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谈中国文明的自我调整:儒家与墨、道、法三家的互补结构

百家 作者:FMBA 2021-03-26 21:54:38

中国文化是轴心文明,也就是高级文明。高级文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的内在元素非常丰富,而且元素之间呈现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补充之势,从而使得整个文明得以获得自我调整的优势。


先秦百家争鸣,有名字的有189家,真正成为流派的是9大家。在这9家之中,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除儒家之外,还有墨家、道家、法家。


儒、墨、道、法4家不是偶然存在的,而是形成了一个互补结构。简单来说,在社会的底层平民阶级中是儒墨互补;在社会的中层士大夫精英中是儒道互补;在社会上层统治阶级中是儒法互补。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儒家是官方主流的意识形态,但是还有另外三家思想分别与它形成了互补结构,才使得中国的思想和历史带有弹性与可塑性。


分为两个单元:

第一单元讲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儒家思想。儒家要解决的问题,是人间的两套秩序:社会政治秩序和道德心灵秩序。而在儒家不断演化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核心的线索:道德心灵秩序逐渐放大,个人的位置越来越突出。

第二单元讲中国文化的互补结构。中国文化是一个大文明,除儒家以外,还有墨家、法家、道家等主要思想流派。儒家又分别与墨、法、道三家形成了各自的互补结构。简单说来,对于上层社会而言是儒法互补,对于中层精英而言是儒道互补,对于下层社会而言是儒墨互补。

以下为下篇,上篇请见今日另一篇推送:

授课老师 |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编辑 | 混沌大学商业研究团队
支持 | 唐锦 赵哲 混沌大学文理学院



社会底层平民阶级:儒墨互补


墨家虽然在现在不太出名,但它是儒家在春秋战国时期最强劲的对手。


墨家是怎样的一群人呢?简单来说,墨家在当年就是一批“雇佣军”。


春秋时代,作为贵族,要精通“六艺”,能文能武。但到了战国时期,文归文,武归武,文武分化。因而战国时代的儒家知识分子不必学习“六艺”,主要是一批文人。


那么“武”由谁继承?


由墨家来继承。西周时期,天子、诸侯和贵族都有自己的私家军,墨家便是由私家军世袭而来的武士构成。到春秋战国时期,他们成为职业的雇佣军,不为某一国家而打仗,而是谁雇佣我,我便帮谁打仗。


这群雇佣军的首领叫墨翟,也就是墨子。墨子身为大元帅,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懂得军人的最高境界不是打仗,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也就是说养一支军队不是为了打仗,而是通过威慑的方式达到本来要通过战争才能够达到的目的,这才是最高境界。


儒家代表贵族精英,墨家代表底层平民;这二者为什么会形成互补结构?我们首先得分析儒墨思想的分歧:


一、“爱有差等”还是“兼爱”


儒家讲爱,墨家也讲爱,但这二者讲爱的方式不同。


儒家的爱是有差别的,叫“爱有差等”。因为儒家的伦理存在于中国传统的宗法家族之中,以自我为中心,讲究亲亲尊尊,长幼有序,男女有别。


但墨家的“爱”是“兼天下而爱之”,是四海之内皆兄弟。


为什么墨家讲求“兼爱”?前面已经提到,墨家由一批雇佣军构成,这些雇佣军来自于五湖四海,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聚在一起打仗混口饭吃。如果在这群人中讲究长幼有序、亲亲尊尊,仗就没得打;所以必须强调大家都是兄弟,要一起出生入死,仗才能打赢,所以要“兼爱”。“兼爱”的原则后来推广到整个天下,便成为墨子的理想。


此外,墨子提出“义”来代替“仁”,作为人类的最高价值。“义”是什么?是义薄云天,不问亲疏,视天下人皆为兄弟。中国的江湖社会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墨家的影响,将义气置于伦理道德之上。


那么“爱有差等”与“兼爱”哪一个更好?


我认为儒家的“爱有差等”更好。


墨家抛开物质条件不谈,最关键的是它和人性有关。人性中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且人性中恶的一面是永远克服不了的。如果能够克服,那就不是人类社会,而是乌托邦,可望而不可及。


相比之下,儒家对人性复杂性的观察要比墨家深刻得多,儒家更为现实,既有公的一面,也有私的一面。现实生活中的经验告诉我们,越是高调的伦理道德要求,在实际中反而会带来更加冷淡与残酷的社会。所以从这点而言,儒家的现实主义反而比墨家的理想主义更有价值。


二、“重义轻利”还是“交相利”


墨家与儒家最大的差别,是对“义”的不同理解。


要分析二者对“义”的不同理解,我们首先得回到孔子与墨子的出身上面去探寻。


孔子出身于贵族阶级,衣食无忧,重视贵族社会的礼仪以维持身份等级;墨子来自平民阶层,认为礼乐是铺张奢侈,应该取缔。孔子注重读书,看不起手艺人,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墨子本人就是能工巧匠,据说发明创造了中国第一架“飞机”,但在孔子眼里,这没有什么价值。


那么孔子的“义”与墨子的“义”差别在哪里呢?


孔子所讲的“义”是一种道德义务,与实际利益是对立的;所以孔子说“重义轻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墨子却认为,“义者,利也”。“义”就是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墨子就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因为墨子所说的“利”不是个人利益,而是“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墨子对“义”的理解类似于西方的功利主义学派,用利益的最大化去衡量道德。也就是说符合大多数人最大利益的才是“义”。


既然墨子认为“义”是“国家百姓人民之利”,那么人民的利益由谁代表呢?


这就涉及到儒墨之分的下一个问题了。


三、“和谐”还是“尚同”


墨子相信“天帝”。同样是相信有“天”,但与孔子、老子不同,墨子将抽象世界的“天”人格化,因而,墨子所相信的“天帝”类似于西方世界的“上帝”。


墨子认为,天帝命令人类社会要实现三个“有”:“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这也是墨子所设想的理想社会。


因而,墨子最希望“平均”。儒家也讲“平均”,孔子曾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但这二者有很大不同。


儒家要追求的“平均”是均衡。怎么理解?


朱熹说:“均,谓各得其分”。儒家所崇尚的宗法社会中,每个人都是有差异的。既然有身份、地位之差,那么每个人就各自取自己应得的那份。这是儒家所讲的“平均”。


墨家因为是小农的思想,所以他们向往的,是一个绝对的平均主义社会。不问等级、身份,人人平等,绝对的平等。这也是中国古代农民的终极理想。


那么这个绝对的平均主义社会要怎么实现?


这涉及到墨家的两种“力”:信仰力、组织力。


什么叫“信仰力”?墨家所向往的社会,是一个“尚同”的社会,统一意志,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统一财产。“尚同”,乃是与天的意志保持统一。


然而,天不能言,所以它的意志必须由人间的权威来代表,也就是现实生活中的那位大统治者。墨子希望现实社会中能出现一个绝对的权威来实现“同”。因而,我们可以把墨子理解为中国的霍布斯,要在人间建立一个全能的“利维坦”。


怎么实现这一目标?


这就涉及到墨家的“组织力”。墨子以及他的门徒们有一种理想主义的宗教精神,摩顶放踵,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但是他要将这种清教徒作风强行推广到每一个人。所以墨子就建立了一支队伍去实现这个目标。


然而,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墨家看起来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但越是“尚同”的社会越会出现小人,彼此勾心斗角、“同而不和”。


与墨家不同,儒家想要构建的社会是一个“和而不同”的和谐社会。“和谐”并不意味着大家一模一样,而是说大家彼此有不同的价值观与利益,但是大家能够保持和平共处。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两相对比我们便发现,儒家所代表的社会是“和而不同”的和谐社会;墨家所代表的社会是“同而不和”的小人社会。


儒墨两家作为先秦的两大显学,最后胜利的却是儒家。为什么?


因为中国是一个宗法家族社会,注重血缘、地缘、等级,而儒家恰好能够符合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所以后来儒家便成为了国家与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由于墨家的理想太高,根本不可能实现,所以到秦汉以后,墨家便被边缘化了,不再是显学。但这并不意味着墨家从此就不存在了,而是潜伏在江湖社会深处。每一次到王朝末年农民揭竿而起的时候,墨家便带着强有力的信仰力和组织力重新浮出水面。


但浮出水面后,墨家的思想不会被直接表达出来,反而以各种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的方式去呈现,如白莲教、五斗米道、太平天国,诸如此类。但仔细看,它们背后的思想、结构、特点,都和墨家是同构的。


墨家实际上代表了农民的理想。农民在太平盛世都是顺民,没有人造反,相信儒家的思想;但等到王朝末年,官逼民反,很多农民便铤而走险成为墨家。农民起义成功后,又重新回到儒家。所以说,墨家其实是造反的哲学。


墨家夺权,又要重新回到儒家;儒家维持不下去了,又转向了墨家。如此治乱循环,形成了中国的大历史。这便是对于底层平民阶级而言的“儒墨互补”。


社会中层士大夫精英:儒道互补


道家有两位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


我们先谈老子。


在第一单元中,我们提到老子和孔子二人一起实现了中国文明的突破。孔子解决了“人”的道德主体性的问题;老子的贡献则在于对什么“天道”做了非常重要的研究。薄薄一本《道德经》便是对天道的阐述。


《道德经》一上来就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第一句,用语言表达的道,不是常识性小道,而是宇宙的大道。

第二句,凡是具体的事物,都是有名称的。但是,宇宙的终极大道,无法有名称,只是一个“无”的代号。“无”是无穷大,是“全有”。

第三句,天地起源于“无”,而万物起源于“有”。


在进行总的论述之后,老子便要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个:宇宙万物如何发生和起源?


老子的回答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表示无穷大,“一”表示“有”,“道”生出“一”;“一”分化为“二”;“三”表示多,“二”分化为多个;“三”生出万物。所以老子描述的是宇宙从无到有、万物如何产生的过程。


第二个:宇宙万物产生之后遵循什么法则运行?


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要遵循“地”(人间)的规则;“地”要遵循“天”的规则;“天”要遵循“道”的规则;“道”要遵循“自然”的规则。


所以,老子最后乃是为了告诉我们一个简单而朴实的真理:一切的一切,从宇宙到社会到人生,都要遵循道的自然法则。


孔子讲“天命”,老子讲“天道”,这二者有什么区别呢?


在孔子看来,天的内在本质是“德”,叫作“有德之天”。天人合一,既然天是“有德”的,那么人类社会也要讲道德,所以要有“仁”。


但老子所认为的“天道”没有道德,非常冷酷。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刍狗”是指庄稼地里的稻草人。也就是说,天地把世间万物看作是没有任何价值的玩物;圣人也把百姓看作是工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牺牲。


在解决了宇宙怎么产生、怎么运行的问题后,老子还面临下一个问题:宇宙怎么变化?


老子认为,万物变化的法则,一言而蔽之,“反者道之动”。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物极必反”。“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便是这个道理。


所以老子不欣赏强者,因为强者到最后会“反者道之动”,必垮;老人认为以弱胜强,装成柔弱,最后肯定会刚强。


老子最欣赏的力量,是水。水很柔弱,但世界上最强的力量是水,大水一来,所向披靡,无人能挡,百年穿石。人人争相往上游走,老子却认为下游是最好的,因为所有的江河都汇聚到下游,叫“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


大家普遍认为道家是“出世”的,但老子不“出世”;因为老子生在春秋战国时代,要“救世”。


那么老子的救世方案是什么呢?


是“无为”。因为“无为”才能“无不为”。


什么叫“无为”?


对于统治者而言,“无为”就是不折腾。“不折腾”不是说什么事都不做,而是审慎而行,顺着事物变化的规律去行动,等到条件成熟后再四两拨千斤。


老子认为:“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国家不能太强势,否则很容易就崩盘;反而要小心翼翼,就像在烹饪一样,细心谨慎。


针对老百姓怎么做呢?统治者要“不尚贤,使民不争”。也就是说统治者要想办法让民众各安其位、各守本分,这样天下就太平了。


在具体操作层面,要“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实施愚民政策。让百姓吃饱喝足、体格健壮;但不能让他们有思想、有独立意识,否则就会对统治者构成很大的威胁。


所以相较于孔子、墨子而言,老子想要回到的时代更远。孔子想要回到西周;墨子向往大禹时代,怀有“三国家门而不入”的奋斗精神;而老子喜欢的是文明尚未开化的远古社会,“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部落之间和平相处,不争权夺利,这样天下就太平了。


老子的处世哲学很复杂,具有两重性。怎么理解?


所谓“无为”,就是守住一个“朴”字。所谓朴素、朴实,最重要的是守住你本来的自然本性。质朴就是美德,一个拥有美德的人,应该过平淡的、质朴的生活。所以老子要人们放弃两个东西:一个是欲望,另一个是知识;因为“智慧出,有大伪”,知识越多,越反动。从这个维度上看,老子可谓是反智主义的老祖宗。


因此,老子最欣赏的人格是“大智若愚”。“大智若愚”式的人物不是真的无知愚蠢,而是从无知发展到有知,再进一步大彻大悟,体悟到人生的最高境界是“无”、是“全有”、是“无限”、是自然的本性所在。按照老子的说法,最大的智慧、最高的智者,是一个最聪明的高人,可以做到“无为无不为”。


但它也带来一个问题:很多崇拜厚黑学的人,从老子那里学到对付敌人的权谋之术,以弱胜强,不直接争斗,而是“捧杀”敌人。


总结来看,老子的哲学既智慧又卑鄙,一体两面,关键在于怎么用、用在哪里。老子既智慧又复杂的思想,是中国文化性格中的两面,纯朴且复杂;他的一些思想,是深入国人骨髓的。


那么庄子的贡献在哪里呢?


老子的思想涉及宇宙、涉及世界,但作为一个大的哲学学说,有一个问题老子没有涉及到:那便是人生,人应该怎么活着、怎么获得自由与意义。


那么庄子便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补充回答。


普遍观点认为,传统中国人都是儒教徒;一旦了解了儒家,你就了解了中国人。其实这个观点是有点片面的。


实际上,很多中国人,特别是精英,春风得意的时候是儒教徒,积极进取。一旦世道昏暗,人生遇挫,中国人心灵中的另一面道家性格就会浮现出来。


人其实是很渺小无助的,常常力不从心,欲望得不到满足。如何在不自由的境地里面,活得幸福,活得开心?庄子哲学的核心,就是回答这个问题。


庄子从小贫困,平民出身,但整天乐乐呵呵;有一套自己的养生哲学,那就是对自由人生的追求。


庄子所期望的自由人生,是一种怎样的人生呢?


首先是心灵自由。


在老子那里,自然本性是指宇宙的自然本性;但是在庄子这里,自然本性是指“人”自身的自然本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然本性,幸福便是遵从自己的自然本性。


在《逍遥游》中,庄子描述了这样一种自由:“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厉害之端乎!” 这种自由既不是德性的自由,也不是知识的自由,更不是健康的自由;而是心灵的自由。


心灵自由意味着什么?


我们现代人谈自由大部分都是外在的自由;但庄子生活在乱世,深知外在的自由很难得到,所以他转而回归内心,追求内心的自由。庄子要在不完美的世界中追求一个自由的心灵,这个自由心灵超越物质、超越束缚。


那么如何追求心灵的自由?


在庄子看来,首先要有独立的身份,独立于官家。没有身份自由,就是在空谈心灵自由。所以庄子即使出生贫困,但也不稀罕什么宰相大官。


我们得清楚,庄子所追求的自由是审美意义上的自由。在庄子看来,每个人、每个事物都有其独特的自然本性,是无法相互比较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顺乎天性是一切幸福和善的源泉,而被欲望支配,是一切痛苦和恶的根源;因而,超越外在的欲望,真正发现自我,遵从自然本性,才能获得幸福与快乐。


美国著名伦理学家麦金太尔在《追寻美德》一书中提到,人有两种对利益的追求:一种是外在利益,如权力、财富、知识等,但外在利益是可以替代的;另一种是内在利益,是通过做事情所获得的不能代替的、非此不可的快乐、收获等,是具有内在价值的内心渴望。


麦金太尔对外在利益和内在利益的区分,和庄子的思想非常匹配。庄子所追求的心灵自由,实际上也是内在利益。内在利益告诉我们不要为自己缺乏竞争能力而自卑,要遵从自己的自然天性,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


其次是绝对自由,这是比心灵自由更高的境界。


道家始终强调要回到“天道”,与自然合一。那么“道”哪里呢?


庄子认为,“道”无所不在,遍及自然界与人间万物,甚至在蚂蚁、谷草、砖瓦和粪便里面,都有神圣的“道”。因而,宇宙间天地万物,都是平等的。


无论是非、善恶、大小、贫富、尊贵还是卑贱、发达还是潦倒,都是在特定情况下的差别,只有相对的价值;人生如梦,无时不刻在变幻转化之中。所以,当你看透了以后,你会觉得你所执意追求的东西也没那么重要,一切都是相对的、变化的。


在庄子看来,最要紧的是“天地与我同生,万物与我为一”。宇宙的所有存在物,与号称万物中的精灵人是同一的,在价值上是平等的,没有差异。这就是庄子最著名的“齐物论”思想。


庄子讲“齐物论”最终追求的是与自然融为一体,也就是绝对自由。


但追求绝对自由首先要破除两个迷障:一个是人类中心主义,一个是自我中心主义。


儒家认同人类中心主义,以人为本,要爱人、爱有生命的万物。但庄子从艺术的怡情眼光来看,宇宙万物无论是否有生命,都是平等的,不必把人类看得最高。这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破除。


西方哲学有主体与客体之分,儒家哲学也以自我为出发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庄子看来,这些都是叫做“我执”,过于执着自我、放不下自我,这才是痛苦的源泉。


对此,庄子提出了“丧我”,也就是忘记自我,放下自我。放下自我后,你会觉得道无所不在,世间万物在存在价值上都是同等的,不要从狭隘的一己,要从“齐物论”的立场对待其他的人和其他的存在;包括生死,也就超越了,因而庄子是超越生死的。


与道合一,与天地万物同一,这就是人的绝对自由。生命存在着一种完美的可能性,可以从世界的本源中获得,通过与自然的合一而实现。


庄子所追求的自由人生的最后一重境界,实际上有三种:“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怎么理解?


  • “至人无己”:达到最高境界的人,超越了自己与宇宙万物的区别;

  • “神人无功”:与道合一的人,就不必追求功利的事情,只要按照自然本性去做,就可以出神入化,神乎其神;

  • “圣人无名”:圣人与道合二为一,道无名,圣人也是无名。


此外,庄子也讲“四大智慧”:


1、无知之知


最高的“知”,是对大道的体认,而不是各种自以为聪明的小“知”。大“知”称为“明”。“明”与“知”不一样,“知”只是对具体事物的认识,而“明”则是对宇宙万物整体的体悟。


2、无用之用


从知识层面来说,有用之学都是具体的雕虫小技;而无用之学直接与宇宙的大道相通,看起来没有用,实则有大用。


3、无法之法


最高的知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无法在课堂上教授,也不能用语言符号直接表达,它只能通过实践者在具体的行动中自己去体会和把握。


“无法之法”便是人的心灵与自然的大道合二为一,上接天意,下接地气,天地人融会贯通,超越了所有门派的具体法道。庖丁解牛便是这个道理。


4、无辩之辨


既然“道”无所不在,那么争论是没有意义的,道不会被谁垄断,每一门派,既有所见,也有所蔽,完全的真理,就存在于不同的意见之中。无谓的争论遮蔽了要讨论的理,被浮华的言词代替;如果虚怀若谷,包容对方,反而会获得“全有”。


庄子的思想海纳百川,但归结起来它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另外一种人生:退一步海阔天空。


如果人生实在有一道坎迈不过去怎么办,那就“退一步海阔天空”。但道家的“退一步海阔天空”,不是意味着避让、退隐、消极,而是“后退一步,远眺彼岸”。从功利的世俗当中抽身出来,回到一个更大的世界中重新思考和定位自己,可能会达到另外一种境界。


一旦获得了海阔天空,你就获得了真我,一个精神得以在天地中自由翱翔的自我。你不再纠缠于世俗的得失;不再为身外之物感伤;不再计较琐碎的功利。你的肉身虽然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但你的灵魂自由了,你不可能被打败,你超越了世界。你与道相遇,与天地合一,与日月同光。


总结来看,庄子的思想实际上代表了人生的另一种活法,这种活法在人生得意的时候是不会被人们接受的。但它的意义在于告诉人们:当生活艰难的时候,其实还有另一种选择。


中国的古代知识分子有儒与道的两面性。人生得意时兼善天下,遇到挫折时独善其身。儒道互补便形成了中国精英的一套人生观,有张有弛、一进一退,某种意义上永远立于立于不败之地。


社会上层统治阶级:儒法互补


法家出现得比较晚,抄袭儒、道、墨三家思想的末流汇合而成。法家在战国时代非常流行,统治者都愿意用法家思想,因为法家能告诉统治者怎么称霸。


那么法家主要有什么内容呢?


法家有三大法宝:法、术、势。这三大法宝分别由三个人提出。


一、法


“法”由商鞅提出。商鞅改变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传统。在西周,“刑”管老百姓;“礼”管贵族。但是商鞅变法核心就是将国家刑法明文公布,贵族与平民犯法同罪。


为什么法家对贵族这么狠?


在法家看来,对君主最大的威胁,不是远在天边的百姓,百姓在太平时期都是顺民,威胁不了君主;真正能够威胁君主的是身边的贵族与大臣。所以要严格治理君主身边的这些人,对待贵族要用“法”。


二、术


除贵族外,大臣也是威胁君主的一群人。对付贵族用“法”,对付大臣得用“术”。


“术”由郑国的法家申不害提出。“术”指权术,分为两套。


一套是阳术。阳术体现在两个方面:


  • 君主“操杀生之柄”,生杀大权在于君主,这是公开声明的;

  • “克群臣之能”,群臣的职责被规定得清清楚楚,君主要充分发挥群臣的职能。


另一套是阴术。阴术继承了老子的思想,叫以柔弱胜刚强。君主要大智如愚,平时不露声色,善于装拙;让大臣没有提防,显露出本色。关键时刻,能够心狠手辣,下最后决断。


“法”和“术”都是君主治理身边人之道,但“法”是公开的,是臣与民必须遵循的法则;而“术”则秘不示人,隐藏在君主心中。


三、势


“势”指权势,由赵国人慎到提出。


慎到认为,君主要有权势,说一不二,对臣民拥有的绝对的、压倒性的权威。假如君主是飞龙,权势就是云雾。飞龙有了云雾,才能腾云驾雾,飞到高空。失去了权势,君主只不过是地上的一条谁也不害怕的蚯蚓罢了。


如何实现“势”?


一种是因为拥有权威,德高望重,别人认同你;一种是因为拥有权力,别人怕你。儒家也强调君主权威,但儒家是用道德的权威让别人信服,是“王道”;法家的君主权威源于让别人忌惮的权力,是“霸道”。战国时期有“王道”和“霸道”之分。所以法家是通过权力去实现“势”。


法、术、势的思想本来是各自一片,没有什么联系。但战国晚期的韩非子,将法、术、势整合起来,组装成一个完整的法家体系。韩非子是荀子的学生,也相信人性是恶的,所以他认为君主要利用人的自保之心,采取各种方式让臣民服从权威的统治。


此外,韩非子进一步总结了法家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


1、“循名而责实”


君子要清楚规定不同岗位、不同身份的人的职责;为臣的要有为臣之道,为民的要有为民之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实施岗位责任制。


2、“赏罚分明”


“赏罚分明”的前提在于“循名而责实”。每个人做好自己应尽的义务,既不能越界,也不能失职,否则就要受到惩罚。


3、“道之以政,齐之以刑”


通过行政的方式来进行管理,然后辅之以刑罚。而儒家是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用“仁”的方式让人产生道德的自觉,然后再辅以外在的“礼”。


我们发现,法家重视“法”,但法令再多,也只是工具而已,只有工具性价值,没有内在的价值。君主凌驾于法律之上,本质上是打着法制旗号、披着法制外衣的人治,是绝对服从君主专制的人治,而不是法治。


所以在中国古代社会,上层阶级喜欢用儒法互补。儒家缺少一套合法性理论让臣民服从君主的统治,法家的思想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汉武帝开创的“外儒内法”的形式,表面上是在推崇儒家思想,实际上是按照法家思想在治理。这就形成了上层阶级的儒法互补。


总结来看,中国文化是由诸子百家形成的动态的丰富整体,不是儒家一家便可以代表的,这个整体最重要的就是形成了上、中、下三层互补结构。对上层阶级而言,是外儒内法;对中层精英而言,是儒道互补;对底层百姓而言,是儒墨循环。


最后,在了解了中国的传统思想之后,我们也应该思考:传统的价值在哪里?


在于创造性转化,也就是从现代的需求出发,既不是抛弃,也不是坚守,而是改造。将传统的某个思想,剥离那个时代的具体情境,将其精神内核抽象出来,放在当今时代重新解释,就有可能旧瓶装新酒、老树发新芽,这就是冯友兰先生所说的“抽象继承法”。


除此之外,要如何对待西方文化呢?


核心是“勾兑”。中西文明都是轴心文明,里面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所以要进行“勾兑”,融合与重组中西文化中的优质资产。


总而言之,中国文明的希望,不在坚守,而在改造;不在因袭,而在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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