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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1日，本年度的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发布。

中央一号文件主题聚焦三农问题，这是多年来的惯例了。今年的文件要义包括发展壮大乡村产业，健全推进乡村振兴体制机制，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等等。

乍一看都是老生常谈的说法了，但仔细阅读这份文件，其实能读出一些与以往不同之处。

比如说这两处：

一是关于“脱贫攻坚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平稳过渡”；一是关于“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基础支撑在‘三农’，迫切需要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都是在推进我们的乡村建设，那么两个阶段承担了什么不同的使命？又为何要强调“风险挑战”面前“三农”防范风险的堤坝作用？

与很多人认为的“发展即正义”不同，在温铁军看来，现代化的发展是有代价的，他将其总结为“成本转嫁论”。

一个国家若是成功实现成本转嫁，则从此会走上正轨。若是相反，则会江河日下，甚至崩盘。

在国际范围内，发展的成本往往是发达国家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借助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前者将问题统统扔给了后者，管你们是不是洪水滔天，我自岁月静好，MAGA。

在一国范围内，发展的成本是城市转嫁给乡村，工业转嫁给农业，凡是乡村和农业最后承接了这种成本的，经济危机就会实现软着陆。

1

1929年3月，美国的柯立芝总统在离职演讲中表示："股票在目前的价位上还是比较便宜的。"

在社会精英的号召下，媒体纷纷发表如何发家致富的文章，这样的故事几乎都是一个模板：一个股票经纪人的贴身男仆在股市里赚了20多万美元；一名护士用她病人给她的小费投资赚了3万美元……可以说遍地都是“投资的艺术”。

那年夏天，美国还是一片歌舞升平。短短几个月，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股票由268上升到了391、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也从165上升到了258，人们见面时只谈股票，从不谈别的。

美国财政部长在9月份还信誓旦旦地向公众保证："这一繁荣的景象还将继续下去"。

1929年9月3日，美国股市达到了辉煌的顶峰，与此同时，危机迎面而来。

金融统计学家罗杰·巴布森9月5日的美国商业会议年会上，发表了一通令人惊讶的讲话：“一场大崩溃即将到来，而且可能是令人恐惧的。”

没有人把他的话当回事，美国的人民接着奏乐接着舞。

直到10月23日。当天开盘以后，不断有大卖单抛出，道琼斯指数轻而易举的击穿了320点，然后急转直下，再无反弹，创下了本轮牛市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恐慌开始了，一个个经纪人鬼哭狼嚎，观光者们挤满了华尔街，集体自杀的谣言风传全国。

美式冷笑话接踵而来，有的笑话说高盛集团的每一股都配发免费左轮手枪，还有笑话说，客房服务员会询问每一位登记者："是用来睡觉，还是用来跳楼？"

《时代周刊》写道："无法无天的雇主已经把美国工人的工资压低到中国苦力的水平了。"

1932年7月1日，罗斯福终以945票当选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临危受命的罗斯福，立刻雄心勃勃地开始他的新政。

一个接一个重大措施出台，整顿银行，停止黄金出口，以工代赈，等等。

比城市更危险的地方是中西部的农村，大萧条的冲击驱使全国各地大批小地主沦落到被迫租佃的不稳定状态。

1932年，美国农民进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棉花卖到了5美分以下，小麦不到50美分，玉米31美分。一面是棉花丰收，但成千上万包棉花却销不出去，一面则是失业者衣衫褴褛，却没有棉衣过冬。

无法忍受的农民握紧了反抗的拳头。

夏天，全国农民假日协会宣布"放假"，直至价格恢复。在农民领袖的带领下，假日协会把康瑟尔布拉夫斯市和苏市给包围了起来，并封锁了道路，不许警察巡逻车进入。

1933年5月，农民们的困境丝毫没有减轻，他们决定举行一场全国范围的罢工，但在最后的关头被取消了，为的是给新政一个机会。

《农业救济与通货膨胀法令》抢在大罢工之前出台了，其核心是让棉花、小麦、玉米、生猪和烟草的产量削减，解决农产品相对过剩问题。

这种在千百万人饥寒交迫的时刻去减少棉粮生产的整体思路，在人道主义者看来无异于大逆不道，连农业部长华莱士也说道："长得好端端的庄稼，偏要毁掉，这有违人类的良心，我们今后再也不要这样搞了。"

不过，罗斯福的农业纲领在很快取得了成效，农产品价格上涨，农业债务急剧下降，农民得到了实惠。

因为稳定了农村的基本盘，公共设施投资也可以顺利进行，西部经济快速恢复，大量企业家来此发展，为以后战后经济转型开辟了道路。

正是靠着农村和中西部，美国成功扛过了这场危机。

1944年6月，美国邀请二战时的盟国出席起草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协议条款的会议，经过复杂的外交和实力的争夺，建立起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因为美元成了世界储备货币，从此，美国就不再需要靠自己来度过危机了。

不过，随着美元的发行不断增加，全世界的美元储备也不断扩大。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外国政府看到美元扩大发行的趋势之后，纷纷用手中的美元兑换黄金。

1971年，面对各国争相抛出美元兑换黄金的要求，美国的应对措施是，公然宣布中止黄金和美元挂钩。最终，美国以拒绝履行对其他国家义务的方式度过了此次危机。

到80年代中期，美元汇率急剧升值，美国出口受阻，制造业衰退，产生了巨量贸易逆差。这时，美国政府的解决之道是逼迫其它西方国家签订了“广场协议”。

美国通过逼迫日元等货币大幅升值的方式，缓解了本国面临的经济困难。而日元在短短三年内升值86%，从此衰落而一蹶不振，美国却轻舟已过万重山，悄然转身。

那时的日本，作为战败国再也无法通过扩张侵略来转嫁危机，且国内资源稀少，没有广袤的农村和腹地来承接这颗巨大的炸弹，危机以硬着陆的方式落地，一旦跌倒，再也就起不来了。

这样的危机，当然也冲击到欧洲国家，欧洲诸国受此教训，决心抵制美元，在国际铸币税上分得一份羹。它们自愿放弃各自的货币主权，创建了欧元。

但正因此，也使得政府失去了实施“成本转嫁”的正常能力。

2009年10月，希腊新任首相乔治·帕潘德里欧揭露了希腊长期以来掩盖的政府债务黑洞，承认2009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达到12.7％，政府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113％。

随着希腊主权信用评价被国际著名机构降低，希腊的债务危机由此拉开序幕。

随后，希腊的债务危机迅速向欧洲其他国家蔓延，西欧各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倒下。先是爱尔兰、葡萄牙、意大利以及欧元区内经济实力较强的西班牙都相继陷入主权信用危机。

此后，法国和德国两个欧元区的核心国家也受到了危机的影响。2012年，标准普尔宣布将法国等９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法国主权信用被踢出AAA级。至此，由希腊开始的主权债务危机已演变成一场席卷整个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

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蓝星霸主美国可以靠着匪帮行为一次又一次欺凌别国转嫁危机外，其它即便是发达国家，往往也力有不逮。

更不用说发展中国家，他们一旦遇到经济危机，能够去承接的，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农村。

2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认为，影响21世纪世界进程的有两件大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二是中国的城市化。

城市化是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正如温铁军所说，现代化是一个高成本的过程，只有大规模集中资本才能现代化，而资本积聚和风险集中又是同步等量的，多大程度上集中资本，就多大程度集中风险。

开国领袖毛泽东毕生的梦想，是去建立一个人与人之间完全平等的社会主义新型社会。

他把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称之为“三大剪刀差”，其中最严重的是工农差别及城乡差别。只有消除“三大剪刀差”，才能建立平等社会。

而他最初的方案，不是搞城镇化让农民进城，而是“农村工业化”。

他说：“中国农村有五亿多农村人口从事农业生产，每年劳动而吃不饱，这是最不合理的现象。美国农业人口只占13%，平均每人有2000斤粮食，我们还没有他们多，农村人口要减少怎么办？不要涌入城市，就在农村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

正当农村的社办工业弄得如火如荼时，很快却迎来了三年困难时期，农村工业化的步伐不得不停下来。

另外一方面，农村工业化需要大量的设备，尤其是拖拉机。

当时，周边强敌环伺，国防是重中之重，生产拖拉机的工厂还要生产坦克。于是，工农产品剪刀差体制下的拖拉机一定是高价，农民无力承受。

当危机骤然来临，农村大办社办工业难以为继时，毛泽东开始考虑“移民”。

1957年，他发出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让年轻人去农村接受教育，进行劳动锻炼。

几千万知青浩浩荡荡奔赴农村，但是贫瘠的农村也很难接济突如其来的一张张嘴。

不少知青不喜劳作，为了填饱肚子，就到农民家偷鸡摸狗，偷集体的粮食、水果。

那时，在某些男知青群体中甚至有这样的认识：没偷过贫下中农的鸡，是胆小鬼的象征，会被别人嘲笑。所以，为了不被别人看不起，无论如何都得去体验一回，有些知识青年甚至明火执仗地去抢。当地农民敢怒不敢言。

不管如何，这场就业危机总算是向农村转嫁成功了。

1978年，市民的平均生活费是316元，农民的人均收入是134元，比例约为2.36:1。这一切与人的素质无关，完全是人为的政策取向的问题，是工业必须向农业提取剩余的结果。

这年的隆冬季节，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去农村视察，随意在一个村子里停下车，走入一户农家简陋的土房，看见一个老头和两个小孩蹲在炉边烤火，就上前问候，但老人没有搭理。

旁边的农经委主任周曰礼问道，现在8点快9点钟了，你们不上工干活啊，左讲右讲，老头子就是不吭声，直到最后旁边一个生产队长向老头子介绍，这是省委的万书记来看你了，老人才勉强地站了起来。

原来，他不是不懂礼貌，而是没穿裤子，不好意思站起来。至于为什么大冷天的不穿裤子，答案自然不用多说。万里当时感慨，都解放这么多年了，怎么还能让老区人民穷得穿不上裤子呢！

1980年，危机再次爆发，社会面临着4000万待业青年的巨大压力。此时上山下乡已经停止，为了让农村休养生息，知识青年需要回城。这很快就演化成巨大的社会治安风险，接下来“两个严打”就出台了。

十一届五中全上，历史问题被定调，《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回顾》中写道，国家要搞工业化，就得积累，这就得让一部分人作出牺牲，最终只好让农民来承担这个责任。

历史的一笔往往轻描淡写，但对处在当时进程中的人来说，却是极为残酷的。

步入千禧后，农村依然扮演着危机蓄水池的作用。

英国《金融时报》曾专访过前国家总理温家宝，问2008年金融危机时，中国是怎么处理大量的失业人口的？

温家宝回答，由于部分企业的裁员，大约1200万农民工返乡。由于农民工是流动的，也就是说，城市有活干的时候他就进城，城里没有活干的时候他就返乡。乡里绝大多数还保留他的土地。土地是农民最大的社会保障。

我们应该感谢农民工，他们为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在金融风波当中，他们又成了劳动力一个大的蓄水池。

金融危机造成的生产过剩，让中国生产的很多家电卖不出去，怎么办？答案是家电下乡。次年年3月，又推出了汽车下乡，整个中国的家电、汽车向农村大面积普及。

那时候正在进行热火朝天的西部大开发和新农村建设，乡村地区的经济活力增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吸附劳动力和消费。这一幕，与当年罗斯福开发美国中西部在思路上有着惊人的相似。

紧接着，在2009中央推出的4万亿振兴经济的计划中，就有专门用于农村民生建设工程3700亿元投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时代来临了。

去年的疫情突如其来，虽然我国的应对在全球范围内相当突出，但社会经济还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不仅防疫工作难度很大，也面临着08年以来的又一次重大就业危机。

这次瘟疫与社会危机叠加，恰恰又是农村来化解的。

疫情爆发时，正处于农民工大量返乡时，但之前被普遍担忧的农村，防疫成效却相当突出。这除了乡村管理上的表现以外，还得益于农村的广袤土地让病毒难以传播，而且农民自家的瓜果可以自给自足，最后农村几乎没有出现大规模疫情。

不论是历史还是当下，我们可以看到，农村都成了化解危机的一把利刃，只要农村稳住，全国就能稳住。

3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央一号文件说要稳定乡村基本盘了。

农村起着“就业蓄水池”的作用：当城镇需要较多就业时，这个“蓄水池”就多放点“水”，农村劳动力较快地转移；当城镇需要的就业较少时，这个“蓄水池”就少放点“水”，农村劳动力较慢转移。

所以今年一号文件中所言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一件非常实际的事。

就在2月25日，国家乡村振兴局的牌子正式挂上，“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牌子摘下。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强调农民要致富，而如今更该认识到，致富并不是终点。

工业党的思路走到极端就难免简单粗暴，有人主张要消灭农村，把农民全部赶到城市里去，然后在农村搞大机械大农场，盎格鲁撒克逊味道十足。

在电视上，我们看到的“农业现代化”也常常是这样的画面：蓝天白云下，麦田广袤无垠，一片金黄，收割机滚滚向前，仿佛大基建朋克的农村翻版。

现实是中国的平原面积占比仅有10%左右，在如此狭窄的土地上，农业还要与工业和城市争空间，显然力不从心。

既然如此，乡村振兴绝不只是更加富裕、更加机械化这样直线的一项工作，而是能实现城乡的良性互动，城市兴则带动农村发展，城市危则提取农村价值进行软着陆。

而要想完成乡村振兴，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让所有人先摆脱贫困，可以从事生产。这，正是我们过去多少年来的扶贫攻坚工作。

这里面的工作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久简单，不是说中央拨款，修几条路，盖几间房，建个学校，修个医院，就自然而然脱贫了。

截至去年年底，有1800多人牺牲在脱贫一线。这些人以另一种形式的“996”，像陀螺一样连轴转，只不过，他们的生命不是贡献给了资本家，而是人民。

不过，脱贫攻坚本质是以国家行政力量强制进行的二次分配，在完成这个目标后，就必须进入下一阶段，让基层拥有自我造血能力，也就是乡村振兴。

当然，某些自由派经济学家高唱什么“种粮补贴就是保护落后，全球化趋势下，粮食安全战略就是一个伪命题”、“18亿亩耕地红线没必要坚守”；

部分城市小布尔乔亚们也会常常讨论什么“凤凰男与孔雀女”、“农村什么最恐怖”、“农村人最让人讨厌的是什么”。

幸好，这些都只是时代的杂音。中央的声音很明确，要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乡村跑步前进也许就要开始了。

道理也很简单。根据欧美西方国家的经验，城镇化率超过50%后，将会经历一段快速的城镇化阶段，即一个人口快速导入城市的阶段，这个时候会涌现很多民生问题，烦扰着城里人的美梦，进而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种种阻滞作用。

从微观上说，我们理想中的生活绝不是住着十平方的水泥盒子，每天对着手机屏幕上的数字内心激荡起伏，那样我们就真变成资本大潮中的工具人了。

于宏观而言，我们的目标是进可攻，退可守，因为我们不可能永远高速向前，一旦遇到困难和危机，就得有一方空间供我们休养生息蓄力再战。

乡村振兴就是我们下一个百年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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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彭鑫，《谁拯救了美国:大萧条中的罗斯福》

唐任伍，《中国60年城市化进程四次剥夺农民民生》

温铁军，《资本化与制度成本转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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