理科，深大近五年的录取分均比兰大高，前者2018-2020年的分数都在600分以上，而后者从未高于600分。

很有意思的是，分数线大体类似、各有千秋的两所学校，本身理应各有所长、有所短板，但它们却被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面貌：

委屈、退步、没落是兰大的代名词，深大的关键词则是上升、突破、逆袭。

对于这样的描绘与选择，聂老师给出了不太一样的回答——

很多人会用“委屈”来形容兰大及类似高校，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可能学校过去很强，但现在没那么强，它本身会产生失落感；另一种含义是学校的实力或许被外界低估了。

对这些大学来说，随着经济中心的南移，它们在考生心中的“地位”下降，报考人数和分数没能体现出它们本有的实力，落差感由此形成；与这一落差感相反的是，考生对城市的追捧在疯狂上升——但它很大程度上是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盲从。

就像在有关城市的选择题面前，人们习惯把追逐大城市看作勇敢闯梦的奋斗，而总会不自觉把离开大城市称作“逃离北上广”，给那些离去的背影蒙上一层无奈的滤镜。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聂老师认为，仅仅静态地对比一二线城市，必然会得出“一线城市的发展当然更好”的结论，但这也容易让人陷进死胡同。

实际上，如果一线城市永远比二线城市好，二线城市也永远比三线城市好，便会出现所有人都涌向一线城市的趋势。长此以往的竞争结果是一线城市的机会被摊薄，使得它刚好等于二线城市。否则，二三线城市还会有人吗？

聂老师在提到，面对选择时，我们应该用动态的、博弈的角度方式来思考。

因为“信息不对称”下的种种权衡与选择，将贯穿于你遇到的所有人生关卡。

关于选择大学，聂老师打了个比方，读大学相当于加入一个知识精英的俱乐部，正如经济学理论所证明的，在我们所处的信息不对称的世界，“教育的主要功能是信号发射”，我们需要通过向外界发射信号——

比如你加入的“知识俱乐部”是否足够精英、你取得了什么样的学历等，来证明自己的优秀。

相比进入社会参加工作，生活在校园中的学生不需过多考虑房租、生活费和交通成本，如果一所学校会集全国的知识精英，校友遍布全国，毕业生在各个城市找工作都能被认可，那它便不失为一个优质的信号。

因为在提升学识的阶段时，学校本身的实力不应完全被城市因素所遮盖，能让人获得更好的教育的学校，足以成为更优的选择。

必须去大城市读大学才能开拓眼界吗？

我更同意一位网友的观点：“不是城市决定你未来的发展，是你本身能为别人提供多少价值而决定，工作、人脉同理，这是一个价值交换的问题。厉害的人在哪里都是厉害的人，而不是厉害的地方让平庸的人成为厉害的人。”

同时，聂老师也指出，当你越接近需要考虑现实层面的就业阶段，地域因素将会上升，因为这时你将更需要把生活成本、个人发展纳入选择城市的考量。

要明白的是，目标不同时，做决策的过程也应有所不同，即选择大学和选择工作落脚的城市的标准，不是完全一样的。

选择报考哪所大学，也是一个与“信息不对称”作斗争的过程。

首先要能获取足够的信息。有人直到填报志愿前夕，才开始抱着厚厚的历年录取分数统计册找学校；也有人早早向校友、业界前辈寻求介绍，从各个方面了解学校的学科发展、科研成果奖项、学生就业等的情况。

上述两类人所认识到的大学，很可能完全不是同一个。

如果把所有目光聚焦于考生层面炒热的“分数”，很容易因盲从做出错误决定——“人多的选择”并不等于“对的选择”。有些学校的录取分可能只因城市的热门而被过分抬高，反之，在同一分数的约束条件下，如果能冷静看待“盲从”，你可能会收获性价比更高的选择。

决策不仅和信息有关，也和人的能力有关。就像很多人知道贸易战是什么，但并非所有人都能从贸易战推测出当下的就业热点、就业形势会发生什么变化。

不过，聂老师在《一切皆契约：真实世界中的博弈与决策》所强调的“信息不对称”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信息不平等。

比如，相对经济条件更好的城市孩子来说，农村孩子做选择时能获取的信息、分析信息的能力很可能不如前者，它源自于彼此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容易造成彼此未来的阶层固化。

无论是二十多年前，自己作为大学生走向就业市场，还是如今作为90后95后的老师，观察当下年轻人的选择时，聂老师发现不同代际的年轻人对于个人发展的权衡，在大方向似乎没有太大区别——

什么专业、什么学历好就业，多数人的选择天平就会倒向那一边。

只不过，随着社会发展的变化，大家的取向出现了一些不同：

上世纪90年代，外企是最火爆的选择，大学毕业生会被它提供的高收入吸引；后来，国企的效益跟上，它逐渐削减了外企的垄断地位，成为年轻人的另一种奔赴；近几年，呼唤想要稳定“铁饭碗”的声音又在历史长河中攀上新高度，“考公”成了大学毕业生或职场人士都在争相涌上的赛道。

聂老师认为，如果大家都能凭爱好来选择职业，这至少不是一件坏事。但若人们不知道想做什么，又一味盲从追逐短视的目标，这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同时，当赛道变得单一且狭窄时，所谓的“内卷”和资源错配会随之发生：原来本科生能胜任的工作，变成硕士也要打抢；考研队伍越庞大，培养的人才质量未必能跟上……

《一切皆契约：真实世界中的博弈与决策》提到，如果一个群体里大多数人为了证明自己不同于极少数人，而投入大量资源去证明自己——比如都去读博士甚至博士后，虽然信号发射会成功，但从社会最优的角度讲，这可能导致“过度证明”，从而浪费社会资源。

最理想的选择，当然是既符合个人兴趣，又顺应了社会发展潮流。

但在我们当下快速变化成长的社会，人们很难去判断出一个“稳定”且“确定”的大趋势，从而能做出贯穿整个职业生涯的“正确决定”。

关于如何选择个人职业发展，聂老师提出了两种权衡因素：一是可以通过尝试和比较不同行业，找出自己更擅长做什么，这是你的“比较优势”；另一因素则是个人兴趣。

在这两种因素之中，前者是“立身之本”，后者是一种“理想状态”，我们不难分辨出二者的关系：

优先做擅长的事，你更容易为自己提供生活保障，更能有底气去做感兴趣的事；你也容易取得不错的成绩，由此获得成就感甚至对当下的工作产生兴趣。反之，只考虑兴趣而不考虑个人能力，很容易会顾此失彼。

就像在文章开头，有人会抱怨哪所学校、哪座城市委屈，说到底是在暗示选择了它的自己，是否会为这个决定感到委屈。

类似的权衡，其实每天都在发生。

因为我们所面临的每个选择，都是在与真实世界巨大的不确定性博弈，尽可能地寻找属于自己的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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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走他个江平水阔叭！（进来许

这是我们，共同书写的2021。

论反emo，我只服我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