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我们遗忘的，何止是他？

“什么是真实？”

“真实是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做什么、和谁在一起，有一种从心灵深处满溢出来的、不懊悔也不羞耻的平和与喜悦。”

这是电影《无问西东》中的一段对白，说话者，名叫梅贻琦。

“梅贻琦”三个字，恐怕许多人都未有听说。

自百度百科输入，主要成就一栏跳出的几个大字清晰可见：清华大学永远的校长。

没有北大校长蔡元培、胡适响彻后世的声名，这位名叫梅贻琦的校长，却堪称清华大学历史上贡献最大，精神最坚，影响最深。

1909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留美学生，预备在上海乘坐游轮赴美。 

当年同行的徐君陶先生回忆说：发榜那天，考上的喜形于色，名落孙山的面如土色。我却看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人。 

这“不喜不忧“之人，正是梅贻琦。

他从容不迫，光看表情，没人知道他是否考取了。 

后来才知道，他在630名考生中，取得了第六名的好成绩。 

梅贻琦出生于清末家道中落的诗书世家，自幼熟读经史，且善背诵。 

他天生记忆超长，读书时若同学中有谁背诵任何中国经典有错漏，他都可以接着背诵任何章节。

因品学兼优，他颇得张伯苓赏识，被保送至保定高等学堂。

虽说才学不输人，可梅贻琦沉默寡言的性格也是出了名的。 

有人打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梅贻琦在与夫人韩咏华结婚前，媒婆事先提了个醒：梅贻琦是个极不爱说话的人。 

韩咏华没在意：“豁出去了，说多少算多少吧！”谁知结婚以后，梅贻琦果然半天说不上整句话。 

梅贻琦有天生的好脾气。站在左边的人可以批评他，站在右边的人照样可以批评他。 

但在大方向上，其言语总是条理分明，把握重点，在许多人争辩不休时，他常能一言解纠纷。 

著名学者叶公超在怀念文章中写道：处在中国的社会，梅贻琦不说假话，不说虚伪话，不恭维人，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寡言而温润，这便能解释，为何在清华历史上著名的“三赶校长”中，梅贻琦能够脱颖而出，与清华共同走过17年风雨。  

1930年初夏，西直门外的清华园里，教授授课，学生读书，景象一片平和。 

可这景象背后，却潜伏着清华大学建校以来，空前的危机。 

想当年的北京城，正是新文化运动与传统国学两派打得最凶的时候。 

任期不到两年的清华校长罗家伦，虽说也有不少建树，却因其独断专行，极力推行“党化教育”而受到学生抵制。

 罗家伦

罗校长也是个直来直去的牛脾气，掏出一封辞呈以作要挟，本以为是一记绝杀，没想到学生们根本不买账，回他一纸通告：无论国府同意与否，我们皆无挽留之意。 

罗家伦愤愤而去。 政府早已留有一手，随即派乔万选接任校长一职。 

作为清华校友，乔万选对接管清华踌躇满志。可当他带着武装卫兵刚跨进学校大门，立马被学生拦下，将他一人单独请进小房间喝茶。 

等乔万选出来时，学生们手里已经拿到他签署的“永不任清华校长”的承诺。 

驱逐校长，成了清华的头等大事。

整整11个月，清华大学连续驱赶了三位校长，大学陷入“无人认领”的危机。

为了快速筛选出合适的继位者，学生们一碰头，颁布五条“任职规则”： 一．无党派色彩；二．学识渊博；三．人格高尚；四．确能发展清华；五．声望素著。 

放在当时的中国，条件已是苛刻，究竟谁能担此大任？ 

那年，还在美国任职留学生监督的梅贻琦，突然接到南京国民政府一纸聘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

但其实，这并不是梅贻琦第一次进清华。 

早在24岁那年，梅贻琦因为学术小有建树，便已经被聘为清华教授。 

可他支支吾吾不敢做，跑去找自己的老师张伯苓求救。 

张伯苓看看他，丢下一句话：“年轻人要能忍耐，回去教书。” 他老老实实回到清华，却万万没想过，自己能在13年后，当上清华校长。 

就职典礼上，梅贻琦一字一句，发表了后来流传甚广的讲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所以成为大学，不是因为它有大楼，而是因为它有大师。）

几十年来，从未有人称梅贻琦为“大师”，甚至鲜少人听过他的名字。对于学术上的争论，他总能够最大限度地聆听，鼓励多元。 

他时常挂在嘴边地口头禅便是：吾从众。 

“我就是给教授们搬搬椅子，端端茶水。其他的事儿我也干不了。” 

甚至，当年校园内流传一首打油诗，借用校长梅贻琦的口头禅，调侃其谦逊含蓄： 

大概或许也许是，

不过我们不敢说，

可是学校总认为，

恐怕仿佛不见得。 

看起来，梅贻琦成了谁都能“欺负”的主儿。而他这位“幕后推手”却能在当时的中国，掀起一股学术之风。 

当年的文学圈，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中国学界有多少个流派，清华大学便有多少个流派。 

后来清华文学院教授朱自清写了一篇文章《清华的民主作风》，大发感慨： “在清华学习的同仁时常能感觉到一种自由的氛围，一种民主的作风。

每个人都有权利，有机会，对学校的事情说话，这真是不容易的。” 曾在清华任教的蒋复璁评价梅贻琦：初以为办公室他不太内行，谁知竟是行政老手。

梅贻琦寡言，但并不寡断。 

1935年 ，北京各大学学生举行游街示威的“一二·九运动”，事后，当局派了数千军警冲进清华大学抓人，清华校务委员紧急召开会议，商量对策。 

众人千言千语，唯有梅贻琦坐在一边，一言不发。 

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急了，问：“校长，你看怎么办？”梅贻琦还是不说话。 

旁边叶公超也急了，叫道：“校长，你到底有没有想法，倒是给个意见啊！” 

梅先生慢条斯理的说：“现在阻止他们是不可能的，能做的就是如何减少损失。” 

说完，梅贻琦通知教务处，让有嫌疑的同学都先躲起来，然后给北京市市长打电话，请他出面解决这件事。 

寥寥数句，以最简单的方式，就把事情了结，军警也顺利撤退。大家这才知道，梅贻琦并不是没主意，而是在想一个万全之策。  

电影《无问西东》里有这样一幕。 

天上飞机往下投射炸弹，学生老师躲在林子里照常讲课，从未停止。

后来有学生在采访中回忆：“当时的北平车站全挤满了逃难的人，却是一点声音也无。现在想想，真像是亡国的气氛。” 

这背后的历史事件，就是卢沟桥事变。 

外界战火纷飞，清华、北大、南开凑一起开了个会，决定合办，迁至湖南，梅贻琦被紧急任命位储备处主任。 

可开课还没一个月，南京沦陷，师生们又被迫四散逃亡至昆明。993名学生再次开课，这新的学校，便是现在的西南联大。

 三所名校合并，看起来是神仙联手，其实真不是这么回事。由于内斗严重，学没办好，学生互相打得头破血流。 

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把重庆选为了自己的新战场，他们要去和国民政府斡旋，为联大的师生争多一份经费、多一间教室、宿舍…… 

可谁来主事？两位校长的目光，集中到了一人身上，清华校长梅贻琦。

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 

“我的表，你来戴。”张伯苓一句天津俗话，暗指接班人。 

梅贻琦，在蒋梦麟眼里更是匹“骆驼”。说他像骆驼，不是没有道理的，梅贻琦浑身都透着一个稳字。 

他凡事讲究民主，处理问题公正，并和众多教授一样贫寒。 

家中来客，夫人韩咏华只得上街摆地摊，出卖子女幼时所穿衣服，得款10元用以待客。

民间还盛传这样一件趣事：西南联大办了一个教学质量高的附中，昆明市民都想把自己的子弟送到这所学校去读书，其中不乏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女儿、梅贻琦的小女儿。 

结果龙云的女儿没考上。想到自己曾经为西南联大跑前跑后，龙云有点不开心了，认为梅贻琦太不给面子，就派他的秘书长前去疏通。 

结果自家秘书哭丧着脸回来，说：“我打听过了，梅校长的女儿也未被录取。”龙云顿时气消。  

梅贻琦书法

西南联大刚办校的几年，常常有国军士兵全副武装，上门索要与军队斗殴的学生。 

梅贻琦必须得按照要求，交给他们学生名单，但抖了个机灵：“我交给他们的名单是去年的，名字和住址可能没那么准确了。”

日军轰炸之下，60岁的梅贻琦拄着弯把雨伞，毫不慌乱地指挥学生避难。嘴里嘱咐：不要拥挤，不要拥挤。 

但凡在世一天，他就永远会挡在勃发的树苗之前。 

对师生，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就好像一条船。飘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它地责任，此人比不应退却，比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向前。”

相比曾经热衷于“从众“的校长，有人这样评价战争时期的梅贻琦：校长变了，任何需要他拿主意的事，他都斩钉截铁，从不推辞。 

蒋介石曾经到西南联大视察，对着台下抛出一句：思不出与其位。（指考虑事情不超过自己的职权范围） 

话音刚落，一向沉默寡言的梅贻琦起身反驳：你说的不对！ 

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时期，学者与政客夺着年轻人，一个要把他们变成“真理的孩子”，一个要把他们变成“党的孩子”，梅贻琦硬生生搭起学术象牙塔，抗逆政治对学术的强暴。 

对国家政事，他的立场比谁都坚定。对学术，他能给到教授、学生们最珍贵的礼物，便是自由。 

在教育这件事上，他倡导三所学校自行招生、自由讨论，自由上课，教学管理全由教授们做主……

抗战八年，烽火不断。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西南联大却创造了弦歌不断地教育奇迹，一度位评为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学府”。 

培育了2位诺贝尔奖得主、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8位“两弹一星”元勋、173位两院院士。 

算起来，梅贻琦在清华任职时间并不长，却深得学生爱戴。无论什么时候什么运动，清华学生的口号后面总会加上一句“拥护梅校长”。 

曾经有人问过梅贻琦，他能在当时清华的“校长风潮”中留下来，究竟有什么秘诀？ 

梅贻琦风趣回答：“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这风雨炮火中的几十年，何其艰难动魄，竟被他用玩笑话一笔带过。梅贻琦之心胸，常人难以企及。   

1949年，60岁的梅贻琦退休后到了美国，管理清华在美的庚款资金。 

一间窄窄的办公室，一位兼职助理，给自己定薪300元，再无其它。台湾当局过意不去，将他的薪水调至1500元，却遭到拒绝：“薪水是我自己定的，我不愿意改。”

在原则问题上，梅贻琦是个“死脑筋”。心里认定这钱是属于清华大学的，多一分，他都不要。 

后来他回到台湾，凭着只有北平清华园五分之一的师资，创办了世界排名第37位的台湾新竹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 

当时有许多人劝他，把台湾的研究所直接改称为清华大学吧。他永远只是坚定地一句话：“真正的清华在北平。”

1962年，梅贻琦由于长期积劳成疾，突然发病被送进医院，便再也没有醒来，享年73岁。

遗体被安葬在台北清华大学校园内的山顶上，墓园取名“梅园”。 

一生献给了教育事业，可生活却是一贫如洗。甚至连病中所产生的医疗费用及丧葬费用，也是由清华师生捐献。 

有人在他的病床下，找到一个紧锁的皮箱，里面没存一份钱。躺着的，只是一笔干干净净的清华庚款账目，那是他保护了一辈子的清华基金。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这是梅贻琦先生晚年写给自己与清华大学的结语。

任教46年，梅贻琦先生一生清华，一世清白。 

逝者如斯，我们虽无缘亲历那条高过头顶的地平线，但它一旦从历史的夜空划过，便永远照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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