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大大小小的博物馆不少,有一家“相机博物馆”你听说过吗?
志玲犹记得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常听身边学习摄影的同学说起这家博物馆——“中国第一家照相机博物馆”“中国最早的民办博物馆”“全馆全部藏品无复制品和赝品”“全馆全部藏品无一是捐赠品(全部买入)”……不管是专业所向还是兴趣爱好,这里都成为了不少摄影人的朝圣之地。
虽说是博物馆,却藏身于居民区之中,永和坊7幢1楼的杭州高氏照相机博物馆,不仔细找找看,恐怕会错过。而最近志玲听说,馆里又收来了新的好物件,是难得一见的珍品,怎么能不去瞧瞧?
28年历史的博物馆里
藏着2500件“宝贝”
西洋镜和二我轩的照片成新宠
志玲在工作日的中午时分到达博物馆,外面正下着雨,位于1楼的博物馆大门也紧闭着。后来听副馆长说,这是怕雨天相机受潮,想着下雨又不会有什么人来参观,所以关上了大门,挡挡水汽。
进入博物馆里面,倒是理解了副馆长的做法。
博物馆不大,却密密麻麻地摆满了展品,有比人还高的大块头木质照相机,也有精心摆在柜里子的各式各样的相机和照片。进门前志玲就注意到,门口的横幅写着“庆贺杭州高氏照相机博物馆成立28周年”,从1993年至今,博物馆创始人高继生馆长收藏来了约莫2500件藏品,眼前这一方天地摆不下,屋前屋后还储存着好多待展的藏品,“米市巷有一套小房子,也专门拿来放相机了,这里实在摆不下”,副馆长说道。
只是志玲去的时候不巧,高馆长当天下午去到正在筹备的新馆中忙碌了,而留在老馆的副馆长正是高馆长的儿媳,“新馆一直在筹备,高馆长现在每天上午会在这边,下午就去新馆那边看看,别看他已经79岁了,忙起自己喜欢的事,精气神老好!”
而副馆长对馆内的藏品也是如数家珍,志玲来之前就听说,馆里近来新收了一件“西洋镜”。
“喏就是这个!高馆长前几天刚刚从安徽买回来的,是杭州西子立体镜工艺厂生产的首款‘西洋镜’,上世纪80年代产的,这还是个立体镜呢。把胶卷装到里面去,旋转卷轴,就能看到断桥啦、平湖秋月啦。”志玲听着这个描述,有点像从前“拉洋片”的原理,只是被缩放到了一个小小镜匣里。
副馆长说,这西洋镜放到现在可能不稀奇,但生产于从前那个年代再流传下来,便是物以稀为贵。高馆长之前遍寻不到,后来从安徽北边的一个县里找到,为了求购就接连去了两次,最后总算让它回到了老家。除了归乡的西洋镜,近两年高馆长都在辗转搜罗的“二我轩”老照片,也是令人惊叹的藏品。二我轩是民国时期杭州一家赫赫有名的照相馆,其实博物馆里早就有来自二我轩的藏品,是一台德国造的三镜头柱机,大高个,身高足有一米八,现如今也是孤品一台,而它有名则有名在,它拍摄过许多声名远播海内外的照片。“当时二我轩用这台机器拍过一组西湖十景,送去参加南洋劝业会展览,得了金奖,一下子让很多人知道了杭州西湖的美景。后来这组照片就被做成了各种明信片之类的,80多年前的明信片呀,放在现在,要价极高。我们现在在展览或者画册上看到的西湖旧照,很多都是这组照片中的作品。而且拍摄起来太难了,这么大的机器,扛着去西湖拍外景,那个年代又不像现在有数码摄影,摆弄这些机器都需要有专门的技术,所以留下的影像极其珍贵。”
于是这两年,高馆长便四处寻找二我轩当年拍下的老照片,只要能遇到哪怕价值不菲也要一应收来。在专属二我轩老照片的展示柜里,志玲还看到了童年记忆:一张常常出现在教科书上的鲁迅先生的照片。“那时候二我轩在杭州的地位非同一般,鲁迅这张照片就是二我轩拍摄的原版,孙中山来杭州的合影,也是由二我轩拍下的。”“历史不是相机,相机却是历史”,副馆长一边向志玲介绍一边感叹,每一件藏品背后都有着可以挖掘的、令人惊奇的背景和故事,“很多时候我们收来的当下并不那么了解,很多都需要事后再去研究,二我轩就是。如果我只是告诉你,这台机器是当年二我轩使用的一台德国产三头相机,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可你如果知道了它拍过那样多有名的照片,兴趣一下子就来了。”除了西洋镜和二我轩,博物馆里的藏品几乎可以串成一整条相机发展史。
“其实现在相机收藏爱好者不少,有些会偏重某个类型去收,比如只收徕卡,或者只收国产机,但是我们这里相对来说非常杂,各个年代、国家、类型的都有。”比如展柜里的这台木匣子,是杭州才女黄履在1810年、清朝嘉庆年间发明的“千里眼眼镜匣”,称得上是照相机的鼻祖,通过这个镜匣能看到“千里之外”的景象。“这说明当时黄履对光学已经研究的非常深入了,只是还没能找到将景象留存下来的方法。可是还有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当年的寒暑表,也就是现在的温度计,也是黄履发明的,温度计会用到水银,这其实已经和后来拍照、洗照片的技术相当接近了!”志玲算了算时间,黄履发明的这个匣子,比后来闻名世界的达盖尔摄影法还要早几十年。再向前走,西湖牌照相机相当吸睛,这里面的故事老杭州一定会听得津津有味。“这是1959年杭州自己生产的西湖牌样机,你知道是谁做的吗?就是现在的毛源昌眼镜店。那时候上海已经做出了自己的上海牌嘛,刚好杭州为了庆祝建国十周年,就做了这样3台精品样机向省委和市委报喜:我们也有自己的西湖牌相机了!只是那3台现在就只剩下这一台孤品了。2018年的时候,西湖牌样机的设计人、制造人周凤宝和蔡惜芬老人还来到了博物馆,和高馆长留下了合影。”
到1972年,杭州批量生产了一批西湖PT-1相机,成本就要600元,但零售价只要100元。1974年,杭州照相机械所试制了一台一分钟成像相机,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拍立得”。这台孤品样机起先被卖给了一位杭州收藏家,后又被卖给北京一藏家,直到2008年北京收藏家才转让给博物馆。这台相机的机身编号写着0001,意味着世界上仅此一台,而这一台,就藏在永和坊里。量产的西湖PT-1
上世纪70年代的“拍立得”
“这样的真品、孤品还有很多,像是1900年前就在上海享誉盛名的‘四大天王’之首耀华照相馆自制的外拍机、1959年国产仅一台的手枪式照相机样机、1967年上海海鸥产的最原始的120单反样机、1880年德国高治画箱式湿版相机样机…这个博物馆现在可能看起来不像个博物馆的样子,可是这些藏品,都是高馆长一辈子的心血。”上海耀华的外拍机
手枪式照相机样机
在副馆长的讲述中,高继生馆长对于相机的热爱,已经达到了“痴”的程度。
“就说那台孤品的西湖样机,那是高馆长当年花了800块钱收回来的,那时候的800块钱,能在杭州买幢小楼了,但是他花在相机身上,眼睛都不眨。不止花钱,还得‘磨人’,想尽办法给人家帮忙、修家具、修窗户,就这么磨了3年,才把这台样机买回来。前几年有个香港人拎着两个手提箱的钱来找高馆长要买这台相机,他都不卖,给多少钱都不卖。”早些年,高馆长经营了十几家二手店,在买卖流转中,高馆长发现,彼时国人对于收藏的意识不强,很多国产精品都被外国人买走了,高馆长觉得非常可惜,于是借由开店,回收了不少精品,希望更多国人能了解相机文化,也欣赏这些藏品的价值。
“因为高馆长的父母亲是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战地记者,他受父母影响很深。后来家道中落,高馆长也什么都做过,打铁、扛水泥、去厂子里做炉前工…吃苦受累的活没少干,倒也因为胆子大、聪明,学了些技术,后来手指受了伤,才开始自己‘下海’做二手,但是下海之后赚的这些钱,也全都砸在相机上了。”说起高馆长的“痴”,作为儿媳的副馆长也忍不住笑:“当年他和我婆婆结婚,我婆婆给他拿了些钱,让他去买一身结婚的衣服,结果他半道用这个钱去买了台相机,最后是穿着杭钢的衣服和婆婆结的婚,给婆婆气的不行!”
在买相机上“大手大脚”,生活里却非常节俭,“像我婆婆,是那种一件毛衣能穿30年的人,高馆长也是,吃喝玩乐这些享受的东西,他全都不在意,东西随便吃能吃饱就好,出去旅游,拍照、逛二手市场、买相机才是正事,其他他都不关心。”
但也因为狂热的爱好,在儿媳眼里,高馆长是个内心极其强大的人:“2019年的时候,他得了肿瘤,当时检查出来情况不太好,我们担心他可能心态上会垮掉,但是他完全没有,每天照样研究相机。进手术室之前还特别淡定地嘱咐我,这些那些机器怎么储藏,到时候怎么和参观的人介绍…后来手术成功,他恢复的也很好,你看他现在,79岁的人,一天两头跑,精力特别旺盛。他就是太喜欢自己经营了这一辈子的爱好了,对于他来说,除了相机,其他所有一切包括他自己的身体,都算是‘身外之物’…”多年前,博物馆的名声仅限于“圈内人”才知道,从全国、世界各地而来的爱好者和从业者都慕名而来,后来随着电视和网络的发展,高馆长带着他的藏品上了不少节目,去过湖南卫视、和王刚一同出镜,高氏博物馆的名声也越来越大,这两年,来博物馆打卡的年轻人也开始变多。
“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同时,其实也是在从外界吸收更多的信息,收藏更多精品的脚步也一直没停。目前在筹备的新馆大约能有600㎡,预计亚运会之前会陆陆续续搬过去,现在我们也在想,要怎么转变一下带大家参观的方式。到时候人多起来,恐怕不能这样详细的讲述,但是为了能让真正爱好摄影和相机的朋友有更好的体验,我们也会想办法,给大家讲尽可能多的背景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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