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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苏&Aki
转载来源：印客美学（ID：ink20160101）
文如其人，字如其人。作家的文学世界，总是与他们的创作风格密不可分。依萍：你哪里不无情？哪里不残酷？哪里不无理取闹？！
我差点以为这台词是佟掌柜的首创，算是“温故而知新”了！除了如此直接的情感流露，“物质观”简直不要更大胆。
人都是要吃饭，早上要吃饭，中午要吃饭，晚上也要吃饭。饿了要吃饭，不饿也可以吃饭。春天要吃饭，夏天也要吃饭，秋天要吃饭，冬天也要吃饭。男人要吃饭，女人也要吃饭。小孩要吃饭，老人也要吃饭。猫要吃饭，狗要吃饭，猪也要吃饭……
对于80后、90后来说，琼瑶剧应该很熟悉了。《还珠格格》《情深深雨蒙蒙》《又见一帘幽梦》……琼瑶爱情剧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火遍大江南北。在“解放思想”的年代，“爱情至上”成为当时的情感导向，鼓励男女双方冲破传统封建残余的牢笼，追求自由恋爱。类似的喊口号、简单粗暴的台词，不仅抓住人们心理，引起人们的共鸣，更在社会上火速流行。除了电视剧，回顾当时风靡一时的流行音乐，也可窥之一二。《你到底爱谁》《一万个理由》《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彼时的流行乐坛之王，非庞龙、郑源、刀郎等人莫属。这样的电视剧放到今天，如果没有当年演员们的表演功底，八九不离十会成为大众“口水剧”之一；这样的音乐，如今已然成为“广场舞伴奏曲”。看古龙的小说，真有我自己小时候写流水账日记内味儿了……古龙是嗜酒如命的人，他常常在裤兜没钱的时候，押上自己暂时想到的作品名称给掌柜，忽悠对方给他酒喝。拿到酒的他为了应付催“债”人，经常在作品中“水”字数。据说古龙的稿费是按照稿纸的行数来计算的，一行一共二十五个字，不管写不写得满，都用二十五个字计酬。但这种“骗稿费”的行径，却又呈现出别样精简的力道感，尤其对于锋锐犀利、面容冷峻的西门吹雪来说，尤其适合。比如《我不是潘金莲》的主线剧情，就是一场极为“绕”的上访道路。为了证明之前的离婚是假的，更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女主角最终走上告状之路。从镇里告到县里，从市里告到北京，“不但没把假的说成真的，还把法院庭长、院长、县长乃至市长一举拖下马”。《一句顶一万句》里，也能从一件事绕出几件事，从一个人绕出几个人。不止剧情绕，刘震云小说说话写字也绕，比如《一地鸡毛》里：能帮忙先说不能帮忙，好办先说不好办，这才会成熟。不帮忙不好办最后帮忙办成了，人家才感激你。一开始就满口答应，如果中间出了岔子没办成，本来答应人家，最后没办成，反倒落人家埋怨。
但在旁人看来，这种“绕”，则是有城府、会说话、高情商。马未都曾说刘震云天生是捧人的一把好手，捧人的技术炉火纯青。冯小刚在杨澜的访谈中对刘震云的评价：对一个电影首先会用力夸赞，如果追问下去，他才会绕着弯子说是剧作家的问题、是演员的问题，如果再追问下去，他才会对导演的那部分问题道出一二。虽然“绕”，但却又十分简洁；第一次读觉得一头雾水，但仔细思考却又能够拎出十分清晰的细节。读刘震云的小说就像不断展开一幅画卷，这绕来绕去的实际上能够“让人物表现人物，让人物衬托人物”，于是整个画面都更为自然、生活，小说中的一切都更为真实了。
近代日本文坛，芥川一定是那个经常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文学家。在文章开头，他喜欢和读者玩儿捉迷藏。读了一遍，仿佛没读，他好像说了啥，却又好像啥也没说。“不管哪个朝代……是何方人士，姓甚名谁。偏巧那名儿竟没能流传下来……看来终究是史书作者，对凡人凡事，没甚兴趣使然。”“年代的记载不尽相同……是谁把烟草带来的呢？……是葡萄牙人或者西班牙人，其实未必尽然。”
“答案之一：酒虫是刘大成之福……第二，酒虫是刘大成之病……第三，酒虫既非刘大成之病，亦非其福。”“方下巴好像是久米，又好像不是久米，至今还不清楚。”
怀疑芥川先生是天秤座，我已经看到了文字里的纠结感。
实际上，芥川龙之介形成这种独特的文风，与其写作方式有很大关系。芥川是日本“理智派”思潮的代表人物，这一流派的人认为，在文学作品之中理智比感情更为重要。这与当时白桦派与唯美派情感溢出的风格相区别开来。用客观、展现多方说法的笔触对待社会，或许能够减少自己的个人情绪，以一种更为包容的态度对待各种各样的说法。再如他的代表作《罗生门》，实际上就是讲述着一个“这个人说是这样，那个人说是那样”的故事。客观而又克制，同时又富含哲思。特立独行、极为惹眼的王尔德，绝对是一个浓墨重彩又有意思的人。这位“童话王子”写起段子来也毫不逊色，大家来感受一下。“借钱就要向悲观主义者借，因为他们不会期待你还钱。”
“时尚总是丑得难以容忍，所以每隔六个月我们都只好改一次。”
“我年轻时以为金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等到老了才知道，原来真的是这样。”
“艺术至上”的思想背后，必然有着强大的物质支持——王尔德家境显赫，父亲是一位爵士又是一位医生，母亲是诗人和作家。这样的家庭环境客观上给予他很大底气，因此不难理解养尊处优的他为何怼人毫不留情，也从不在意世人的目光。王尔德的言行、衣着、性格等都是如此与众不同，让他饱受讥讽、挖苦、蔑视。越是这样，王尔德就越是极尽“段子手”舌战群儒之能事。因此，他卓尔不群的头脑、机智犀利的言论、风度翩翩的形象，反倒与他奇装异服的穿搭、傲慢不羁的性格相得益彰。这些段子既是其洒脱性格的体现，又是自我防御机制的表现，背后藏着小王同学的心酸。印象里，民国文人经常“骂人不带脏字”，各个都是吐槽好手。能担得起“民国第一毒舌”的钱锺书自然有他的过人之处。有人说，“如果说鲁迅骂人像医生，骂得直捣痛点、一针见血，那么钱锺书骂人就是书生骂人，骂得千回百转、触类旁通，很多冷知识文化梗深埋其中。”虽然他没写过几本小说，但仔细读，你就会发现其中满满的“刻薄”感。“据说每个人需要一面镜子，可以常常自照，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不过，能自知的人根本不用照镜子；不自知的东西，照了镜子也没有用。”
“就是那个留一小撮日本胡子的老头儿。除掉向日葵以外，天下怕没有像陆伯麟那样亲日的人或东西。”
“读他的东西，总有一种吃代用品的感觉，好比涂面包的植物油，冲汤的味精。更像在外国所开中国饭馆里的‘杂碎’，只有没吃过地道中国菜的人，会上当认为是中华风味。”
钱锺书狂妄吗？也许是的。但这种“狂”也确有道理——谁让他的确才华横溢、颇有资本。但钱锺书的这种“讽刺”并非背后搞小动作，他耿直敢言，无论是当面还是背后，都表现如一。他也是个清醒的人，自觉能力不足的时候，他也会谦虚。比如他表示自己并不会写小说，无奈受出版社之邀，推脱不过写了唯一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出道即巅峰”的《围城》。（听说有个词叫“凡尔赛”……）杨绛也说：“我们年轻不谙世故，但是最谙世故、最会做人的同样也遭非议。锺书和我就以此自解。”毒舌的钱锺书自然不只是骂骂人就完了，他所写的《管锥编》《谈艺录》都是中国较早的具有比较文学性质的作品。作品意在告诉读者，西方文学有的，我们中国也有，要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气和西方对东方的偏见。写史书，是一件难度相当大的事儿，似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机智的司马迁在写作上就采取了一种较为合理的方法——“互见法”。即将一个人物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者将同一事件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在《高祖本纪》中，司马迁对汉高祖刘邦崇拜得五体投地，说他出生时一看就有帝王之相，有能力有胆识获得一步步成功！多么毫无瑕疵一英雄！人无完人，这点道理司马迁不知道吗？他当然知道。但《高祖本纪》毕竟是刘邦的“专场”，又是一代帝王将相，多少得留点面子。于是他转身跑到《项羽本纪》中吐槽：刘邦这个人呐，贪财且好色！同样，在《项羽本纪》中写项羽的时候，俨然描述出一大力英雄：“力拔兮山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一顿猛夸。一转身又跑到《淮阴侯列传》中长吁又短叹：项羽啊，不就是个逃亡的将军呗……这样的写法，一方面是为了实事求是，将人的两面性体现出来，另一方面也是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本人秉持着公平公正原则的体现。因此要想全面了解一个人，需要从其本纪中引申出去，补充以其他人物传记。正如我们认识一个人，不应该只从一个人口中去认识，还要通过其他人的评价，多方面的挖掘才能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
“尽信书不如无书。”你永远无法知道一个作品真正产生的初衷和过程到底是怎样的。更何况，作家的文学作品也只能反映作家的一小部分。也正因此，我们看到了千面的文学家，也看到了千面的文学风格。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希望这些“魔性”的作品，能够启发大家对文学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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