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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有书郭去疾?· 主播?| 阿成

有书君说
章太炎,清末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国学大师,当时受到很多人推崇。
但是,章太炎和民国时期其他大师不太一样,他的性格存在一些“问题”。
极端的性格,致使他做了很多错事,但是,他也是一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
从维新到革命,从对共产党持有敌意,到最后支持学生运动,他这一生,一直在不停地修正自己的观点。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个不一样的章太炎。
25岁的章太炎也许像我们当代年轻人一样,充满了困扰,比如结婚这件事,他因为少时患有癫痫,“相亲”一直未能成功。但他并没有垂头丧气,相反,他把自己的时间,全部用到了学习上。在杭州西子湖畔的一个叫做“诂经精舍”的书院里,章太炎前后呆了七年,在这七年枯燥的学习生涯里,他专心研究儒家经典。一审名实;二重佐证;三戒妄牵;四守凡例;五断感情;六汰花辞。他用这六条规矩严格约束自己,用心做学问,在书院学习的这几年里,他先后写成了《膏兰室札记》《春秋左传读》等书,在汉学领域初露锋芒。他的才华,支撑着他成为一个颇有见地但同时又存有野心的人。他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发挥才能,为没落的中华民族做出贡献。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清朝溃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开始变法图存,史称“维新运动”。
恰巧有一次,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路过书院,把自己的作品《新学伪经考》送给章太炎老师俞樾阅读。俞樾把书的内容讲给章太炎听,章太炎听后非常仰慕康有为,觉得康有为给他暗淡的生活带去了光明。于是便“出山”去上海,加入维新变法的时代浪潮之中。但是,他在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相处过程中发现,维新派身上存在一个大毛病——他们虽然在推行改革,却是使用“托古改制”的方法,也就是说,他们是在借助孔子的思想推行改革。如果是别人,只要能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管何种手段,都可以接受。但章太炎身上有着一股高傲劲儿,他本身就是研究儒学的,眼睛里揉不得沙子。所以,他觉得康梁假借孔子言论来推行改革的做法太牵强附会,太没有水准,于是他写了这样一句话:这时候的他,内心是十分瞧不起当时如日中天的康有为。康有为时常把自己比作孔子,他的弟子们也以孔子的学生自居,在学术上大肆排除异己,得势不饶人。愤怒的章太炎当众批评康有为,康有为的弟子和章太炎大打出手,颇有侠客风范的章太炎立马予以还击,混乱当中,他甚至打了梁启超一个巴掌。章太炎极端的性格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为他后来对孙中山和共产党之间的态度埋下了伏笔。在和维新派闹别扭之后,心灰意冷的章太炎明白到,靠这样一群人改革国家是没有希望的。此时年轻的章太炎或许还没有想好,但是冥冥之中,让他遇见了一个人。有一次,章太炎看到清政府通缉孙中山的新闻,便问梁启超:“孙逸仙何人?”紧接着,戊戌变法失败了,六君子惨遭杀害,康梁等人四散奔走。此时章太炎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把希望寄托在这样的变法、这样的政府身上,是毫无希望的。这时他的心中已经有了一项伟大的计划——他要暴力推翻满清统治,彻底结束这个腐朽的王朝。在日本期间,章太炎惊讶地发现,日本成年男子在许多场合,都会自信满满地穿着宽大的和服。既然和清政府决裂,那么在文化上也要和满清政府撇清关系。满人入关以来,禁止汉人穿汉服,所以,在他看来,重新穿汉服,就是和满清撇清关系的最直接方式。在和友人们讨论过之后,他让日本人给自己缝制了一件汉服。他见到日本和服上面都会有一个家徽,于是他也在汉服上缝上了一个徽章,徽章上醒目地写着一个“汉”字。他认为,中国人要想富强,首先就得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首先就要对自己的民族文化自信。“斯衣制于日本,昔始与同人提倡大义,召日本缝人为之。
日本衣皆有圆规标章,遂标‘汉’字,今十年矣。”
在日本期间,章太炎和避难到日本的梁启超改善了关系。当梁启超得知章太炎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已经开始认可革命时,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把章太炎引荐给孙中山。后来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件中,章太炎记录了第一次见到孙中山时的场景和感受:“尝一见之,聆其议论,谓不瓜分不足以恢复,斯言即流血之意,可谓卓识。”
根据史料记载,民国开国的典章制度、土地税赋和典章、建都等问题,他俩都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讨论。如果当时两人能携手共进,那也许孙中山以后的革命道路会更加顺利。然而,章太炎的不妥协,在这时候又体现得淋漓尽致。他身上的侠客精神,又让他开始极端行事。在和孙中山相处的过程中,章太炎也逐渐意识到自己和孙中山并非同路人。孙中山主张建都南京,而他主张建都北京;孙中山要北伐,建立统一的国家,而他却主张各省自治;孙中山主张国共合作,而他却反对国共合作,对共产党怀有敌意。尽管他们都热爱着这个国家,但他们对中国未来发展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孙中山是个能妥协的人——他能和袁世凯妥协,也能联合共产党。但章太炎不行,他总是固执地认为自己才是对的。孙中山是实践家,注重现实,而章太炎身上更多的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晚年的他尽管以“民国遗老”自居,但实际上他和国民党之间已形同陌路,而且对共产党也不是很友好,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彻底改变了章太炎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看法,他发表了大量批评国民党的言论。国民党政府华北办事处的主任曾托人给他带了一个具有威胁性质的口信:“安心讲学,勿议实事。”“看看你们干的好事吧,我们老一辈往日所创造的功业,现在堕落成现在这个样子了,你让我怎么能默不作声置之不理呢!”
1935年,日本发动华北事变,国民党继续奉行不抵抗政策。12月9日,北京数千名学生在共产党的组织下举行了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问今之主张何如,何论其平素。”
后来上海的学生要北上声源北京学生,经过苏州,章太炎也亲切地接见了他们。晚年的他逐渐意识到,腐朽的国民党已经无法带领这个国家奔向光明。在民族存亡之际他发现,只有共产党在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抗日拯救中国。此时,章太炎终于认清了现实,完成了人生中最后一次“蜕变”。年轻时,他是意气风发的维新派人物;中年时,他是踌躇满志的革命党;晚年,看破一切的他终于认清了国家发展的希望所在。从小到大,他接受的都是儒家思想的教育,甚至在后来,他也成为了国学大师,在经学上做出了极大的造诣。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对人生的思考,他也并没有像其他腐儒那样满脑袋所谓的“忠君”思想。他主张立足于中国、立足于革命,借助西方思想,发扬中华传统,然后再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民族文化。从我们当代人的视角来看,章太炎的思想,具有很大的前瞻性。章太炎的一生,是不妥协的一生,但他又一直像个学习中的孩子一样,积极地修正自己的观点,不停地驱动自己前进。然而,上天并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让其继续思考中国未来如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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