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离职，我可能就是下一个倒下的拼多多女孩

“看到拼多多女孩的新闻我很慌，因为加班，去年一整年经常从凌晨3点睡到早上10点。恢复正常上下班时间后，我还是习惯性3点到5点才睡，9点半起床。其实有时候也没有在加班，刷一刷手机不知不觉就到3点了。”

这是互联网大厂员工小布生活的日常，也是不少打工人的常态。

工作永远忙不完，但生命只有一次。在大厂工作的小布们开始担心，下一个倒下的人就是自己。

互联网大厂是一个围城，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逃离。最终，有人选择洒脱离开，有人选择原地忍耐。悲观主义者小布选择了后者。

但聊着聊着，电话那头的小布突然情绪爆发：“这个所谓的采访一点收益都没有。说多了没准我就下岗了，还耽误我自己的时间！”

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我们将太多的耐心给了工作，工作之外我们渐渐成为精致利己主义者，比如，把最坏的情绪留给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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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PxHere

口述者：多多买菜前员工小青（化名） 90年

我曾在加班文化盛行的阿里用户体验运营岗干了3年，但跳槽到拼多多后，我只熬了5个月便熬不住了，离职前我就在“润肺”所在的多多买菜经历了全年无休。

2019年5月左右，拼多多开始广撒网，从阿里巴巴、腾讯、网易等互联网大厂挖人。跟我一起共事的经理被挖去了拼多多，我也没经住高薪利诱，从杭州来到了上海。

在拼多多，10个人干的活，等同于阿里100甚至200人的量。经期紊乱，是不少拼多多女员工的常态。

第一次见识到拼多多的加班文化是boss委婉地告诉我：“准时下班是个错误。”

刚上班不久，一天晚上8点，我忙完手头的活准备收拾回家，被boss逮了个正着。他对我说：“如果没有其他工作，可以再看看明天的工作计划。”

拼多多HR挖我的时候说，周日加班并不强制。公司打卡机设置的下班时间是晚上8点，但是85%以上的员工都会在10点后下班，一部分人会集中在晚上11点到12点再走，因为晚上10点以后下班可以报销打车费。

《奇葩说》最新一季第一集里，当一位程序员辩手提到“我们公司厕所只有两个坑位”时，弹幕都在问：“是拼多多吗？”事实确实如此，在厕所划水是不存在的。

公司会潜移默化地向你传导一种观念，你不愿意做还有一大批等着这个位置，毕竟付出和收入是成正比的。身家过亿的副总裁也会陪你一起加班，他干活的时候也不会让普通员工顶在前面。

我是一个蛮喜欢旅行的人，自从到了拼多多之后我发现除了上班的时间之外，几乎没有自己的生活。即便周六休息，也不会出门，大多时间都用来在家睡觉了。在阿里，至少可以准时下班，至少有双休，至少有生活。

拼多多工作了几个月，我觉得长此以往自己的身体会出事。

就在这时，公司正研发买菜的业务，内部传言这个业务上线后，外地的同事就可以回自己老家，拿着互联网大厂的薪资，在老家工作。大家都幻想着这一天，但谁知道，买菜业务一来，大家的工作节奏变成了全年无休。

几乎没有人能通过层层审批成功请假，那位从阿里跳到拼多多的直系上司，当时家里长辈去世，他都没能回去。

虽然主管人很不错，每周会请我们吃两顿大餐，不管是不是为了留人，确实抵消了很多负面情绪，但是加班制度让我失去了生活的自由。

权衡之下，我最终选择了离开，工作时长不到半年。我回到老家，找了一份当地国企的工作。工作比较清闲，生活状态也比以前好了很多。

口述者：字节跳动前员工 广告运营  95后

当时在字节跳动工作了两个月左右，做广告运营。之所以选择字节跳动是因为郑州这边给的薪资比较可观，而且公司提供的办公环境办公用品都比较好，氛围也不错，工作沟通比较高效，还有六险一金，各部门的配合都比较好。

一句话，除了加班，其他都好。

在字节听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加班代表你的工作态度”。很多次小组开会的时候都会说，“别的小组都没有走，你们是走最早的，这让领导看到怎么想？”

在字节，加班比较常态，晚上9点下班已经算早，最晚的一次是到家将近12点。那天晚上一直在开会。我们小组走了之后，其他老同事半夜一点还在整理数据。

中午是难得的逃离工作时刻，同事们聚在一起吃饭大多在谈论要不要跳槽的话题。

离职前，例假很不正常，虽然本身免疫力差，但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甚至连父母都支持我离职，在郑州，能到大厂工作是个体面的事。

我换了一家公司，因为现在老板对加班的态度是：“加班代表能力不够，效率不高。”这比较符合我自己的想法，8小时能做完的活，为什么拖到1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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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Pixabay

口述者：某互联网大厂游戏运维小布（化名） 95后

之前在鹅厂（腾讯）的最底层岗位工作过一段时间，感觉没有太多的发展前景，工资也比较低，我就跳槽来到现在的公司。现在这个岗位更能贴近玩家，似乎能学到更多。

但现实是，玩家白天玩游戏，我就只能等到晚上再干活。

游戏上线前一天，我们整夜都不睡觉。对公司来讲，游戏越早上线，就多一天的流水。为了早点上线，公司会将游戏开发到上线的时间压缩得很紧。所以通常在这些时间点，我都会加班到凌晨3点。这样的频率每个月有1-2次。

每逢公司新游戏上线、新玩法上线或者出一个新赛季，我们都会熬夜进行维护。有时，游戏策划也会临时要求我们在凌晨3点的时候维护，在指定时间完成指定的任务。

这意味着，我们运维需要7×24小时待命，如果游戏在运行中出现什么Bug，我们需要在15分钟内进行响应，所以每天工作的弦都会绷得比较紧。

在公司当了2年打工人，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除了要同时沟通多个项目外，我们下班后还要进行2小时的晚自习，集体看一些运维或者程序开发大会的演讲，看完还要写观后感，每月出一篇关于技术的文章进行内部分享。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为了满足别人的KPI浪费自己的时间。

我们领导年龄也就28、29岁左右，大一点的30岁出头，所以根本不要想晋升的事，前面排队的人那么多，凭什么轮到我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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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Pixabay

口述者：腾讯销售文瑜（化名） 94年

顶级互联网公司面试官筛选应聘者的条件极度直白。清北复交和其他院校，每个TOP2学校的应届生对互联网大厂也有非常明确排序，阿里、腾讯、华为第一梯队，快手、字节跳动第二梯队；剩下的公司，即便叫得出名字也不在考虑范围内。

去年7月从北大研究生毕业的我，在诸多互联网岗位里挑中了腾讯某业务的销售，没有工资上限是最诱人的因素，特别是对于在互联网行业“不吃香”的文科生来说。互联网大厂的面试过程就像惊险的闯关游戏，凡是大厂成功上岸的经验分享都能收获高点击量。五轮面试、1∶20的录取比例、每一道关都能刷下一批人，笔试时出现在我周围的面试者已经不见踪影。

收到腾讯产品销售岗位的offer后，等待我的是半年以上的培训期。在我看来，除了顶级互联网公司，没有其他公司愿意投入巨大的成本充盈一张白纸。

就像重新经历高考前的魔鬼洗礼，长达一学期的培训几乎褪去了我身上的书卷气，用职场人的逻辑思维去应付业务难题，最重要的是能够输出腾讯企业文化。

“每周脑中都萦绕着同一个问题：是不是来错岗位了？”这种从未有过的自我怀疑会在指标逼近的日期爆发。不过，互联网公司终究是以结果和数据为导向建立评价体系，付出和回报几乎能达成正比。能够顺利签订一笔大订单，让能力转化为岗位价值，就意味着能拿到更丰富的头部资源和一笔不菲的项目奖金。对于顺利入行的员工来说，这似乎是良性循环的开端。

在互联网大厂里，生活和工作很难腾出中间地带，二者的分界线日益模糊。现在的我，把毕业后的3~5年视为职业生涯的黄金时代，甚至做好了牺牲掉全部娱乐活动的准备。背着沉重的业绩压力，我们恨不得住进客户的办公室，24小时全方位掌握客户的核心需求。

最夸张的一次，我一个月内没有完整的周末，连吃饭的时间都在同客户察言观色。能容纳上千名销售专员的写字楼，70%的工位多数情况下是空的，这是员工有无客户资源的最好说明。

结束完高密度的项目加班后，往往需要一个情绪的排泄口，游泳池里四季恒温的水总能让我“活”过来。即便有大多数不在工位的时间，我依然无法给自己安排节奏合理的健身课程，什么时候感觉体能供给不足时，我会以14天为周期定时锻炼身体，逼迫自己回归状态，灵活的机能调整期是弹性工作的唯一好处。

不过，老家的朋友总是会吐槽我忽胖忽瘦的体型。

12月8日发布的《人才吸引力报告2020》显示，在工作幸福感与满意度排行榜上，互联网行业排名倒数第三。

“没有物质的积累很难在超一线城市谈生活。”这是我对现在工作的想法。我不愿回到老家继续当一名“小镇青年”，但同样让我纠结的是，我不确定若干年后走到部门核心位置，自己是否甘心为生活停下来。用5年时间去争取大城市的入场券，这笔交易并不亏本，而且我有可能是整座城市里最接近入口的少数人。

感受到整个互联网大厂的内卷化程度在日益加深，产品运营岗位已经是人均985，而游戏部门的多数岗位必须是国外名校毕业。电子科技大学研三的学生向腾讯投了5次实习简历全部碰壁，但他仍想趁着最后一年丰满简历跳进大厂。

这么一比，我还是幸运的一个。

口述者：某大厂商务文彬（化名） 95年

我在大厂工作经验超过1000天，只要顺利度过了第一年，第二年的人员体系就会变得异常稳定。

上班、通勤、睡觉，互联网人的一天被切割得非常单一，只有尽可能地压缩通勤时间才能让自己的时间多一些。

经过计算我得出结论，15分钟的通勤时间是最优解，这能保证我每天7小时的睡眠。在我加入互联网行业的2018年，美团、字节跳动等后起之秀也开始盛行996文化，成为“墙外人”一边痛骂一边羡慕的象牙塔。

我是全班唯一一个进入互联网公司的毕业生，身边的同学都称我是“全班人的希望”。即使工资高于北京平均水平，我也常常被生活的无力感包围：能不能在北京留下来？回老家还能从事什么工作？

在互联网公司待久了，我竟然开始觉得996已经算是最好的状态，尤其是在购物节前的半个月，每天的工作条都被拉满。当电商平台的促销行为越来越成为普遍现象，高密度的加班由刚入职时一年两次演变为一年5次，几乎每个季度都要经历一段疯狂的加班。

从购物节的零点开始一直到确定当晚所有活动稳定进行，我才能换来一上午的休息时间。有一次我前一天晚上11点在外地和客户谈项目，坐晚班机赶回北京，第二天继续到岗上班，睡觉时间大多都悬在出差旅途上，甚至在飞机落地后被随行同事摇醒。

每当闪过离职的念头，我就会问一圈同样北漂的同龄人，他们的工资只有自己的一半，而且遇到大项目加班到深夜一两点也是家常便饭。每每此时，我都会给自己一个更长的期限。

我的工作状态其实是整个北京打工人的缩影罢了，“似乎整个北京没有比互联网大厂更合适的选择了。”

作者／IT时报记者  李丹琦  徐晓倩

编辑／挨踢妹

排版／黄建

图片／东方IC、Pixabay

来源／《IT时报》公众号vit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