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大唐守捉使
来源 | 守捉使（dtszs2020）
2007年，担任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的王石，凭借着691万的年薪，荣登房地产行业高薪巨头榜首。而就在一年前，王石辗转来到武汉市洪山监狱，看望了一位即将出狱的犯人。不久之后，王石对媒体表示，去探望牟其中，主要是因为“同病相怜，惺惺相惜”。
这一年的2月份，38岁的王石已经完成了万科集团的股份制改造，成功募集到2800万元的资金。此时的万科，就像一个“杂货店”：从食品到服装，从手表到印刷，什么赚钱做什么。而在3个月后，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率团访华，抵达北京首都机场。这是继赫鲁晓夫于1959年到北京参加国庆活动以后，苏联最高领导人再次踏上中国的领土。5月16日，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举行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会见。小平同志说：“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戈尔巴乔夫的到来，标志着破裂近30年的中苏关系，终于实现了正常化。而就在一个月后，48岁的牟其中看准了这个机会，来到中苏边界，开始了迈向“中国首富”的征程。在时代的洪流下，戈尔巴乔夫、王石和牟其中的人生轨道，就这样交织在了一起。
他的父亲牟品三，曾任四川万县商会会长和四川盐业银行行长，是当地有名的金融家和实业家。1949年，解放前夕，作为“反动官僚资本家”的牟品三，放弃了跟随国民党政府流亡台湾，选择留在大陆。由于这一出身，从小学开始，牟其中就开始尝遍各种苦涩滋味。高中毕业之后，牟其中先后报考北京大学和北京广播学院，虽然成绩都在分数线以上，但都未被录取。老师和同学告诉他：“你的命运其实在高考前就决定了，一个反动资产阶级的后代，怎么能上社会主义大学！”1960年，21岁的牟其中出走武汉，考入中南工业建筑设计院。但在学了半年之后，由于老家的派出所不给他转出户口，他不得不再次离开校园。在被迫离校的前一天，牟其中来到长江边上。他望着浩浩荡荡的江水，满是苦涩：命运为什么总是跟他过不去？在一次次尝试失败后，牟其中只好灰溜溜地回到老家的玻璃厂干起了合同工。不过，仅仅在几年之后，随着文革的爆发，作为“黑五类”后代的牟其中再次被顶上风口浪尖，经常被无故抓进各种学习班，一关就是几个月。在运动浪潮的裹挟下，饱经沧桑的牟其中对国家命运充满了疑惑：为什么中国会变成这样？1972年，牟其中和几位青年一起，成立了“马列主义研究会”，试图从马列经典中找到答案。三年之后，31岁的牟其中写出了《中国向何处去？》这本小册子。在这本书中，他将矛头直指文革，甚至讨论起人民领袖的功与过。与此同时，牟其中洋洋洒洒地指出中国应走的道路：建立商品生产体系，工人实行计划工资，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可想而知，这些惊人的观点一夜之间掀起狂澜，甚至惊动了中央高层，牟其中一时成为闻名四川的“反革命”。《四川日报》针对他的批判文章几乎每天都占据着一整版，省革委会也把他当作“反革命”的典型。峨眉电影制片厂为记录牟其中的累累罪行，甚至专门拍摄了一部名为《除恶务尽》的纪录片，在全国各大影院公开放映。随后，牟其中被逮捕，并被法院判处死刑，开始死囚生活。但不久之后，“四人帮”倒台，牟其中的死刑被暂缓执行。1978年底，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始了一个崭新时代。此时，中央办公厅也派出同志，赴四川主抓牟其中的案子。拨乱反正的春风，让牟其中终于感觉到，人生似乎迎来了第一缕阳光。1979年的最后一天，牟其中被释放，他的苦难青春，就这样结束了。1980年元旦，中央工作组的同志看望刚出狱的牟其中：“中央领导同志很关心你们，希望你们在新长征中贡献力量，你今后有什么打算？”牟其中只说了一句话：“响应改革号召，愿做商品经济改革的试验田。”
1982年2月份，牟其中和朋友筹措了300元，成立了重庆万县“江北贸易信托服务部”。年底，为了进一步扩大规模，牟其中动员服务部的员工，各自向亲友集资，甚至用房产折价抵押，建立了一家拥有15000元股金的个体联合商业企业，取名“中德商店”。正是这家商店，让牟其中“二进宫”，只不过，这次的罪名是“投机倒把”。在此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供需不匹配，生产商卖不出去，消费者又买不到。四川农民生产的藤椅不畅销，牟其中就派人到河南联系，很快打开了销路。上海的“555”座钟很是畅销，但产量低，只有凭结婚证才能在国营商店买到。牟其中又想办法从上海搞到样品，运回重庆进行仿造，再运到上海销售，这样又赚了一大笔。同样，电冰箱、电视机和洗衣机十分紧俏，牟其中又通过倒卖赚得盆满钵满。但树大招风，很快，工商、税务等部门就盯上了牟其中的“中德商店”，以偷税漏税为由经常检查。最后，挣扎之下，牟其中从银行借出的周转金，因陷入三角债而无法回笼，中德商店被查封。1983年夏天，牟其中和他的10名员工，被抓进了收容。一时间，风言风语再次袭来，万县政法委的一位负责人直言：“牟其中做生意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与社会主义较量。”而就在牟其中苦苦挣扎之时，32岁的王石已经来到深圳，正式开始自己的创业生涯。在深圳，胆大的王石通过倒腾玉米，赚了300万元，并用这笔钱开办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同时兼营各种生意。此时的他不会想到，在几年之后，自己将会和一位身陷囹圄的“投机倒把分子”产生联系。牟其中的案子，在多方申诉后，国务院信访局开始进行调查和干预。经济日报社的记者来到万县，了解牟其中的创业事迹，并在头条发表长篇报道《拳拳赤子心——记万县市中德实业开发总公司总经理牟其中》。这篇文章介绍了牟其中从创业，到被捕的整个过程，为牟其中树立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先锋”的形象。胡启立、姚依林等中央高层在看到这篇文章后，作出批示：“打集体、压个体是‘左’的表现，要查处。”国务院办公厅派人到万县，四川省相关部门最终定案：立即放人，不定性为投机倒把，不追究刑事责任。1985年2月，《人民日报》针对牟其中的问题发表评论文章《医治“左”的顽症》，披露了牟其中第二次入狱的始末，再次肯定了牟其中的创业历史。拿到尚方宝剑的牟其中终于出狱。不过，迎接他的首先是四五万元的债务，和一大堆变质的商品。不过，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先锋人物，牟其中已然名声大噪，寻求合作的人络绎不绝，都向中德商店跑。以前控告牟其中“骗取国家贷款”的银行行长，也反过来上门求他贷款。于是，牟其中顺利贷到了1000万元，用于扩大“中德商店”的业务。准备大干一场的牟其中，接连创办了中德贸易公司、中德工艺竹编厂和中德霓虹灯厂等六家工厂，一切看起来顺风顺水。1985年底，全国经济过热，宏观经济存在失控风险。为了缩紧银根，国家不得不实行信贷“一刀切”。这一刀下来，牟其中可以支配的流动资金，从700多万元一下子降到了0。此时那六家工厂，已然成为了巨大的包袱，欠了160多万元债务的中德公司，瞬间又陷入到新的深渊。祸不单行，就在债务危机愈演愈烈之时，一位来自河南的“业务员”不费吹灰之力，从牟其中手里又骗走300万元。最终在北京又拿到一笔新的贷款，靠着在廊坊的海蜇皮的收购、加工和出口，和之后的电冰箱的进出口，这才逃过一劫。就这样，起起伏伏的牟其中，在起落之间玩着极速心跳。
1985年初，54岁的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接下了苏联这个烂摊子。戈尔巴乔夫最头疼的问题，是停滞的经济。苏联的轻工业产量始终很低，部分产品的人均占有量甚至只有美国的20%，民生维艰。上任之后的戈尔巴乔夫，大刀阔斧，决定放开私有制，解除官方对外贸的控制。1989年5月，当戈尔巴乔夫从中国返回之后，北方边境迅速恢复了流通，双边贸易初具规模。1988年，牟其中为了更顺利地开展进出口业务，将南德集团正式迁到北京，在永安路租用总后勤部的旧楼作为办公处。然而，正像中国这年的宏观情势一样，牟其中的日子也极其艰难。市场疲软，销售不畅，大量轻工和机电产品积压在仓库，南德需要新的销路和市场。而在一次出差过程中，牟其中偶然听到苏联轻工产品短缺，但重工业产品，比如飞机大炮都积压严重。灵光一动的他迅速有了想法，在前往中苏边境考察后，发现果不其然。当时的中国民航业，对飞机的需求已经非常巨大，牟其中得知四川航空准备引进大型客机，但国内又没有大飞机生产的能力。相反，苏联的民用飞机倒是十分富余，可就是缺生活用品。如此一来，就有了倒买倒卖的空间。机会是有了，但牟其中一没有航空经营权，二没有外贸权，三也没有买飞机所需的数亿资金。就在牟其中与南德集团苦恼的时候，1991年的圣诞节，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一手遮天的叶利钦开始在俄罗斯搞起“休克疗法”，一时间俄罗斯寡头遍地，军火满天飞，大量国有资产流失。通过操作，牟其中以南德公司的名义，与苏方签订了一份以轻工产品换飞机的“备忘录”。回到国内后，他先与四川航空公司联系，以川航的名义申报飞机进口批文，顺利解决第一个难题。紧接着，他找到北京国际易货公司，与其签订合同，由他们作为进出口代理商，第二个也拿下。最难办的，还是几个亿的资金，牟其中便打起了“时间差”的主意。按照约定，苏方飞机与中方的火车皮运来的轻工产品，同时发货，但飞机总是比火车快。1991年11月20日，当苏方的第一架图154飞机抵达四川成都时，牟其中将这架飞机立即抵押给银行，拿到贷款后，牟其中又迅速将资金打入几家轻工产品生产单位，由他们筹备向俄方发货。牟其中的这单生意，总额高达2.36亿瑞士法郎，折合人民币约五个亿，成为这一时期中俄贸易史上最大的一桩单宗易货贸易。
1991年底，中方价值三个多亿的牛肉、罐头、方便面、卫生巾等轻工产品，装了800多节火车皮，源源不断运往俄罗斯。而其中的牛肉，很多就是由开“杂货铺”的王石生产的。经过几次倒买倒卖，俄罗斯的4架图154飞机，就这样通过牟其中卖给了四川航空公司，成为川航业务扩大的重要契机。而牟其中也迎来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高光时刻——“罐头换飞机”，成为当时盛行的“倒爷经济”中最出名的极端案例。1995年2月。美国的《福布斯》杂志将牟其中列入1994年全球富豪龙虎榜，位居中国大陆富豪第四位。而中国的《财富》杂志则估计，牟其中财富超过20亿元，据此把牟其中定为“中国第一民间企业家”和“大陆超级富豪之首”。
虽然倒卖飞机很顺利，但危机意识很强的牟其中还是决定向实业转型。1993年6月，牟其中回到重庆，宣布南德要与重庆大学合作，改造重庆山城火锅，目标是5年内做到年销售收入10亿元人民币。重庆大学为此专门调集科研人员建立了“火锅系统工程研究所”，可由于牟其中的资金不给力，“麻辣烫火锅”最终宣告失败。此时，有位“中国十大杰出青年”陈天生，立志要“把科技转化成生产力”，准备在北京门头沟搞高科技产业城。牟其中听闻之后非常感兴趣，当即为他偿还了430万的债务，并接过了其创业的全班人马。但很快，牟其中就发现陈天生是个大忽悠，加上注册公司的资本，470多万就这样打了水漂，牟其中追悔莫及。尽管实业搞得不成功，但牟其中很会包装自己与企业，他的每个计划都通过媒体之口传遍大江南北，这给南德集团带来了无尽的广告效益。牟其中到陕北黄土高原搞扶贫，宣称要投资50亿元。当地方政府打电话来问他资金在何处，他回答道：“你把钱打到我帐上，发展经济，搞活企业的事我来办。” 在中俄边界的满洲里，牟其中宣称要将满洲里变成“北方香港”，投资100亿。可实际上，他前前后后只投资了1个亿，在圈了一大块土地后，再无下文。更牛的是，牟其中宣称要将青藏高原上的六大江河凿渠成河，形成八百公里人工水系，使西北地区的广袤荒漠，变成通天绿洲，最后贯通华北，直抵北京。他计划，在喜马拉雅山炸开一个缺口，让印度洋的季风吹入中国大陆，使青藏高原变成又一个江南。当然，牟其中这些只是说说，他真正想做的，是向金融和房地产业进军。而就在牟其中宣扬要炸喜马拉雅山的时候，与牟其中合作的王石，已经先行一步。
1988年11月，王石第一次参加土地拍卖，开始涉足房地产业。不到三年时间，万科A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通过增资扩股，总股本增加至7796万股，大举向房地产开发、进出口贸易和影视文化版块布局。1993年，万科在上海推出城市花园项目，大受欢迎，也在全国地产界站稳了脚跟。不过，也就在这一年，国家推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整顿金融秩序，房地产遭遇小寒潮。看到风险的牟其中，察觉到中央对房地产行业高歌猛进的控制，决定收手。此时的他，瞄上了卫星。而这，给他带来了第三次牢狱之灾。
1994年，南德集团开始与俄罗斯国际卫星组织联合研制和经营卫星业务。倒腾卫星急需大量资金，但南德作为非国有企业，从国内金融机构贷款融资几乎无可能。于是，牟其中通过关系结识到澳大利亚X.G.I集团的代表，后者表示可以通过进出口业务帮助南德“吸取境外资金”，方式是开立“远期信用证”。所谓“远期信用证”，其实隐藏着巨大的套资诈骗风险。简单来说，就是把企业的风险转移到国有银行。赚了钱皆大欢喜，赔了钱老百姓背锅。急于“卫星上天”的牟其中，一拍脑门就与该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1995年8月份，中国银行湖北分行开出第一张信用证，南德的资金逐渐丰裕。三个月之后，投入2200多万美元的南德终于发射出第一颗卫星。牟其中将卫星租借给俄罗斯的一家公司，年租金为1200万美元。南德集团本以为这笔租金可以抵消X.G.I集团变相借给南德的所有外汇，可没想到，租金是分步收取，而外汇还款期限则越来越近。此时，牟其中又想到了“抵押”的旧招，将持有的卫星股权低价转让给俄罗斯国际卫星组织，连同半年的租金，最后只收回资金1450万美元。钱没还上，但信用证的担保风险，已经转嫁给了国内银行。1996年8月，公安机关发现湖北中行信用证项下垫付的资金，与南德集团存在瓜葛，开始调查牟其中。察觉到苗头的牟其中开始上下活动、四处筹钱，但距离填满这个窟窿还有相当差距。1999年1月，牟其中被逮捕，被判决犯信用证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就在牟其中服刑的时候，王石正将万科经营得风生水起，已经成为房地产公司的第一梯队。而曾经给牟其中带来机会的戈尔巴乔夫，也从退休政治家，转型成广告演员，尝到了商品经济的甜头。2006年，王石与在狱中服刑的牟其中会面，他们说了什么，没人知道。十年之后的9月27日，牟其中乘车离开服刑16年的监狱。当时已经75岁的他，算起来，人生中有23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当年是对是错，似乎已不重要，毕竟倒闭的南德还是为他留下了几个亿。但牟其中还和当年一般爱搞理论，在狱中写下百万读书笔记的他，还在思考着当年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显然，留下一片钢筋水泥森林的王石，也没办法给他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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