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些时候非常难量化基础科学的影响。你只有相信它本身有价值才会投入其中。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兰迪·谢克曼曾说过：“基础科学成功的概率就像中彩票，几率极低，当然你买得越多，中奖几率越高。”基础科学是新技术新产品的起点，其低成功率意味着，为了社会进步和人类福祉，需要有持续稳定的资源投入到相关项目中。就全球而言，基础科学的长周期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政府在基础研究投入中占主体地位，但与此同时，来自企业、大学等多元化的社会资本也为其带来了更多的支持。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中国对基础科学的投入在研发总体中尚占比不足，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大公司、企业家、投资机构等为科技的早期探索阶段提供弹药粮草，战略布局与公益属性共举，本土化的传奇正在谱写中。
“在某些时候非常难量化基础科学的影响。你只有相信它本身有价值才会投入其中。”IBM瑞士苏黎世实验室的经理Alessandro Curioni认为，“这不是能第二天就带来结果的事情。”在科学的世界里，知识和信息是从基础科学到可商业化应用的简单线性传导，实际问题可能反哺基础研究，从来带来更多的发现和应用，这正是基础研究的未知性，也是它的美妙之处。例如，使两位科学家Gerd Binnig和 Heinrich Rohrer共享198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发明扫描隧道显微镜，其实是二人研究硅的额外成果。按活动过程不同，科学研究可以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三种类型。其中基础研究不以任何专门或特定的应用为目的，研究结果具有一般或普遍的正确性。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司长叶玉江曾表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技术的源头，它的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强大的基础研究是国家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前提和根基。 但是，基础研究也是中国科研力量的薄弱所在。“当前我们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还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叶玉江说。有研究显示，目前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投入在全社会研发经费配置中的比例普遍在15%～25%。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发布的数据，例如美国花在基础研究上的经费占总研发投入的比例为16.9%，英国16.9%，法国24.4%。相比之下，2019年我国的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支出的比例首次突破6%。“十四五”目标之一是使这一数字达到8%，为此中国将进一步增加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一方面中央财政要持续加大投入，另一方面引导企业和社会力量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投入。
在美国，基础研究资金长期大部分来自政府，企业更关注离商业应用更近的后端研究；不过，21世纪第二个十年格局发生转变。根据 NSF的数据，六七十年代联邦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占全社会基础研究总经费的比例高达70%，直到2004年该数字还是61%，但随着美国财政的收紧以及行业对基础研究的加大投入，2013年政府占比首次降到50%以下。多元化的社会资本的角色已经不可忽视。2015年美国联邦政府投入占全社会基础研究投入的44.0%，州政府2.8%，企业28.2%，大学12.3%，其他非盈利组织12.7%。英国大体类似，2013年政府投入约占43%，企业约23%，慈善机构捐赠以及海外基金约34%。美国企业界对基础研究的热情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19世纪当德国引领世纪科技潮流时，很多德国工业公司开设有自己的实验室，受此启发，1900年美国第一个企业研究中心General Electric Research Laboratory（通用电气研究实验室）在纽约州成立，之后杜邦、 AT&T和柯达陆续加入，这些实验室不研发具体的产品，专门从事基础科学研究，追求高级别论文的发表，这一潮流在四五十年代达到全盛时期。20世纪60年代，通用电气的口号甚至都是“progress is our most important product”(进步是我们最重要的产品)。 长期而言，基础科学的投入帮助企业预见未来，及早布局，引领潮流。贝尔实验室全球生态系统合作副总裁Jean-Luc Beylat曾经阐述为什么需要基础研究：“第一技术周期正在缩短，二三十年前，从研究到市场可能有几年，现在更短了；第二，我们迫切需要预估世界将发生怎怎样的改变。” 例如，IBM从基础研究开始，在量子计算领域持续投资了30年，2019年推出全球第一台脱离实验室环境运行的量子计算机。“如果没有基础研究，市场上就不会有IBM的量子计算机。”Alessandro Curioni坦言。 国内不乏与IBM志同道合的企业。2018年，华为宣布成立ICT基础科学战略研究院，重视基础科学投入，每年投入3亿美金用作合作经费。腾讯在人工智能方面布局了优图实验室、微信人工智能团队、腾讯 AILab-深圳以及腾讯 AI Lab-西雅图，腾讯AI Lab主任张正友曾在2019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表示，腾讯现在选择“两条腿走路”，既要赋能行业、推进应用落地，又要继续推进AI基础研究的创新。截至2019年8月，腾讯在CVPR、ACL、ICML、NIPS和 Nature子刊等国际顶级AI学术会议或期刊发表论文近400篇。如今传统的大企业实验室在美国逐渐式微，有一种史学观点认为，20世纪美国企业研究的爆发是特定环境下的偶发现象，因为当时大学的科研能力不尽如人意，且由于19世纪末反垄断法的通过迫使大公司需要依靠创新寻找新的发展方向。尽管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福利，但基础科学不一定给股东带来回报，很多公司无法商业化自己的发现，例如，施乐帕克研究中心发明了图形界面，但是苹果和微软才是凭此致富的企业。
另外，过去拥有实验室的企业普遍业务非常多元化，例如通用电气和杜邦，这样的公司大规模投资基础科学更有意义，例如，对于在全盛时期的杜邦而言，化学发现既可以用于肥料又可用于尼龙，但是80年代美国企业以来更加专注化，经济上的投入产出比不那么高，以上种种原因导致，一条新的创新路径已然在美国形成：大学做科研，由VC支持的创业公司接手，大公司吸纳创业公司的想法或者直接收购创业公司本身。高等教育学府成为基础研究活动的主要执行者。2015年，美国49%的基础研究由高等院校完成，因此除了成立自己的实验室，直接向大学捐献或与之合作也是一条成熟路径。例如，2000年2月，IDG创始人及董事长麦戈文先生及夫人向麻省理工学院（MIT）捐款，成立MIT麦戈文脑科学研究院，如今该研究院已成为世界著名的脑科学研究中心，先后有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此工作。不仅在美国，IDG还将支持基础研究的传统带到了中国。2011年，IDG先后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签署捐建协议，共同建设IDG/麦戈文脑科学研究院。 向基金会捐款也是一种广受欢迎的方式。4月8日，鹏瑞集团董事局主席、迈瑞医疗联合创始人徐航与鹏瑞公益基金会共同向世界顶尖科学家发展基金会捐赠10亿元人民币，为期五年，将用于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国际科学合作交流及扶持青年科学家成长项目。 此外，企业家和投资人们还以设立奖项的方式向从事基础科学的科学家表达支持。俄罗斯互联网巨头尤里·米尔纳于2013年创立了生命科学突破奖基金会，谷歌创始人、Facebook创始人及马云均为该基金会捐助人。在中国，2016年1月17日未来科学大奖成立，其中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由丁健、李彦宏、沈南鹏、张磊捐赠、未来科学大奖物质科学奖由邓锋、吴鹰、吴亚军、徐小平捐赠、未来科学大奖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由丁磊、江南春、马化腾、王强捐赠。2020年，马化腾又与杨振宁、饶毅等十几位知名科学家共同发起科学探索奖。
早在80年代就有人提出，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根据国家科学基金会最新公布的数据，2015 财年美国联邦政府将48.2%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到了生命科学领。其中脑科学吸引了极大的关注，2004年美国《Science》杂志曾邀请全球数百位科学家列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前沿科学问题，125个问题中有18个属于脑科学的范畴。大脑结构中只有5%为人类所了解，剩下的冰山吸引了学界以及商界的勃勃的兴趣。在2013年美国启动了大脑计划，中国稍晚两年。 当然，对于科学的投入光有一腔热情也不够，需要长期坚持，同时要有系统化的布局，在这一点上IDG资本可以成为一个模板。早在21世纪初就投身于脑科学的IDG持续加码这一赛道，近日又宣布未来将以每年不少于2000万元人民币的捐赠金额持续支持脑科学研究。IDG对于生物医药领域的兴趣一以贯之，除了支持基础研究，IDG也通过从科研上获得的认知指导对市场应用型项目的投资，覆盖了生物医药、精准医疗和人工智能等领域。代表作品包括博雅辑因、华大智造、上海至本和科亚医疗等。IDG资本是中国最早开展业务的的风险投资机构，也是国内最早参与硬科技领域投资的创投机构之一，早早布局了芯片半导体、智能制造、碳中和（清洁能源）、自动驾驶、医疗等硬科技赛道。其相信当下正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的起点上，脑科学作为“硬科技”的代表领域，其在基础研究上的突破，不仅对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可能对人工智能等前沿产业的发展带来重大影响。资助清华大学脑科学研究的目的之一是希望二者在未来能够产生更多“联动”和“化学反应”，在科学研究和产业转化之间搭建更加高效的沟通桥梁。 中国在基础科学上的投入过去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明显，无论是企业设立内部实验室，还是企业或企业家向大学捐献，抑或设立奖项或投资于基金会，这都是多元化资本进入基础研究领域的新尝试，可以预见的是，未来越来越多类似IDG、腾讯、黄铮的机构、企业及个人将投身其中。不过，终归会走出怎样的一条路？这静待时间的打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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