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岁了，我们该认识他了

中国人所能经历的最冷的体验，是什么时候？

我认为，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

「这种冷」除了亲历的战士，没人能感同身受也没人能准确描述。

但是，一位医生可以。因为他只感受了几分钟，但记了一辈子。

当时他作为志愿军后方医疗队，想为战士们拍张照片留念，但因为戴着棉手套不好按快门，就把手套摘了下来。

就这几分钟，让他的手指僵了3个月。

除了冷，还有伤，不是擦伤刮伤刀伤。

是肚子被打6个窟窿，肠子外流，右手整个被炸掉，左手只剩2个手指的伤。

一般这种程度的「伤」，直白一点讲「存活无望」。

还是那位医生，他拼了命救回了这位战士的命，后来这位战士再度重返战场。

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电影《长津湖》里没有出现这些，因为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人太多了。

今天我们不讲电影，不讲战争。

讲讲和那场战争同时并线进行的，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在经历什么。

讲一讲人，讲讲那位医生——中国「小儿外科之父张金哲」。

他没有打过仗，没有开过枪，既没有出现在课本上，也没有被拍成电影。

但是《长津湖》中的那句经典台词，若换从他口中说出，可以是这样的：

这场“仗”我们不打，可能就看不到新中国的下一代。

可以说，当时新中国有两支队伍：

一支是为下一代战斗的队伍；一支是为下一代治病的队伍。

老一辈常说，落后要挨打。

但在特殊年代，落后是要死人的，更残忍的是死的还都是孩子。

1946年的一个夜晚，正在医院值班的张金哲，看到一名家长抱着孩子冲进了急诊室。

他跟着冲了进去才发现，这名家长是自己的中学老师。

孩子还不到1岁，得了白喉（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已经被憋得难以呼吸。

想要救命，必须立刻进行气管切开手术。

但是当时，根本没人给这么小的孩子做过开刀手术。

眼看着自己老师的孩子面色已经紫黑。张金哲咬咬牙，“我来试试吧。”

主治大夫红着眼睛拒绝了，医院从没给小孩做过开刀手术，不能冒这个险。

没一会儿，孩子死在了手术台上…

他的老师颤抖着，无望地看着张金哲，满脸泪水。

还有比眼睁睁看着孩子死去，更痛的吗？

这个场景深深地烙在了张金哲的心里，很长一段时间，他活在自责里。

多年以后的纪录片里，满头银发的张金哲爷爷回忆起这件事，依然眼泛泪光难以释怀：

“其实很简单，捅个口就能活下来。”

但是，当时做不到。

那时的张金哲并不知道，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

1946年——1948年，各种各样的传染病疫情像一张交织的网撒向了当时的中国孩子。

这个时期已经不是简单的感冒、肺炎了，而是耸人听闻的黑热病、皮下坏疽、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死亡率最高的就是新生儿皮下坏疽。

1948年前后，产房皮下坏疽爆发，传染性极强，新生儿一旦感染，两三天内整个后背皮下化脓，死亡率几乎是100%。

不少家庭，孩子的出生和死亡，发生在同一天。

人心惶惶，新生命的诞生不再是喜悦，取而代之的是恐惧。

但所有人束手无策。

“医生也不会治，医院也不给他治，只好看着他死…”

纪录片里，已经百岁的张金哲爷爷说到这里，声音还在发抖，痛心难以掩饰。

当年的一幕幕，他记到现在。

眼睁睁地看着病房里的小婴儿一个接一个离去，作为医生的张金哲非常痛苦。

没日没夜，他查了各种资料，设想各种方案，最终做了一个大胆设想：

如果能抢在发生大面积感染前，把患处切开放出脓血，或许能救人。

但这一设想与传统外科原则背道而驰，中西医老师都不支持。

也没有家长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冒这个险。

就在这时，张金哲刚刚出生的二女儿也不幸感染上了皮下坏疽。

时间紧迫，每一分钟都可能有孩子死去，张金哲咬着牙做了一个选择：

拿自己刚出生三天的女儿开刀。

没敢想后果，豁出去了。

手术一分一秒都是煎熬：脓血放出，缝针，煎熬的观察期...

随后，孩子慢慢痊愈了！成功了！无数家长喜极而泣。

这次手术也创造了我国第一例婴儿皮下坏疽成活的记录。

消息很快传到全国，开刀的方式，把新生儿皮下坏疽的死亡率从几近100％下降到5％。

也就是这个时候，张金哲下定决心：中国必须得有小儿外科。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

这是一个刚刚经历山河破碎的国家，百废待兴。

万般艰难，但是我们的前辈们非常清醒：

培养下一代人健康强健的体魄是重中之重，也是新中国立命的根基。

1950年，第一届全国卫生代表大会召开。

其中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建立能开刀保命的小儿外科。

当时在国际上早就有了这个科室。

但这却是新中国第一次正式出现「小儿外科」一词。

年仅30岁的张金哲被委以重任。

牌子挂上了，张金哲每天眼巴巴地等着自己的小病人。

但，根本没人来。

对于「拿刀划拉自家孩子的小儿外科」，当时的父母们不熟悉也不太能接受。

「没人来」的情况，持续了将近三四个月。

张金哲非常焦虑，夜夜失眠。

就在这时，转机来了。

一天，张金哲的工友在收拾屋子时，发现污物桶里有啼哭声。

捡起来之后发现是一个刚出生的孩子，但是跟其他孩子不一样的是，他有两个“脑袋”。

经过一番询问才知道，因为新生儿出生后的怪异模样，家长又害怕又无助，医生也束手无策，加上孩子半天不喘气，家人都以为已经死了，就扔到了污物桶里。

结果没一会儿孩子哭了出来。

工友把孩子交到张金哲手里，他一看，这是脑膜膨出，不是什么两个脑袋，开刀拿掉就行了。

手术很顺利，术后孩子就在小儿外科住下了。

这是这个科室的第一个小病患，一个星期后，孩子一切指标都正常。

很快，这则被称作“双头婴儿”的离奇故事就传遍了北京城。

由此，张金哲带着小儿外科名声大振。

但是，困难似乎偏爱缠着他，难题又来了。

患儿做手术时需要麻醉，我们没有。

当时，只有美国有先进的麻醉插管技术，但它不给我们用。

“对咱们封锁，不卖给我们。”

「拿钱买，我都不给你，你死再多孩子不关我事」这是当时西方国家的态度。

一个刚刚站起来，艰难重组后的颤颤巍巍的新中国。

于它们来说，无用无惧毫无威胁，没人把你放在眼里。

与此同时，朝鲜战争爆发了，内忧外患并线冲击。

没有国哪有家？

1951年，张金哲义无反顾上了战场，为抗美援朝志愿军提供医疗支撑。

亲历战场，那场战争的惨烈，他无法找到一词来形容，

“冻烂了的，冻黑了的，最厉害的是整个（人）都黑了。”

“截除都不用打麻药，因为他已经没有感觉了。”

多年后，张金哲再说起那场战场上的战士，还要长长的停顿，整理情绪才能说下去。

最终，那场战争我们赢了。

同时缴获了他们不少物资，意外的是里面正好有张金哲需要的「麻醉插管」。

但是，落后用另一种方式羞辱着他们。

“我们都不懂，都不会用。”

可以救命的东西，像废品一样扔在一边。

回来之后，他开始钻研麻醉，结果发现这种插管形式有着诸多问题。

小孩的气管又细又小，插了管小孩喘气困难，非常痛苦。

为了救孩子，张金哲决定研究中国自己的麻醉技术。

和同事几经钻研，反复试验，他们首创了肌肉注射硫贲妥钠做基础麻醉，还有局部区域麻醉。

大大方便了小儿外科手术的进行，无数孩子因此活了下来。

但被西方封锁的技术不止这一个，当时小儿医疗器械可以说极度匮乏。

一穷二白，都得靠自己。

张金哲白天上班，晚上在家里搭起“小作坊”搞发明。

就这样，土制心电监护仪、巨结肠手术所需的环钳一个个被研发出来。

求人救命的日子，过去了。

“张氏钳”“张氏膜”“张氏瓣”这些以张金哲名字命名的发明，不仅救了中国孩子，还救了全世界的孩子。

中国小儿外科技术站在了国际前沿。

他没有申请专利，也从不藏着掖着：

“我所做的是推广，让更多的人受益，所以这些器械和方法均是‘版权没有，欢迎翻印’。”

他深知当年中国在国际上求助无门，孤立无援的心酸。

所以不愿意让任何国家的孩子和父母再体会那种心情。

医者的大爱让世界动容。

2000年，张金哲被授予国际小儿外科最高奖项“丹尼斯·布朗”金奖。

颁奖词中写到：

2016年，张金哲96岁了。

体力不支没法继续给学生上课了，他才停了下来。

讲最后一课那天，张金哲像平常一样准点到达教室，整节课依然耐心至极，毫无保留。

只是走出教室的那一刻，背影有些落寞。

就在前一天，和他相知相伴70多年的老伴去世了。

后来有人问起，他也只是淡淡地说：“不能因为我自己的事情影响教学工作。”

虽然没法授课了，但是在医院，他依然坚持每周出诊2次。

他平等地对待每一位病人。

这么多年，他坚持起身迎接每一个来找他看病的人；

为他们拉开椅子，离开时会微微躬身目送他们出门；

即便自己近百岁高龄，行动已经不方便了，依然这么坚持。

他是真的爱孩子。

听诊前，提前给孩子捂热听诊器；

为了减少孩子对检查的抗拒，他甚至特意学了一些小魔术，安抚他们的情绪。

满头银发笑容满面，他对谁都是这样。

他们出诊的白大褂上，有个小牌写着职称名字。

但是每一次，张金哲爷爷都会一笔一画把名字加大加粗，重新写一遍，问他原因： 

“那个小牌字太小了。我们看病首先是跟病人交朋友，你交朋友，连名字都不告诉人家，那有什么诚意。”

去年的9月25日，是张金哲爷爷的百岁生日。

上个月的25日，是他的101岁生日。

以前有一些奉献了一生的院士，只有离开时，我们才知道他们的名字。

以后希望我们都能早点认识他们，提前表达感谢，为他们祝福。

祝福张金哲爷爷健康长寿。

参考资料：

纪录片《共和国医者》

纪录片《人民的医生—我从医这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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