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药房救不了印度的穷病

这是半佛仙人的第574篇原创

1970年，印度孟买。

24岁的印度富豪优库·哈米耶德走出灯火通明的富人区别墅群，放眼望去即可看见一片痛苦汪洋。

这位年轻的富二代刚刚从父亲那里继承了药厂。（由于他接下来出场机会太多，我们亲切地称他为哈老师）。

这座印度最大的城市是世界参差的最好样本。

在这里，你既能看到有独立安保、金碧辉煌的富人社区，又能看到全世界数量最多的贫民窟。

可能很多人理解不了什么是贫民窟。想象一下，你现在住的屋子减掉自来水供应，减掉淋浴和马桶，减去稳定的电力供应，如果再加上偶尔从承重墙上掉下来一些水泥，大概就是贫民窟的模样了。

每当傍晚来临，数以万计的印度贫民如同沙丁鱼般挤在屋檐下和道路旁。

夏季高温多雨的孟买，绝大多数人甚至没有一块用于遮雨的帆布。一场小小的感冒或者不洁食物导致的腹泻都足以要人性命。

疾病是困扰贫民窟居民的最大问题。由于恶劣的居住条件，印度的人均寿命只有47岁，而贫穷让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负担不起基础的医药费用。

在当时，印度并没有能力生产一片基础的感冒药，而进口药物又昂贵到无法承担，如何让国民活下去是执政者需要考虑的首要任务。

生存权是最大的人权。

时任总理英迪拉·甘地想到的办法是：既然买不起进口药物，就搞仿制。从最基础的常用药物，到治疗重大疾病的高端药物全线仿制。

知道了总理的想法后，我们的哈老师决定将全部家业——西普拉公司的未来押注于此。

在严格的专利法下，搞仿制药只有一条路：

普通药物有20年专利保护期，那就仿制已经过保护期的原研药；

但印度真的很骚，它真的搞出了第二条路：从立法层面就开始“耍流氓”。

当年颁布的《印度专利法》规定：复制一种已有的分子是合法的，但复制这种分子的生产过程是非法的。

这条法则天然就是为制药业量身定做的。

一家药企研制的药品本身不被判定为具备专利，只有制药步骤具备专利，那么印度就可以跳过研发步骤，从成品回溯源头，合法生产低成本的仿制药。

这种“专利”被印度称为“过程专利”，保护过程，但不保护结果。

就问你骚不骚。

怎么理解这个“过程专利”的流氓程度呢？

举个例子，一个厨师试验了100种蔬菜和肉配比，发明了鱼香肉丝。按别国的专利保护法，他获得了鱼香肉丝的专利。

但在印度，你只有炒菜的步骤专利。如果有别的厨子和饭店老板想做鱼香肉丝，只要不断按照材料清淡逆向推导试错，不用多久就能搞出来。

比如瑞士瑞华制药开发的白血病治疗药物“格列卫”，从1960年立项到2001年正式上市，数千名科学家前后用时41年，花费成本逾数十亿美元。

根据专利保护法规，这款药物的专利保护期只到2015年，上市后药厂定价5000美元每盒出售，在收研发成本的同时赚取高额的利润。

印度药仅用时两年就将这款药物仿制成功，批发价低于100美元。如何做到呢？

做药其实是两个部分的组合：原料成分配比、制药工艺。

制药工艺是什么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人的身体结构的复杂需要在药品上加上保护剂，本来这个药需要作用在小肠，但它在没有保护剂的时候，通过胃的时候就被胃酸给化了，实际上是什么卵用都没有的。

所以原料成份甚至是配比都不难，难的是制药工艺。

首先，他们将多个国家购得的原研药进行分解研究，分析药物中每种分子的配比，明确分子的比例和发挥的作用。

随后，采购团队会选择同类或近似分子的原材料，实验室进行反复试验，不断对分子进行重组达到类似结构。

之后，仿制合成分子在烧杯内模拟人体胃部环境，进行分解实验，观察仿制分子与原研药分子的反应速率，效果是否一致，按照原研药效果不断优化仿制品。

最后是上市前实验，原研药需要几千甚至数万名患者进行多次药物实验，仿制药只需要几十名志愿者试药，监测他们体内的药物峰值事件和峰值浓度，与原研药高度近似，效果不低于原药80%，不高于120%即达到仿制成功标准。

之后，经过工厂规模生产实验，一系列的原材料混合，造粒，喷雾，混合，一颗高度相似但价格低廉的仿制药便诞生了。

每当有原研药厂想要在印度起诉这些仿制者时，都会以败诉告终。

因为背后最大的黑手、流氓头子以及带头大哥就是印度政府。

在印度打官司的效果，基本就等于周星驰《九品芝麻官》里的那句经典台词：

堂下所跪何人，为何状告本官？

大多数时候，印度法院会用不违反专利法判决外国公司败诉。

当专利法无法解释时，法院的判决理由就是，我们印度人穷，为了保命不得不仿制，这也不构成犯罪。

五十年后，哈老师的子孙们无不庆幸当初祖父做出的正确决定。这一伟大的决定帮助家族企业成为印度第二大的制药企业，让其家族财富增至千亿美元。

而印度也因为这一决策，成为全球最大的仿制药生产国之一。

仿制药存在争议的最大悖论，在于是要尊重和保护专利，还是要以拯救更多的生命。

一家企业想要研制一款新药时，从研发到上市需要数十年，动辄数十亿美元的巨额投入，最后还可能以失败告终。

要让药厂能够主动去做这种成本高昂的尝试，就需要国家以法律保护专利，药厂产品在市场上独家垄断，能以数万元甚至更贵的的价格售出。否则，没有厂商愿意成为义务做慈善。

但这就会导致一个问题，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高价，那吃不起的人应该等死吗？

这个问题，曾经无数次发生，要求各国政府和企业从中作出二选一的决定。

最典型的一场案例，来自本世纪初的艾滋病大爆发。

1981年，美国疾控中心发现了一个新型的病症。这个疾病非常可怕，患者从不明原因发热到细菌感染，然后出现恶性肿瘤和器官衰竭，直至死亡。

这个疾病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艾滋病。

在接下来十几年时间里，艾滋病在全球快速肆虐。纽约和旧金山的同性恋群体，印度的红灯区，非洲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相继被波及。

在最严重的非洲，每天有超过5000人因为艾滋病死亡，在一些国家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经感染。世卫组织预计，如果没有药物控制，20年内将有9000万非洲人死亡。

作为医疗科技中心的美国，最早研究出应对之策。

美国宝来威康公司生产出了艾滋治疗药物“齐多夫定”，但这款药却非常昂贵。

一个病人如果想要维持生命，每年需要12000-15000美元。

如果按照这个费用，整个非洲只有4000人能够负担得起这款药物。而这4000人大多又是权贵，反而得艾滋的概率极小。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魔幻之处。

这时候哈老师又出现了。

嗅到重大商机的西普拉公司最快进行了仿制，将艾滋药物价格打到了800美元一年，骨折价。

堪称是仿制药界的拼多多，价格战打得溜啊。

价格不是问题，法律才是问题。这些药在印度国内合法，在国外不合法，无法对外出售。

被艾滋病侵扰的非洲国家现在修改专利法也没有任何卵用，他们面对的欧美药企和美国政府组成的压力。

欧美药企放出狠话：一旦进口印度药，将威胁永久撤出该国市场，断供所有药物。

这个世界上总是有一帮子人愿意成为颠覆者。

一群社会活动家希望改变现状，他们先是和西普拉公司达成一致，降低药价至每天一美元供应非洲。

接下来又动用了媒体，发动群众斗资本家。

2001年2月7日，纽约时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仿制药的专利困局，报道中写道：

世界正在被瘟疫沦陷，数千万人感染疾病在死亡边缘徘徊，拥有治疗办法的大型药企仍然想着保护专利，囤积居奇见死不救，而美国政府居然还在给药企撑腰。

这篇报道掀起了一场世界性的舆论风暴，全球媒体跟进报道，各国爆发了针对大型药企和美国政府的示威游行。在美国和英国，数万愤怒的人群冲到药企和政府门前打砸纵火，要求药企必须作出反应，拯救病患。

是要坚持冒天下之大不韪保护专利，还是让步救人，皮球踢给了政府和大型药企。

最终，跨国药企联盟宣布撤销诉讼，放开专利，允许仿制药企业生产廉价的仿制药品。

甚至最初与药企站在专利保护一线的美国政府也出现了松动，世界警察为了挽回名声，也需要站出来做点什么。

2003年，布什提出了一项令大型药企震惊的计划，五年内在抗艾滋病药物支出上花费150亿美元，帮助非洲共同处理艾滋病问题。

"药物成本的大幅下跌让我们拥有巨大的可能，历史很少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能为这么多人做这么多事。"

印度仿制药厂自然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没有人比他们更便宜，想要救更多的人命，只能靠他们。

最终，通过这场利益交换，印度仿制药完成了洗白输出，被世界各个国家的人们知道，完成了占领用户心智的第一步。

尽管艾滋病事件让美国政府和药企作出让步，但几十年来，欧美原研药与印度仿制药的矛盾仍然不可调和。

不过，艾滋病事件揭示了一个道理：政治和法律都是一门关于数字的艺术。

大多数情况下，各国法律都是保护专利的，但有时候在民众情绪和人命的压力下，法律也不得不变得弹性，作出让步。

当数千万剂艾滋病药物顺着援助到达非洲时，一些美国人也开始意识到一个巨大bug：

如果印度仿制药能够获得美国药监局的批准，那意味着，品质可靠，美国人也可以服用它。

美国也并不都是中产和富人，而是同样参差不齐。

这个世界头号发达国家，有近4900万人没有能力购买医保，他们和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民众一样，都会是印度仿制药的潜在用户。

由于在多国没有获得上市许可，大量的印度仿制药在全球流通最有效的办法是，黑市交易。

这里的黑市，并不像徐克电影里拍出来的那样设在地下之城，只能在午夜时分交易那样神秘。

印度药的黑市大隐隐于市。潜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印度大街小巷的商店中，就能搞到仿制药。

日杂店、小饭馆、加油站，都是黑市的一部分。

常规的黑市交易一般通过快递包裹交易，将仿制药以其他物品名义报关，瞒过各国海关送到世界各地。

某些包裹表面是常规快递，实际上却是仿制药。

2008年，印度税务部门在德里一家邮局查获了一批发往美国和欧洲的邮包，内含36万份仿制药，价值数千万美元。

印度政府作为仿制药的最大保护伞，不保护专利，但保护税收。

这些药物没有在印度国内缴税，政府也不能放过任何创收的机会。

这基本上是印度药品黑市流通最常规的操作。只要海关和税务想查，每天都能有收获。

其次是人肉代购，今天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凡对仿制药有需求的国家基本都有人常年居住或往返印度，负责按需精准采购。

印度黑市卖家们提供了人性化的服务，比如针对中国的代购，可收人民币，支持微信、支付宝付款。

2018年上映的电影《我不是药神》徐峥扮演的男主，主人公原型叫陆勇，本人是白血病患者，自己去印度买药，也帮一千多位病友代购仿制药。

不过，这样人肉代购是有风险的，按照大多数国家的法律，没有上市批文的药物流入市场一律认定为售卖假药犯罪。

中国法律对此的判罚是，最低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最高可判处死刑。

陆勇也曾经被公安机关抓捕拘留，但四百多位白血病患者集体为他求情，检方最终以情节轻微未起诉释放。

促使各国人在印度做代购的原因，还是太容易挣钱，一份印度仿制药加价50%甚至一倍，在市场上轻松卖到断货，供不应求。

2018年，辽宁警方捣毁了一家在电商销售印度仿制药的商家“周先生印度代购”，起获非法药品1300万元，这家店铺就服务了上万名顾客，年经营流水破亿元。

通过黑市代购的药物，最大的风险在于质量问题，一些药物需要低温冷链运输，但代购只能通过冰箱存储，泡沫箱+冰袋运输，严重影响药效。

甚至有人不去代购，直接在国内做起了仿制药的假药。比如上海警方在2012年抓获的一起仿制药团伙，通过回收药品包装或者过期药进行仿制，胶囊里装淀粉，没有任何有效成分。

有的假药要更鸡贼一些，你去检测里面的成分，和原研药没区别，但制剂水平很差，把原材料药粉压成片然后就包装成仿制药卖了。由于假的仿制药的成本更低、更暴利，在市面上的流通反而更广。

这些仿制药假药工厂通常设在印度、孟加拉国和柬埔寨。而令人汗颜的是，由于我们国家是全世界最大的单一统一市场，这些假药工厂的老板大多都是中国人。

各国政府发现，既然黑市交易屡禁不止，不如自己在医保计划中使用印度仿制药，这将会为财政预算节省出一大笔支出。

于是，黑市和假药倒逼着各国政府进入一个两难抉择中，也倒逼印度仿制药的合法化。

这部分药，出于专利保护的需求需要印度药企向专利到期的欧美药企缴纳一部分的授权费用，通常在售价的10%左右，即可以获得合法身份，成功洗白登堂入室。

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当属2010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平价医疗法案》，将获得美国药监局许可的印度仿制药纳入到美国医疗体系之中。

至此，印度仿制药在全世界最强调专利保护的国家得到了认可和品质背书。

今天，全球有超过一百五十个国家批准了合法进口印度仿制药。

印度仿制药从政府援助，黑市流通到合法采购，用近四十年完成了漂亮的翻身仗。

对于欧美老牌药企而言，印度仿制药企业是善于剽窃，破坏创新的小偷，犹如黏在脚底的口香糖一样难以去除。

但在指望便宜药救命的患者眼中，印度制药是天大的救星，为他们带来了生的希望。

几十年以来，印度的仿制药厂商们都在向患者传达一个理念：

和那些黑心的品牌药企业宣扬的不同，昂贵的药物可以用低廉的成本可靠地生产出来。

当然，仿制药企业也不是什么白莲花。

商业组织永远的核心目的都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赚钱。

想尽一切办法赚更多的钱。

逐利永远是资本的第一属性。

相比于原研药厂的高额利润，印度仿制药厂觉得自己赚少了，亏大了。

为了弥补“缺憾”和“不公”，全印度最大的仿制药企业兰伯西公司想到的办法是，看人下菜碟。

白人命贵，就给美国和欧洲的白人市场最好的药物；

而对于印度本国和其他国家，则提供劣质原料加工，工艺存在缺陷和生产过程不规范的问题药物。

咦，熟悉笔记本电脑的朋友们是不是觉得这个剧本自己看过。

2007年，兰伯西公司的一位美国雇员最早发现了这个问题，为了在发展中国家进入市场，兰伯西以美国市场审批文件数据为范本，伪造了200多种药物的虚假数据，帮助这些劣质甚至致命药物流入全球市场。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欧洲市场的药物有效率是60-80%，印度有效率是50%，而卖到非洲和南美有效率甚至低至30-40%。

人人生而平等，总有人更平等。

这位尽责的雇员最初以为是部分加工厂贪腐，是为了节约成本推行的违规操作。

在他用时两年，准备了几百页的材料和一份ppt带到公司高层会议上时，公司的一名高管的答复是：谁在乎？不就是死几个黑人的事。

另一位高管的答复是，就不能把这些问题藏起来吗？

那场会议结束后，兰伯西的公司高层下令销毁了关于调查的所有资料，甚至将当天展示ppt的电脑拆成零件销毁，掩盖一切证据。

如果不能解决问题，那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协助美国员工了解情况的印度员工相继遭到开除。其中一位员工的解聘理由是，在上班时间用公司网络浏览黄色网站。

丑闻败露后，唯一对兰伯西进行了处罚的还是美国政府，公司被罚款5亿美元。

当然，兰伯西不是唯一一家造假的公司。当家里发现了一只蟑螂的时候，意味着角落藏着一群蟑螂。

2005年，美国药监局派出的调查组在一家生产无菌注射液的印度仿制药公司巡查时，抓住了一位企图销毁不合格记录印度员工，供给美国市场的注射液中存在严重污染，可能导致患者使用后死亡。

这家公司生产了超过110种仿制药和代工药品供应美国。最终该公司被处以两千万美元罚款，停业半年整改。

而在偏远落后的非洲、南美和东南亚国家，既无力对违规的公司进行巡查执法，只能寄希望于企业还有良心存在，以及自己不是那个倒霉蛋。

对于绝望中的人而言，廉价的印度药是最后的救命稻草，哪怕是存在安全风险，他们也愿意孤注一掷的赌上一把。

不吃，会死会破产；

吃，有可能活。

在生与死之间，哪怕有一线希望，他们都希望自己会是那个赌赢的胜利者。

不管是仿制药还是其他产业，穷国的产业发展模式，基本上都是走在抄袭-模仿-研发-超越这条路上，更准确地说尽量走得远一些。

印度利用各种机会和漏洞，在仿制药上走出了一条无法复制的道路。

今天世界十大仿制药公司，5家来自印度。

因为仿制药工业的发达，也带动了印度医药工业的发展，除了世界主流的抗癌药在印度都有仿制，印度也承担了全球60%的疫苗供应。

发展总有代价，尤其是和魔鬼做交易。

因为看到了印度低廉的人力成本和尚不完善的法律，大型药企选择在印度进行药物试验。

印度政府多年来为了换取在仿制药上拿到更多的授权和投资，也默许了大型药企将印度选为试验场。

利益置换的背后，就是这个国家的穷人们，成为仿制药工业进步的牺牲品。

在这些企业看来，在欧美等国药物实验出现患者死亡，药企往往要面对数年的官司和动辄千万美元的巨额赔偿，稍有不慎甚至公司不保。

而在印度，很少有家属会选择维权，解决一条人命的成本只需要五千美元抚恤金。

简直是挥之即来，用完即扔的干电池。

最大的一起丑闻出现在2006年，印度最好的医疗机构——全印度医学科学中心，秘密与至少5家欧美大型药企合作，医院为药企安排了4142名婴儿参与实验。

为了找到足够多的样本满足试验，医院将一些刚刚出生，未患病的健康婴儿用作实验对象，一些婴儿因为普通疾病到医院就诊，则被医生以问题严重为由安排住院，隐瞒家长进行了试验。

在长达30个月的临床试验期中，共计49名婴儿死亡，数百名婴儿出现严重不良反应和致残后遗症。

一名该中心印度医生后来在接受采访中表示，因为贫穷和疾病，印度人往往视医生为神明，对他们的提议深信不疑。

一些医生在拿到药厂酬劳之后，往往隐瞒试药动机，免费为病人注射或提供药物，可怜人随时可能赔上性命，因为没有提前说明试药，家属甚至拿不到一分钱赔偿。

此事震惊世界之后，媒体开启了对印度试药产业的调查，结果令人震惊。

《印度时报》报道，在475项试药项目中，只有17项新药通过检查。7年来，约有57万印度人参加了临床药物试验，其中因试药而死亡的达2644人。此外由新药副作用引发的事故超过12万例。

无国界医生组织2015年评估报告显示，印度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药物试验国，今天每年超过15万印度人在接受试药，每年至少有近千人因为试药死亡。

调查员报告中写道，印度医疗卫生系统极其腐败，只要愿意掏钱，很多在别国无法试验的高风险的药物也能在印度顺利上马，一些人为了获得每天几美元的报酬，人命就像小白鼠，没有人关心他们的死活。

一些印度穷人主动选择了接受试药，却不知已经走进了鬼门关。

当出现事故家属选择维权时，法律并不保护这些弱势群体，警察往往以闹事为由拘捕家属，法院则以药物实验风险已经告知，个人自愿为由拒绝赔偿。

那些最终走向市场，光鲜亮丽的救命药，背后是无数印度更底层穷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而在这样的惨剧中，印度制药业获得了半个世纪内高歌猛进，一路狂奔。

如果非要做出一个评价的话，这或许是发展中国家的低人权优势，也是发展付出的代价。

一般来说，你找不到谁是代价的话，你就是那个代价。

在仿制药产业里，贫民是客户。

也是那个代价。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医药行业有一个广泛认同的“双十定律”，一款治疗重大疾病的新型药物从研发到上市，平均需要10年+10亿美元的投入。

今天，由于很多靶点已经被前人开发利用，和专利保护的限制，想要开发一款新药的难度和投入都在变得越来越高。

还是那个问题，驱动药企依然愿意巨额投入去研发的，从来不是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梦想，而是赤裸裸的利益回报。

只有一分投入可以换来几十分甚至几百分的回报，人们才会源源不断地去拥抱创新，世界才会持续进步，所以才会有专利保护的法规出现。

仿制药的问题在于，一方面让穷人获得了活命的机会，另一方面削弱了创新药企的利润和开发新药物的积极性。

如果没有大量的药企愿意去更新迭代药物技术，最终伤害的还是患者。

在当下和未来之间，这是一个无解的死局。

当一个社会不鼓励创新，那么社会就可能无可挽回的滑向平庸甚至衰退。

一个破坏创新的反面案例是，70年代的苏联，一度拥有全球最庞大的科学家队伍，国家能够生产出最多的坦克、飞机和大炮，以及核武器。

但在这个武力值最强大的国家，却无法生产一件舒适面料的衣服，一盒美味的罐头，一辆舒适的汽车，最大的国家在贫乏中逐渐瓦解。

这个国家最聪明的头脑明白，在一个对创新没有任何鼓励的环境中，自己做得好与坏结果都一样，那么进步无从谈起。

事实上，今天我们世界的进步，核心并非来自利他的思维，而更在于利己的驱动。对于人性和企业来说，自私的基因永远根植于血液之中。

现实一点来说，人、企业乃至国家，都是利益驱动的动物，没有人能逃脱这个亘古不变的真香定律。

在仿制药这个生态链里，有谁是完全错的吗？

药企保护专利才能不断的投入研发；

仿制药拯救了那些负担不起昂贵药费的生命；

购买仿制药的普通人希望活下去，他们没有任何错误。

我们的社会可以在法律条文上做到尽可能的理性和谨慎，甚至滴水不漏，但现实世界永远比法律条文更复杂，有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做出一个充分正确，完全经得起质疑和推敲的决定。

法律不仅仅是为了维护正义而存在，更是保障这个社会基本的公义、人性所服务。

我们无法避免世界的矛盾与复杂。

作为世界上的另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是如何处理仿制药问题的呢？或许可以提供另一种不同的答案参考。

中国选择的道路，基本可以总结为：审慎克制，兼顾国情。

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中国有责任和义务遵守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共同捍卫和保护专利技术。所以，在中国，海关和公安部门每年都在打击非法走私，来源不明和存在风险的海外仿制药。

但中国也是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一个经济发展水平参差的国家，那些身患疾病的患者，保障他们的生命权也是我们需要坚持的。

所以，让这些患者活命的民间渠道没有被尽数封堵，事实上，在海关渠道中，对于个人包裹的抽检频率药往往小于其他大类的包裹。

在日常的医疗渠道中，对于那些需要仿制药救命的患者，一些医院和医生也对此持暧昧态度，推荐和介绍患者使用仿制药，大多数时候是为了拯救他们的生命。

在生命和保护药商利益的天平上，我们的政府更倾向于保护前者。

当然，这样的策略始终不是长久之策，而中国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相比于美国等国，将印度仿制药纳入到医疗法案中，将印度作为世界药房长期采购，中国更希望走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原因有三：

首先，药品的标准也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

相比于大多数国家采取参考，甚至完全照搬美国fda的标准，中国有一套单独的药物监管体系，能够对药品进行有效的管辖，避免一切不必要的风险。

其次，这也是国家产业进步，综合实力提高的一部分。

今天，全球医药市场高达万亿美元的市场份额中，仿制药占据了相当大的一部分。随着人均寿命的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的逐渐到来，未来中国药物市场需求仍在持续扩大。

而中国企业正在通过从合法的专利授权出发，生产合法合规的仿制药，到不断升级进化到能够生产出我们自己的原研药，在全球医药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这一点和芯片类似，说白了，不愿意被人卡脖子。但这个过程，也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所以中国也在推出越来越多的政策，既救助患者同时也在帮助产业发展进步。

一个医疗行业朋友告诉我，从2018年起，中国加大了原研药仿制授权许可，鼓励药企合法合规仿制，同时通过集中谈判降价，纳入医保报销等方式，让原本昂贵的原研药也能走入平民百姓家，被患者所消费得起。

还是那瓶两万元起的格列卫，通过上述方式，经过医保报销之后今天患者自付价格在700元左右，价格已经与印度仿制药相近，因此，这款药物在黑市上已经没有了太大的流通价值。

而随着中国制药产业的崛起，药品的品类增加，越来越多中国药品已经做到了同价甚至更低价，但拥有更加稳定的优秀品质，让患者不必再担惊受怕。

回到仿制药整个产业和对社会的影响来说，这是一个融合了产业政策、国民健康、国际规则的复杂议题。无论选择哪一条路，都会有弊有益。

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很多时候都只能在其中作出一个当下审慎普适的决定。

而这个世界有很多问题就像仿制药的困境，一个莫比乌斯环，只要疾病和贫穷存在，需求就始终存在。

这门生意将从天堂延伸到地狱。

永不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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