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31日20:30，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罗振宇“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如约而至。罗胖曾发下大愿望：跨年演讲要连办二十年。今年是第六场，也是倒数第十五场。今年的演讲主题是——“长大以后”。以下是跨年演讲精华版全文：
有一件事，在我心里憋了半年，跟谁都没说。因为我一定要把它带到2020年12月31号的这个晚上，在这里，讲给武汉人听。你看，这里有一堆糖果，但这不是一堆普通的糖果。过去的很多年里，这堆糖果曾经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很多著名展览馆里。它是一个艺术作品。创造这个作品的人，叫冈萨雷斯。糖果的重量不多不少，正好是79.4公斤。这是他的爱人生前的体重。在人生最黯淡的时刻，艺术家冈萨雷斯，选择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纪念他的爱人。糖果的周围，没有护栏。来参观的人，可以随意拿走一些做纪念，吃了也行，带走也行。但是，每一天的展览结束，冈萨雷斯都会给这堆糖果重新称重，然后补齐被拿走的部分。就这样日复一日，从不间断。这堆糖果的重量，始终是79.4公斤。
生命是那么甜蜜，就像糖果。但生命终会流逝，就像糖果总会被人拿走。但最重要的是不管发生什么，爱他的人，总会让他一次次重生。
这个故事像极了过去一年间武汉人所经历的那些美好、流逝和重生，也见证了爱的力量。在这里，向你们，向1500万武汉人致敬。经过了这一年，我有一个最大的感慨，三个字：不容易。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能聚在这儿有多么的不容易。可是你们并不知道一个秘密：在此之前，我们为跨年演讲准备了一个后手，一个B计划。在整个2020年的上半年，我的朋友们都在替我操心，如果到年底，大型场馆活动仍然不能开放，你的跨年演讲还办不办？怎么办？是不是一个人拿一手机直播就算了？我从一开始就告诉他们：办，肯定得办，而且肯定还是在体育馆里办。哪怕我一个人面对空无一人的体育馆讲完全场，也要办。因为今年我们太需要一点确定性了。我们同事说，为了避免我一个人站在场里太孤独、太悲壮，可以在现场每个座位上摆一棵金橘树。连这些树的名字都起好了，去年我们不是说了一个词，叫“躬身入局”吗？这些金橘树，就叫“躬身入局橘”。还好，今天还是有些人能来到这里，不是金橘树。欢迎你们。
2020年，有多少个时刻，我们不得不去设想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做各种各样的思想准备。我们终于感受到了什么叫压力测试，什么叫留后手，什么叫底线思维。华为想不到，有人会把事情做得那么绝，买一颗芯片都那么难。留学海外的孩子想不到，回一趟家居然那么难。家长想不到，今年的整整一个学期，孩子去学校上个学居然会那么难。中国的电影院想不到，开个门会那么难。他们更想不到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居然还成为了全球第一大票房市场。日本人想不到，这个夏天会那么难。2020年东京奥运会居然要推迟到2021年，而且可能还叫2020东京奥运会。这是奥运史上的第一次，多么魔幻的一次。美国人巴菲特想不到，炒个股会那么难，活了89年，遇上了美股10天4次熔断。过去这一年，这张见证历史的清单，我们还可以列很长。世界从此不一样了。今年，我们无数次凝视深渊，也无数次被深渊凝视。
我下面这段话，不带任何情绪，但是今天开场，必须把它摆到桌面上。这是2020年中国人感受到的一重很重要的事实——这40多年来，他们说全球化好，那我们就改革开放，一步步拥抱全球化。然后，他们说要脱钩。他们说要产业升级，我们以世界工厂的姿态承接了那些转出的产能。然后，他们说我们抢了他们的工作。他们说中国人不创新，老跟在他们后面学，我们努力了很久，真创新了。然后，他们说我们有威胁，不卖芯片给我们。这就好比，他们三缺一，叫我去陪他们打麻将，我认认真真打，也就刚和了两把，他们说他们三个人就要改玩斗地主，又不让我上桌了。
中国现在有多大？我们以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生产了全世界53%的钢铁，57%的水泥，71%的彩电，76%的光伏板，78%的空调，86%的微波炉，88%的手机，90%的电脑。这么大的体量，确实很难让别人再用40年前的眼光来看我们。整整30年前，1990年，父母送我来武汉上大学。就在距离我们演讲现场5公里外的华中科技大学，当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就住在学校的招待所。
我爸告诉我：“明天你就要正式报到了，你就是大学生了。打明儿起，社会不再把你看成是孩子了。今天，你说错了一句话，我们可以出面，说一句孩子还小，不懂事。明天，你成了大学生了，你说错了话，那你就是说错了，你要自己想办法去负责。”当时我同时有两种感觉，一种是说不清什么理由的豪迈；另一种是很明显的恐慌。我还是那个我，但是别人对我的期待，对我的态度，一夜之间就完全不同了——原因只是因为长大。过去我们常说，规模是一切问题的解药。很多问题把规模做大，自然就解决了。
长大了，很多问题都是新的，我们要独自面对。2020年弥漫着一种情绪，就是觉得世界变了，此前的经验没用了。就像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利亚斯·卡内蒂说的：“旧的答案分崩离析，新的答案还没有着落。”2020年很多人都熟悉这样的感受，就好像脚下一路走过来的跳板猛然被抽走，面前却是波涛万顷的汹涌大海。
我倒是觉得，答案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即使有了这样的2020年，不确定性在增加，但世界的确定性也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上海有一个投资人叫王益和。我辗转听到了他的故事。他筹到了一笔钱，想搞扶贫。方式很简单，不是直接给农民钱，而是买了20万棵金丝楠木的树苗，免费送给四川深山里的农民，让他们种在房前屋后、山上路边。金丝楠木是极其珍贵的木材，但是长得特别慢，需要几十年后才能成材。所以，过去只有人砍，没有人种，所以野生的金丝楠木现在非常罕见。王益和把树苗免费送给村民，就一个条件，种下去后，短期内不许卖。村民在房前屋后种上这么100棵，几十年后，怎么也值几十万。这就是村民的绿色银行了。更有意思的是，这几十年的时间，你该干嘛干嘛，不用为这些树操心。听到这个故事，我的第一反应是震惊的。这个世界上居然就有这种事，只要你肯等，而且不需要你多做什么，那个长期确定性的收益居然就有。好了，我知道刚才讲的金丝楠木已经在你的心里种下了一个问题：咱得琢磨琢磨，是什么类型的事具有这样的特点？不用操心，时间越久，价值越大。
想来想去，还真有一个地方也是这样。学校给我带来的最大的收益——而且时间越长就看得越清楚的那部分收益——是同学。就像我自己，1990年到1994年，在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新闻系上学。当时一看周围，一群灰头土脸的同学，十几岁的毛孩子，“谁的青春不迷茫”。但是，毕业之后，将近30年，大家分头奋斗。突然有一天就发现，我的同学们都成长为了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大家互相帮忙、守望相助的能力都在提高。我的同学，他们的成就是他们的奋斗所得，但是我居然就能分享到他们成功带来的光芒，而且这件事还是确定的。当然我的奋斗对他们来说，也是一样的。
这个效应就用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熟悉的那个词来命名吧，就叫“时间的朋友效应”。
什么是“时间的朋友”？说白了，就是在时光里，我也在长，你也在长，咱们从一开始结下的那一点点缘分也在长。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需要做两件事：第一，大家分头努力，各自向好。这说的不就是同学的关系吗？第二，我们彼此认同、守望相助。认同一个东西，就是我们都是同一个共同体中的一份子，这说的不就是母校吗？只要做到这两点，“时间的朋友效应“就会出现。
“时间的朋友效应”随处都在，它是如此地普遍，以至于我们常常忽略了它的存在，我们经常低估了我们身边的人，低估了这个时代人才的密度。
著名的索尔维会议合影，摄于1927年。这张照片里面有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普朗克、玻尔、薛定谔、海森堡、狄拉克、洛伦兹等等。真有这样的时刻啊，这么多顶级的大脑，居然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他们可以在一起开会，一起研究，一起争论，一起通信，好幸福啊。其实，开会的时候，他们并不会意识到自己身处在一个人类历史上怎样的群体当中。
你身边其实充满了确定性，只不过，现在，你还不知道它的样子。
还记得三十年前，我在武汉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从学校骑自行车去磨山植物园。那是一次雨后，我一个人站在竹林里面，第一次听到万物生长，也就是竹子拔节的声音。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生命生长，是有声音的。噼噼啪啪，喧闹得很，我知道，那是长大的声音。我这一年，心里一直在搞一场辩论赛。辩论的主题是：中国经济未来会好吗？我的观点是，中国未来经济还会持续增长。我的反方--一个假想的怀疑主义者，说这事儿未必，有点看不清。我坚信中国未来会好，原因很简单，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悲观主义是个骗子，它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却不让我们参与改变。
我心里那个反方，那个怀疑主义者，开始陈述他的理由：说中国规模大、人口多，可现在中国不也在讨论老龄化问题，不也在说人口红利没有了吗？你怎么知道未来中国还是全球供应链的中心呢？你怎么知道中国未来会不会被印度代替呢？
我也很紧张，就请教了战略专家徐弃郁。徐弃郁老师给我看了一份智库报告。这是美国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020年10月份做给美国人看的报告。这家智库成立于1981年，在国际贸易和投资问题上是公认的最权威的美国智库之一。
这份报告指出了一个事实，2008-2018年这10年间，中国制造业份额总体烈火烹油一般地在增长，但确实是有一部分低端制造业在向海外转移。那印度接住了这部分转移的产能吗？没有。实际上，同期印度制造业增长的份额连1%都不到。
有一家很大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前几年，派了一个得力干将前往印度建厂。在他们工厂里，有个印度本地的小伙子干得挺好。咱们中国厂长赶紧提拔了他。结果出事了，底下人不仅不服管，还经常打骂领导。为什么？原因咱们中国人可能想不到--种姓制度。这个印度小伙子是低种姓，而他的手下有高种姓，根本指挥不动。见客户时，这个小伙子甚至不能进五星级酒店，不能和客户同桌吃饭，那这工作还怎么开展？公司只好派他去分管一个边缘部门，但有些印度员工还是意见很大。最终这个小伙子只能黯然离开。你看，能不能成为全球供应链中心，不是简单的规模大小、人口多少的问题，还有人的组织方式问题。印度的社会组织方式还没来得及现代化。徐弃郁老师说，印度要放弃那些传统真的非常难，它缺乏把自己“嵌入”全球供应链的战略决心，它要在全球供应链中取代中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经济学家何帆老师，今年在他写作《变量3》的过程中，我去请教了他。他说，今年他的观察重点，确实也集中在中国社会内部的组织方式。何帆老师说一个国家，其实就跟一座桥一样。桥修得越大，跑的车、过的人就越多。但问题是，桥越大，桥的内部结构就越重要，桥内部的结构化、组织化水平就决定了它的承载能力。否则，桥的自重都会把它压垮。更别提跑什么车，过什么人了。
那中国内部结构到底怎样？中国人是以什么方式组织起来的？我们来看个例子。武汉封城那天，这家工厂也停产了。但是因为电子设备是疫情期间的战略必需品，所以早在2月底，这家工厂就开始筹备复工复产了。其中最关键的环节就是招工。最多的时候，一天招工的人数超过了一千人。到了3月31号，这家工厂万人到岗，开动马力生产。
回头看这家工厂的故事，有几点事实令我感到非常惊讶：第一，电子工厂招的工人，要能认识英文字母，必须得能看懂机器上的英文指示；也必须认识物料的编号，才能避免上错料；还要有一定的数学能力，因为交接班必须要做数据盘点。武汉封城期间，居然能招到这么多高素质的工人。厂长齐岳告诉我，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招到如此多符合条件的工人，这是中国制造业多年的本钱、多年的积淀啊。在全中国，曾经干过电子产品组装的成熟工大概有上千万人，仅在湖北一省就有几十万。这在其他国家根本不可想象。联想在海外的工厂都只有千人规模，因为海外的劳动力状况支撑不起武汉这样万人规模的大厂。
第二，在疫情期间啊，招来这么多人，得给工人做核酸检测。在当时的武汉，这么大规模的核酸检测是没问题的。但联想在海外的工厂就千难万难了：找核酸试剂难，找护士难，还得自己协调车和场地，现场遇到问题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发现了发热的员工更不知道怎么处理……齐岳厂长跟我感慨，在国外，会感觉一个企业是悬浮于社会的，遇到事只能以个体的方式去解决，缺乏社会支持，寸步难行。第三，在武汉，社区防疫措施也非常完善。所以社区和工厂构成了一个没有缺环的防疫链条。而联想在印度、墨西哥和巴西的工厂，这一套就行不通。员工在工厂里戴着口罩，一出工厂门就把口罩摘了，工厂内部的防疫措施做得再好也白搭。那现在这家工厂怎么样了呢？我能告诉你的是，这家一万多人的工厂，开足马力生产至今，零感染；4月就实现100%满产；6月还上了新的生产线。不止这一家工厂，全武汉都这样。一季度GDP掉了40%，二季度解封单季打平，三季度强势转正，前三季度，武汉的GDP在全国的大城市里，排进了全国前10。
中国社会的任何一个节点都处在其他节点的层层包裹当中。是一种超强的社会组织能力。
下面，我们就稍微花点时间，一层一层来看这个网络的样子。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基层的小网络。中国城市的每个小区都被编织进了一个叫居委会的网络里。我给你介绍一位居委会干部，这是武汉市洪山区东湖风景区街道东湖新城社区的陶久娣。疫情期间，她手里只有12个人，所在的社区却有12765个居民。疫情期间，每天早上一睁眼，这些人吃饭、就医、因为憋在家里搞出来的心理问题等等，都是陶久娣需要面对的问题。但陶久娣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她有自己的网络。12个人忙不过来，社区物业管理公司的39人，就可以调过来。有72名志愿者也加入了她的网络。再不够呢？还有下沉干部。疫情期间，来了42人，都是政府、国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居委会之外还有更大的社会网络，基层政府、派出所、周边商业设施等等。 中国像这样的居委会有多少个？我查到的最近的数，有109620个。还有和居委会同等功能的村委会，有533073个。这些居委会和村委会是中国社会最小的组织。疫情期间，全中国每个居委会、村委会都是这样运作的。
一个居委会，在疫情期间，能承担起这么大责任，不是因为它有多大的权力，而是因为它是一个在中国社会基层随时能看得到的节点。资源能汇聚到它那儿，也能分配得出去。今年，我的朋友，《读库》的创始人六哥张立宪，把库房搬到了江苏省南通市。他经常跟我说，当地政府给他们的服务太好了。但是请注意，这个“好”，并不是给钱、给地、给资源，而是利用当地的网络，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可以没有边界，但是给资源，那是有边界的。2020年6月6号，读库新仓库在南通开业大吉。六哥特别喜欢6这个数字，凡事都得赶个6。有人开玩笑说，南通开发区的服务这么好，不就是个牌儿吗？能不能帮个忙，发个话，把读库的2号库改成6号啊？
没想到，一直跑前跑后的南通开发区社会事业局的唐进华局长一下子就严肃了：“我怎么服务都行，但这个园区的产权不是开发区政府，是人家企业的。我得查一下合同，应该是没有权力干涉人家的标牌管理，可不能胡来。”六哥当着所有的客人，立即竖大拇指。你看，服务归服务，边界归边界。这是一个多么具体的例子，这就是当代中国地方政府的样子。
过去我们总以为，政府是掌握着大量的资源，他们拥有权力，在做资源分配。但其实，从这几个例子来看，地方政府更像是网络中的枢纽节点，他们不是在聚积资源分配的权力，而是在培养网络连接的能力。
投资家李录给了我一个启发，那就是要重新认识中国的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李录说，中国的地方政府提供的其实是 “总部式服务”。
“总部式服务”什么意思？你就想，你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想创办一家企业，中国的地方政府就像一个企业的总部那样，为你提供土地、修桥造路、六通一平，组织劳动力，优化税收制度，甚至购买你公司生产出的第一批产品。而你需要做的呢？就是把你擅长的活儿干好，把业务做大，给当地多解决就业，多贡献税收。在中国做企业，没有一家是从零开始的，咱们都是在享受这个网络基础设施。回到我们开头提的问题，中国的优势到底在哪里？过去我们提到中国的优势，只是一个空泛的概念：比如说规模大。站在中国外部看中国，很容易把中国理解成一个庞大的科层制管理体系，就像一张巨大的树状图。科长被处长管着，处长被局长管着，局长被部长管着。但生活在中国，我们知道真实的情况不是这样的。中国是一张被组织起来的网络。这张网络规模庞大、层次丰富、密密匝匝，既有强度，又有弹性。这是我们这代中国人信心和底气的由来。
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张对外开放的网络。我们是全球网络的枢纽。每年接入到咱们这个枢纽的，是10亿吨铁矿石、5亿吨原油、3亿吨煤。而中国2019年向世界输出价值14500亿美元的机电产品、7300亿美元的高新技术产品、1200亿美元的服装、540亿美元的家具、530多亿美元的钢材。
长大以后，中国拥有的不仅仅是庞大的规模，而且是一个超大规模的网络。我们中国人是这么想的：我干的事，我走的路，我要和很多人在一起，我要和伙伴在一起，我要和邻居在一起，我要和世界在一起。中国人跟全球所有人一样，希望经济发展，希望安居乐业。如果你觉得网络这个词还有点过于新潮的话，我们其实还有一句老话，2500年来，我们一直都相信这个四个字：吾道不孤。
2020年，我有一个感受，其实越来越多的人看好国家的未来，但与此同时也有很多人对个人的未来感到担心。原因有很多了，2020年个人遇到了很具体的挫折，技术变迁对自己生活方式的威胁等等。假设你是一个送外卖的小哥。表面看，你骑着自己心爱的小摩托，穿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你有一个很有古典美感的称呼，叫“骑手”。曾经有这么一个外卖平台的招聘广告，说：“假如你不自由，就来送外卖。骑车在春天的风中，很暖和。”但实际上，外卖小哥都知道，你能接到什么单，到哪取餐，取什么餐，送到哪，怎么走，都是系统告诉你。胆敢超时一分钟，会面对什么处罚，系统会告诉你。而且，处罚不只是你一个人来承当，而是整个团队来承受。你会在何种程度上拖累别人，系统也会告诉你。假如你轻松完成任务，系统会知道，给你的时间，给多了。系统就会自动优化，以后再派单的时候把这个时间扣出来。2016年，中国外卖小哥三公里送餐平均时限1小时。到2017年，这个时间变成了45分钟。2018年，38分钟。这就是系统和你的真实关系。其实这样困在数字化系统里的，何止外卖小哥？还记得年初疫情的时候，那些在家办公的日子吗？在家线上办公，意味着更自由了吗？不，意味着早上起来，你还没洗漱利落的时候，一个接一个的消息就开始轰炸了，一直到晚上都不会消停。其实老板们也不堪其扰，一份文件流转到你手里了，没及时批复，被你耽误了，你的下属都看得见。每个人，包括老板，所有人不仅困在家里，还被困在系统里。
让我们再重新打量“数字化”这三个字，过去，数字化代表的是更清晰、更透明、更高效。但是，现在，它已经多了另外一种味道，代表着紧张、压迫、身不由己。那么，哪副面孔才是数字化的真实面孔？金融学者香帅就回答了这个问题。第一，数字化趋势不可逆，而且被疫情大大提前了，至少加速了6年时间。有的人就是会被困在数字化系统里，甚至会被系统替代掉。而有的人，则会因为数字化系统而变得更强大。
数字化对你来说是蜜糖还是毒药，只取决于你是对人负责，还是对事负责。
这话听着特别抽象，甚至很难分辨清楚。但是今年，我听到了一个绝佳的故事。你听完之后，马上就能深深地理解这句话。北京十一联盟总校的校长李希贵校长，在他上任后，问了图书管理员一个问题：假设有学生因为太爱看书，把书直接给拿走了，你会怎么办？图书管理员说，这不是违反校纪吗？性质很恶劣，一定得严肃处理。校长说，你觉得这是在对你的工作负责，但是，你却因为负责，站到了一个爱看书的孩子的对立面。你不觉得这有点荒谬吗？接下来，他提了一个灵魂拷问：身为一名图书管理员，你到底是对书负责？还是对人负责？
你要是对书负责，那当然，书得要干干净净的，不许在上面乱涂乱画，乱折页，最好别碰，干脆别看，按照规定、按时归还。但在你捍卫书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站到了读书人的对立面。更严重的是，这样的一个图书管理员，你做这些事需要的职业技能，在你上岗以后，最多一个星期，就能完全掌握，然后一辈子就用这一点技能混日子。你不困在系统里，谁困在系统里呢？
好，我们再看十一学校后来是怎么做的。大量的书送到班级，这绝对不只是给书换了位置。你再去琢磨那个图书管理员，这时他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服务的不再是书，而是每一个教室里老师和学生。不同的班，上着不同的课；不同的老师，推荐着不同的书。为了能配合好每个老师，这个图书管理员需要不断地跟所有老师交流，动态调整这些书。
这个人的职业生涯的天花板从此被掀开了。几年打磨之后，用图书管理员这个概念，再也无法描述他。在学校里，他不只是管书的，他可以成为专业的阅读指导老师。如果他愿意，他甚至可以凭这门日渐精进的本事，去创个业。比如开个书店，甚至是创办一个出版机构。我们每一个感觉多多少少被困在系统里的人，都应该拿这句话来问自己。薄世宁医生告诉了我一个信息，2020年，一款颅内肿瘤诊断软件已经在北京天坛医院上岗。它看片子的能力有多强？准确率超过90%，完胜大多数人类医生。在这样的医疗数字化趋势下，一个医生，如果只会看片子，只会对病负责，而不会对病人负责，那数字化对他当然就是一种威胁啊，是迫在眉睫的威胁啊。
同样是在医院，护士原本好像没有医生那么厉害。但是，今年我有个同事告诉我，他因为出国回来，被隔离了一段时间。在这期间，他和外面一切的交流，是隔着玻璃的。那天来了个护士，拍了拍窗户，举起一张A4纸，上面写着：“你今天有没有不舒服？”我的同事摇了摇头。于是护士又把那张纸反过来，纸上什么也没写，只是画了一张笑脸。她在表明：我关心你，我希望你开心些。一听这个故事，你就知道这位护士不会被淘汰，不会被困在数字化系统里。做护士，她会是个好护士；不做护士，不论是做幼教、做销售，开个店，她都会挺出色的一个人。
换个角度，从系统的角度来看这件事。系统的嘴脸，真的那么狰狞吗？
其实20多年前，类似的故事早就发生过。阳光下没有新鲜事。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23前年输给了超级计算机深蓝。但是，那又如何？他说，机器的胜利一如既往是人类的胜利。就在第二年，他又杀回来了，而且还发起了一种新的比赛形式，就是把机器变成人的辅助，一个棋手带着机器，对战其他的棋手和机器。就像以前，是人和人赛跑，后来汽车跑得比人快，那又怎样？人会沮丧吗? 会说我怎么跑不赢汽车吗？不会呀，一定是发明了一种人加汽车的比赛，叫赛车。
你看，遇到这类问题，我们人类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叫背靠系统，面对人。系统只是我背后的支撑，面前这个活生生的人，才是目标。
关于系统，我的朋友，数据科学家吴明辉，给我开了一个脑洞，他说：未来数字化能达到什么程度呢？
比如，你看这张图。不严谨地说，这叫把你在单位的人缘可视化。严谨地说，这叫社会网络数字化。也就是说，你在你公司用的系统里正常工作，你肯定会和不同的同事交流、互动。只要这些行为发生在系统里，通过图表呈现出来。比如一个人，虽然职位不高，他跑动积极，成了一个网络超级节点，显示出他很有领导力。老板心里知道，这得提拔啊。另一个人，对内交流只占40%，对外交流占60%，他对外交流的比重，比他同部门的同事要高好多。那老板心里就有数了，这个人对公司很重要，因为他对外承担了公司的脸面。在未来的数字化系统里，一个人的价值，你的友好度、协作度和建设性，是能够随时随地被所有人看见的。不是有心理学家说过吗，一个人终其一生的追求，是被看见。好的系统，让人真的被看见。长大以后，我们必须学会和系统协同进化。再看一眼康德这句话吧，这是在大分化时代，值得我们反复琢磨的一句话：人是目的，不是手段。
2020年，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知道答案。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年产17亿台手机，3.4亿台个人电脑。我们可是占了全球半导体需求的一半以上。但是我们能生产的芯片，不过是全球份额的5%。所以人家当然就有能力说，这个不卖给你，那个不卖给你，卡我们的脖子。也不单是芯片的事，高精度的数控机床，很多新材料，都有可能被卡脖子，那生产怎么继续？出口怎么维持？世界工厂的地位，将来还在不在？这个事对我们来说到底严重不严重？我们自己能做出高端芯片吗？我四处打听得来的答案，还是有点让我意外的。虽然好多人觉得特别担忧，但是在行内人看来，答案没有什么争议，就两条：第一，挺难的；第二，肯定行。清华大学的李铁夫老师告诉我的。他说，芯片问题不是个科学问题，而是个工程学问题。
什么意思？所谓科学问题，就是一个问题提出来，哪条路能通？不知道。甚至，这个问题，从根儿上有没有解？也不知道。比如说，中国就有个实验室，在地下2400米，寻找宇宙里的暗物质。这样的科学研究，什么时候出成果？能不能有结果？有了成果有没有用啊？不知道。这叫科学问题。而所谓的工程学问题，就是这个问题肯定是可以解决的，技术路线也是清晰的，只是暂时不知道怎么做到而已。比如说，你知道有一个地方叫香格里拉，你知道它确实就在那儿，你也知道有人就去过，只不过你现在既没钱，也没地图，你不知道怎么去，这就是个工程学问题。高端芯片就是这样的工程学问题。堆够了时间和资源，理论上，完全可以解决。毕竟我不懂芯片，未来的事情，别人说得再斩钉截铁，我也只好将信将疑。作为文科生，我们想问题倒是有另外一个套路，就是往回看，看看历史上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而类似的事又是什么结果。就像马克·吐温说过的：“历史不会重复，但总在押韵。”
那我就问了，在历史上，有没有过这样的例子？一个强权，要用自己的政治意志，通过封锁，把一个重要的全球合作伙伴，驱赶出全球化体系，干所谓的“脱钩”？你还别说，我就找着这么一位：拿破仑。200年前的一位霸主。很多人都知道，拿破仑的悲惨的结局。1812年，他率领大军远征俄国。结果，他的60多万大军，长途跋涉近千公里，葬送在俄罗斯冰天雪地的荒原里。这是拿破仑败亡的开始。
但拿破仑为什么要打俄罗斯？要知道，就在5年前，法国和俄国之间是签了和平条约的。那为什么还会翻脸？还会有1812年的这场远征呢？我听到过历史学界的一个说法：当时拿破仑打遍欧洲无敌手，几乎已经靠武力搞定了整个欧洲大陆。放眼四望，只剩下一个对手，那就是英国。拿破仑是看不起英国人的。他有一句名言说：“英国无非就是一个小店主的国家。”意思是，英国人除了会做买卖，会搞点全球贸易，啥也不是。隔着英吉利海峡，拿破仑想出来的最狠毒的招数，就是大陆封锁，和英国脱钩。
拿破仑先占一个道德制高点，指责英国“不承认全体文明国家所普遍遵守的国际法规则”。拿破仑的干法，可比今天某些国家还要狠。任何一艘来自英国及其殖民地的船，都不允许进入欧洲大陆的任何港口。凡是来自英国的工业品，只要上了欧洲的岸，当即没收，当场烧掉。你看，拿破仑的目标很明显，要把英国赶出当时整个文明世界的贸易体系，要把英国活活地饿死。但是结果怎么样呢？英国还没有崩溃，拿破仑在欧洲大陆的盟友，倒是先背叛了。沙皇虽然跟拿破仑签了盟约，表面上是盟友，但俄罗斯当年穷，就靠向英国出口木材、粮食、皮毛，换回必需的工业品。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需求。断了和英国的贸易往来，俄国的贵族们都快破产了。既然明面上不能干，就只好背地里偷着干。结果俄国成了拿破仑大陆封锁政策的一个巨大的窟窿。大量的英国货物涌入俄国，再从俄国的西部边境经过波兰、奥地利、普鲁士，输入整个欧洲大陆。
拿破仑忍意识到，如果要把大陆封锁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征服俄罗斯，而不是仅仅跟沙皇签一纸表面上的协定。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就都知道了。你看，这个局面有意思吧，越是咬牙切齿要脱钩的人，越是以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固若铁桶的人，其实内部全是窟窿。无所不在的市场经济规律，还是要尊重一下的。更有意思的后果是，在拿破仑推行大陆封锁政策的那些年里，英国的出口非但没有受损，反而一度还增加了。我看到的材料说，1805年，大陆封锁政策颁布的前夕，英国出口商品的价值约5100万英镑。到了1810年，拿破仑封锁正欢的时候，这个数字增长到了约6300万英镑。其实，正是因为世界市场被拿破仑这样不正常地切断，英国制造业的优势反而进一步被放大了。这是我们文科生知道的历史。也是距离今天最近的一次，在全球市场上，有人试图通过自己的政治意志，利用自己的大国地位，把某一个国家从世界的合作体系里排除出去，所发生的事情。 你听出来了，我意有所指。今天被“卡脖子”的中国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对应到刚才那个故事，恰恰是当年英国那个角色。很多人对今天的中国可能还有一个误解，以为中国身在亚洲大陆，所以还是那个满脑子黄土地思维的大陆国家。错了，今天的中国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今天的全球化系统中，不是英国，也不是美国，是中国在高举全球自由贸易的大旗，在扮演无所不在的蓝色海洋角色。所以，结论很明显，只要中国保持对外开放，只要中国人没有脱钩的意愿，谁也不可能把我们驱赶出去。我们还要反过来对那些高喊脱钩的人说一句：拿破仑，了解一下？
话说回来，拿破仑也好，美国人也罢，他们犯不犯这样的错误，那是他们的事。而科技创新，自己不受制于别人，这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实实在在的任务。现在，我们做得到底怎么样？除了芯片，我们还有哪些短板？能不能补上？这些问题，我今年是逢人就请教。科技创新，我们做得到底怎么样？除了芯片，我们还有哪些短板？能不能补上？你别说，还真有几个视角，挺有意思，这些视角跟我原来想的不太一样。正在发生的中国科技创新，也了解一下？你还记得9月15日，消息传来，美国针对华为的“芯片禁令”生效，那时我们的感受吗？我们作为普通吃瓜群众，我们着急，我们愤怒，我们束手无策。确实，过去这100多年，绝大部分时候，中国人搞科技就是跟在别人的后面学，就是把别人的成果引进，所以，自然是一小部分精英做的事情。但是今天，中国是长大以后的中国，成年之后的科技体系有多种多样的点亮方式。
为了了解科技创新，我委托了几组同事分头去采访了一些重头项目。比如大家可能都听说了，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世界最先进的核电技术，今年11月刚刚并网发电。但是我们同事采访回来告诉我，你可别搞错了，华龙一号可不是一个设备，它是一组技术。研发这么一套东西，需要5300多家公司的合作。那些技术难点并不是什么神秘的天外飞仙，而是需要无数的人花时间，动脑筋，一点一点地去解决。给你举个例子，汽轮机低压转子重量285吨，安装的精度只有2丝，相当于一根头发的三分之一。神秘吗？不神秘。难吗？当然很难啊，极难。一次安装涉及近300道工序，上千项作业条目，近5万项数据，才装得上去啊。
中国创新的真实场景，就是这样，在一间间的工厂，一条条的生产线上，由中国的2亿工人，每年毕业的将近300万理工科大学生，在解决一个个具体的挑战的过程中，自下而上地实现的。意识到这一点，我对中国创新的担心确实就少了一点。为啥？因为它不是一小拨中国人，看着几座孤零零的、拿不下来的科技碉堡束手无策。而是一个个具体的挑战，被拆解成庞大的工作量，然后靠资金、资源、人才、时间、耐心、决心，一口一口地吃下来。日拱一卒，功不唐捐。这不正是我们中国人擅长的事吗？
过去我们有个大印象，中国科技在整体水平上可能还行，但是尖端领域欠债太多。你看芯片就是典型吧，14纳米我们可以量产，但是7纳米、5纳米、3纳米，我们现在就做不到啊。这个印象不能说是错的。请注意，我们的存量欠债确实很多，但是追赶速度特别快。很多人都知道一个常识，中国被卡脖子的那些技术，往往都是因为材料的问题。比如，制造芯片的高纯度硅材料，还有光刻胶材料，等等。我请教了孙亚非老师，他说：现在材料学领域的顶尖论文中，要想找到一篇没有华人作者的文章，很难。业界有一个估计，中国科学家在材料学前沿领域的贡献在一半左右。他列出了未来具有超强影响力的20种新材料。那这里面有多少种材料的前沿研究有中国科学家的参与呢？13种。这才是真相。下回我们要是看到哪个科技领域我们是落后的，我们不仅要看到差距，还要看到正在追赶的速度。意识到这一点，我的担心又缓解了一点。
她说，2020年，很多事情还没有定论，但是有一件事情是铁板钉钉的，那就是关于自主创新的战略决心。这是这一年我们拿到的最珍贵的果实。
你还记得前些年吗？在很多领域，要不要搞自主创新，这事是有争议的。有人说，自己做，不如买，买的便宜。也有人说，自己做，太难，机会过去了，不太可能。还有人说，加入全球化，跟他们互相依赖，不就行了吗？但是到了2020年，这些争议消失了。自主创新成了共识。请注意，共识这个东西一点也不虚。共识的背后，意味着一张张的订单，一笔笔的投资，一个个的政策，放在做好准备的人的面前。这是一张在今年流传甚广的卡脖子清单，你翻过来一看，这是什么清单？这不就是我们这代人的任务清单吗？今年我在向红杉资本的沈南鹏请教的时候，我还有点忧虑，没想到他特别兴奋地跟我说，今后几年的市场机会都特别好。我还以为他讲的是投资项目。他说不仅是投资，是这一代理工科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机会特别好。你想，放在前几年，他们毕业，最好的选择无非就是去那些大厂。而今年呢，你就看这张表嘛，无数个新的机会窗口打开了。那些卡脖子的点，都需要国产替代。那就意味着一个个发展神速的创业公司一定会诞生。所以，这一代大学生还犹豫什么呀？根据自己的专业所学，加入呀！
越了解中国创新的现状，我们就越知道，中国创新的水位是在不断抬升的，我们就越没有那么恐慌。你就想，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科技虽然有短板，但是并没有缺环。几乎所有的被卡脖子的领域，中国都有国产替代企业，不信你去看看创业板的上市公司名单。再加上庞大的科研经费投入。再加上全民自下而上的创新热情。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过去，力量可能还比较分散。而2020年，突然有人告诉它，打这儿，打这儿，把靶心都给画好了。你说会发生什么？这是一张在今年流传甚广的卡脖子清单，你翻过来一看，这是什么清单？这不就是我们这代人的任务清单吗？这就是长大以后的中国创新的样子：长大以后，我们能够把卡脖子清单，转化为机会清单。
法国作家加缪的一句话，也许可以把我们此刻这种复杂的感受呈现出来，他说，“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所有的数字化平台，今年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那真是我们熟悉的那句歌词：你问我将要去何方？他们都指着数字化的方向。
今年，无数人跟我说，罗胖，还是你们好，得到APP的业务在线上，不受影响啊。我只能尴尬而不失礼貌地笑一笑，外表十分淡定，内心慌得一塌糊涂。你们无法理解一个“年近半百的过气网红“的感受啊。线上世界的残酷，只有我们线上世界的人懂。我们动不动就说，所有行业都值得用新平台重做一遍。但是重做一遍的方式呢？好像也没什么新鲜，就是在新平台上开个号，然后攒粉丝，然后等待遥遥无期的变现。然后等待下一个新平台再开个号，再攒粉丝。可怜我老汉一把年纪，真的追不动了。线上的问题，其实我们也都懂。来得快，去得也快，价值成长很快，但是沉淀和固化很难。更重要的是，一代平台，除了头部玩家，大多数人都在吃瓜。好吧，新时代那么多平台来来去去，老汉我跑不动了。望着远去的马拉松队伍，我找了个花坛坐下来，突然听到了这么一句话，来自英国摇滚巨星大卫·鲍伊：“音乐这东西将变得像自来水或电一样方便可用……你们得做好要办很多巡演的准备。”
对呀，音乐这个产业，这么多年，被数字化按在地上摩擦。就在过去几十年，他们为版权，打了多少次官司，那些明星骂了多少次街。最后呢？就是鲍伊说的呀，线上的音乐真的像自来水和电一样，既方便，又便宜。那什么在为音乐人挣钱呢？换句话说，什么是真正为音乐产业创造价值的环节呢？反而变成了线下。过去40年间，演唱会的平均票价上涨了400%以上。今天的那些全球摇滚巨星80%以上的收入来自于演唱会。这事儿对我启发挺大的。所以今年我们做了一点反方向的尝试，我们往线下跑，搞了一个《启发俱乐部》。就在北京SKP商场门口的得到学习中心。每周三晚上8点，我在这儿讲一场，线下卖票，线上直播。这个现场很小，不到100个观众，这规模是怎么也扩大不了的。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这么干呢？刚开始，我只有一个朴素的直觉，我在这儿一直讲，讲十年，也不止是周三我一个人讲，我的目标是每天晚上都有老师在这讲，把它给填满。那十几、二十年后，它应该就是一个不错的景观。你想，北京SKP，什么所在？今年可成了全世界销售收入最大的商场。我们这帮人要在这个全人类消费文化制高点的门口，偏偏搞出这么一个课堂。一直在这儿讲，咱就成了个学习钉子户，我想想也挺兴奋的。我就喜欢看你，明明想要买包包，却不得不和我一起终身学习的样子。
问题又来了，虽然我们刚才说，二十年后它有可能成为一个景观，但为什么？除了我们自己的努力之外，是哪些因素，有可能把它造就为一个景观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直到有一天，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当天，我听说有一对观众是一起来的，那是一对父子，而且那天是孩子的生日。孩子是个初中生的样子。我很开心，就问那个爸爸，您是我们得到APP的重度用户吧？结果爸爸回答，其实不是。APP刚装上。然后我就问那孩子，那你是我们的重度用户吧？那个爸爸说，我就是想让孩子看看，一个人好好读书，而且能把读书当成自己的工作，是个什么样子。那个孩子说，我爸爸特别希望我来，而且我生日这天，我也想和我爸一起聊聊。当天，我迎来了两位消费者。1760块钱的GDP，真实地被创造出来了。但他们消费的，并不是我，甚至都不是我当天讲的内容。我提供的只是一个工具。他们用这个工具来定义、巩固和强化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孩子生日这一天。
当天这个场景让我看到了一些真相。SKP门口的得到学习中心，和里面的《启发俱乐部》，提供的是一个意义的容器，一个意义的存钱罐。我往里面存了一点意义，被南来北往的人看到了，他们也跟着往里存自己的意义。意义越聚越多，这个存钱罐就越显眼，就能汇集更多人的意义。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大。我只是这个存钱罐儿的发起者，并不是拥有者。
这个价值扩展的过程，是坚定的、可持续的，甚至，它是可以超越一代人的生命限制的。法国巴黎的花神咖啡馆。文艺青年都知道，这是萨特、波伏娃、加缪那一代人讨论问题、写稿子的地方。今天很多到巴黎旅游的人，都要去看一看，喝杯咖啡，虽然萨特和波伏娃早就不在了，但是每一位新到访的游客，都会在这个存钱罐里多存一笔意义，让这个存钱罐越长越大啊。
身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太理解这种效应了。岳麓书院、西湖、泰山，都是这么被造就的线下场景。就拿武汉的黄鹤楼来说，三国时期，这个意义存钱罐就已经立在这儿，当然刚开始往里存东西的人很少了。直到唐代，大诗人崔颢，往里面存了一句千古名句：“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然后李白来了，看了这一首，写得好啊，服了，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他虽然没写诗，但同样往这个意义容器里存了一笔。李白出去转一圈，又不服了，接着回来又存了更大一笔：“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这一互动，这个头一开，可就不得了了。这一千多年，来过黄鹤楼的人，写诗或者吟诗，这都是在往里面一笔一笔地存储意义啊。意识到“意义存钱罐”这个效应，可以打消我们心里的很多傲慢。在数字时代，价值创造，不仅是一个人想出一个好主意，然后在数字世界里，拼命地传播、扩展、增长、破圈的过程。它更需要一个大家都看得见的意义容器。在真实世界里，制造一个机会，让走过路过的人能把自己的意义放进来，包括那些喜欢你的、无视你的，甚至是讨厌你的人，那个最初的价值才会被固化下来。如果没有这个意义容器，价值就会随风飘散。炒作没有价值，就是这个原因。
一个画家，画了一幅新的作品，邀请那个最有钱、最识货的收藏家，来看看喜欢不喜欢。如果喜欢，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是不是这事儿就成了？一幅好的作品，必须交给画廊，画廊必须去办画展，画展必须开放给成千上万买不起这幅画的围观群众，来参观，来打卡。在这个过程的最后宣布，某某藏家收藏了这幅画。这个过程当中，那些看似没必要的环节，比如那些买不起的围观者，贡献了什么价值？更进一步地问，那个藏家花一大笔钱，他买下来的究竟是什么？你会发现，一幅画的价值链条里，赞叹的人、批评的人、哀叹自己买不起的人、拍下来发个朋友圈打卡炫耀的人、写篇文章赚稿费的人，所有这些参与了但是没有最后买的人，都通过画展这个"意义存钱罐"，对这幅画的价值做了贡献。而最后那个藏家，是把这一切价值打包买走，可不只是买走了那幅画本身啊。一套价值的创造过程，包含了非常复杂的社会参与，不只是线上，更有线下的社会参与。2020年，挺难的，很多做线下生意的人有点灰心。我就是想给大家打打气。你看，我也参与到线下来，线下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价值创造环节之一。不过，话说回来，咱们别停留在这个结论上。毕竟咱们处在一个数字化时代，咱们不能对线上的价值视而不见。到底是做线上还是做线下？有些人就会陷入到做线上还是做线下的纠结中去。不是有句话说，小孩子才做选择，长大以后，我们说，我们都要。这几年，小红书APP带火了两个词，一个叫种草，一个叫拔草。种草，是在数字世界里对某个东西、某个场景产生向往，。不管它是一个餐厅、一个咖啡馆，还是一家书店。而拔草呢，是回到现实生活的真实场景里去亲自体验，去吃饭、去打卡、去买书，然后把自己的体验在数字世界继续记录、标记。这个过程，不就是从线下到线上，又返回线下的过程吗？正所谓：拔草复种草，春风吹又生。在第九站台和第十站台之间，有一个9 ¾站台。它是连接魔法世界和真实世界的通道。在那边，是巫师的世界；在这边，是麻瓜的世界。在现在这个时代，你要想做成一件事，就需要找到一个9 ¾站台，让你能在数字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反复穿梭。
有人会说，数字世界那么好，你和任何事物之间的距离都是一键可达，任何资源的存在都是无始无终，天长地久，为什么一定要穿梭到现实世界呢？为什么不仅得有线上的灵魂，还得有线下的肉身呢？数字世界有千般好处，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太丰富了，以至于这种富足感，让选择的动力丧失了，意义就被稀释了。而回到线下，你不得不面对各种各样的边界，选择就回来了。凡是选择，必有理由。每一次给出理由，都是在为自己创造意义。同时，也是把你自己的意义放进了那个更大的意义存钱罐中去。
举个例子，如果你是一个歌星，现在这个时代，你的歌在数字世界里随处可见，如果只有这个，你红的时间可能很短。但如果你有能力到各个城市开演唱会，你的歌迷就开始面对选择：要不要去？买什么价位的票？跟谁一起去？在这个选择的过程中，歌迷就给这场演唱会、这个歌星，赋予了他自己的意义。更好的例子其实是奥运会。刚开始，它只是法国教育家顾拜旦头脑中的一个观念。但每隔四年，它都要下凡，就是来到现实世界真的闹腾一回。它带来了一系列的边界，既有时间的：四年一回；又有空间的：这一届只在某个城市。好了，所有人都要选择了：运动员要选择，要不要在这一届冲刺金牌；观众要选择，要不要去看比赛和旅游；城市要选择，怎么借机建设自己的基础设施；主办国要选择，怎么推广自己的文化；各大品牌要选择，怎么做广告；最新科技要选择，怎么利用奥运会来展示自己，等等等等。你看，人人都在做选择。一百多年，每四年发生一次的线下聚集，让当初的一个念头，滚动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事实。回到我刚开始的那个疑问，在这个数字化狂飙突进的时代，我们又想上车，又怕被撕得粉碎，那怎么办呢？我们这一代人，可能不得不同时完成两件事。第一件事，学会利用那些已有的意义容器，收获自己的价值；第二件事，我们必须考虑，为这个世界创造一些新的、可以留传后世的意义容器。
简单地说，做任何事，我都要问自己，你的9 ¾站台在哪里？你的黄鹤楼又在哪里？
2020年，有一个很新的挑战，摆在我们所有做事的人面前。过去我们都假设，我们生活在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我们身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做手头的事，资源不够，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调用远方的资源，乃至是全球的资源来解决问题。但是今年呢？我们突然意识到：居然还有这样的处境，我们不得不在一个国家内，一个城市内，甚至是一个小区内，就地取材，解决问题。将来疫情过去了，2020年也是给我们出了一道挺有意思的思考题：我们能不能以资源有限为前提去实现目标？今年教育专家沈祖芸老师就在她的《全球教育报告》里讲了一个精彩的案例。我激动地跟着沈老师，干脆去了一趟。这是一所山村小学，坐落在北京怀柔区的深山里，叫九渡河小学，这是一所地地道道的山村小学。要知道，现在中国的山村小学，要说硬件，其实并不差。山村小学真正的问题其实是：没有好的师资力量。整个学校原本只有23个老师，都是当地的老师。可想而知，要把一个外地毕业的大学生，把一个名师派到山区去教书，留在那里，有多难。如果名师才是学校资源的话，那九渡河小学这样的难题就无解。2020年1月17号，来了个新校长，于海龙校长。他干了一件事，在周边的几个山村贴了很多告示，招辅导老师。
告示贴出来，一周时间，80多人报名。你可能会有点奇怪，村里能有什么辅导老师呢？有，是剪纸的、做豆腐的、做灯笼的、养蜜蜂的、养鱼的、养蚕的、榨油的、厨师等等。就是这样一些普通的村民，大家有的，也就无非就是平日里农家谋生的本事。你可能有点泄气，以为于校长能搞什么创新呢，搞了半天好像也就加了几门兴趣课。学会磨豆腐倒是没什么不好，但是作为一个家长，送孩子来学校，不是为了让他长大磨豆腐呀，孩子将来可是要凭本事考学的，学会磨豆腐，文化课咋办呢？这不解决问题呀！精彩的来了。于校长要求孩子，不仅要把做豆腐出来，还要卖出去，你看，做豆腐就变成了一个很现实的挑战。在这个挑战下，学校里原本的各种文化课程就能被融进来了。怎么把豆腐做出来？科学课的内容就进来了；怎么把各项成本核算清楚，各项收入记录明白，算术课的内容基本上就涵盖进来了；别忘了，这些豆腐还要卖掉，卖给其他学校的食堂和周边的餐馆。那么就要写文案，打动人，语文课就涵盖进来了。豆腐课的引入，只是引入了一个壳，一个挑战，而国家课程标准要求的那些知识点，被于校长装进了这个壳里。孩子能学到的东西，甚至比课程标准要求的还要多。比如说，国家课程标准要求孩子六年级要学百分数。但是磨豆腐需要计算黄豆和水的比例，所以孩子们提前就学会了。百分数对孩子们而言，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生活经验。国家课程标准规定，三四年级科学课要了解重量单位的换算关系，要学会使用仪器测量质量、体积和温度。这些内容，孩子们一边做豆腐，一边就全都掌握了。类似的课程还有很多：木工课、烘焙课、瓷器课、传统手工课、养殖课、蔬菜栽培课……这些课都提供了挑战，知识的来源，可以是课本，可以是网络，可以是身边的辅导老师，这些课提供的只是要解决的那些问题，问题可是学生们自己的。带着真问题，去满世界寻找解决方案，这是学习本来该有的样子。没想到吧？在这个山村小学，它真切地实现了。在九渡河小学一年级的教室里，我还吃惊地发现了另外一件事，这里居然不教汉语拼音。班上的老师，他告诉我："学汉语拼音，学写字，别着急。让孩子从口头作文开始，他要表达清楚一件事。他自然就要寻找把事情记录下来的工具。好了，他急着找工具了，那时候再教写字。写字有困难，再跟孩子说，有一个可以帮助你写字、认字的工具，叫汉语拼音，你要不要学啊？孩子自然就会愿意学汉语拼音。从挑战开始，再递给孩子解决工具，客观效果呢，就是至始至终，学习热情都不会被扑灭。"其实，这个故事给我最大的刺激不在这里。仅仅是学校在周边的村子里找到了资源吗？四周的村子也有收获。磨豆腐、做木工、种菜、养鸡，这些事对于村民来说，原来只是生计和收入。而现在，九渡河小学的一个邀请，让他们成了老师。你可以想象，他们的生命被这个新身份点燃了，这在乡土社会是何等的荣耀。我和他们中的一些人聊过，他们跟我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热爱这门手艺。你看，不仅是学校有了资源，周边的村子，周边的人，也因此被照亮，有了光彩。学校和村子之间的关系，也因此被改善了。有一句非洲谚语说：养大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子。学习成长这件事，和周边的环境、和社区是一体的。九渡河小学，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孩子在社区里长大，整个社区滋养孩子，而孩子给社区带来希望。这个良性的教育图景，我们在九渡河和它周边的土地上看到了。我在九渡河小学大门口，看到了墙上写的校训，其中有两句：“脚下有根，眼里有光。”为什么眼里有光？因为孩子是在解决具体的问题，眼里的光是因为他们真的在找答案。根在哪里？根就在附近的村子里，在附近的人那里。
所以教育专家沈祖芸说了这么一句话，教育资源其实无处不在。资源就在你身边。
假设你是青海一个光伏电站的厂长，因为当地风沙大，经常小石子吹起来，造成光伏板破损率比较高，你作为厂长，你怎么把这个指标控制好？那怎么防止风沙呢？解决方案是种草固沙。草一长出来，光伏电板容易磨损报废的问题就解决了大半。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因为光伏板得定期清洗，水流到了板子下面的草上，光伏板又遮蔽着阳光，给牧草创造了完美的生长环境，牧草疯长，甚至遮蔽了光伏电板。这下怎么办？人工除草？电厂很大啊，54平方公里，成本太高了。工作人员的办法是，既然是草，那就放羊入场吃吧！就这样，一个高科技的发电站，入场了2000多只羊。效果很好，除草的效率非常高，羊吃得也很开心，胖乎乎的。问题是：羊群总是专在一个地方吃，眼见土地又有被吃秃的趋势，于是工作人员规划出了放羊路线，请牧民来到光伏电厂放羊，羊吃不到的地方就请牧民们手动除草，工资另算。好了，原本这里只是一个高科技光伏发电，结果因为发生问题，解决问题，解决方案又带来新的问题，接着解决问题，顺便改善了荒漠化，又发展了当地的养殖事业，还给牧民扶了贫，一举四得。所以你看，还是前面说的，想要解决问题，别忘了，资源可能就在你身边。接下来这个故事来自我们得到大学成都校区5期的一个同学，他叫蔡平。几年前，他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一名边境警察。他所在的亚热派出所仅有13个人，却管着相当于六万七千多个足球场大小的面积。边防警察嘛，要执行公务，制止偷渡、走私、越过边境线的情况，那么地广人稀的地方，没有当地牧民的帮助是不可能的。
那怎么去团结牧民呢？且不说文化隔阂非常严重，双方就连语言都说不通。那怎么办呢？边防警察的办法竟然是：种树！他们一群边防警察，想尽办法，在青藏高原上，种活了两棵树。你可能会想，种两棵树有什么了不起的？但你想，那可是在5300米的青藏高原上，全是高山冻土，很多牧民祖祖辈辈都没有见过一棵树。
这树一种，就是四五年，四五年都失败了。树经常是夏天活着，冬天就死了。终于在第五年的夏天，他们发现，在众多试种的树苗里，有两棵种在扎东寺的高山柳树没有死！扎东寺是前往阿里神山朝拜的必经之路，老百姓现在只要一进庙里，就会看到这两颗树。
对于当地牧民来说，这就是一个奇迹啊。这些边防警察做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能在自己生命当中，实现奇迹的人，当然，就有了威信。树种活不久，就开始有牧民自愿加入边防警察的防护队伍，警民一同破获了很多起偷越边境和走私的案件。你会发现，正如投资家苏世民所说的那样：“处于困境中的人往往只关注自己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途径通常在于你如何解决别人的问题。”你解决了身边的人的问题，他们就成了你解决自己问题的资源。带着这个思路，这几年我们干了一件还挺让我们骄傲的事，这个项目就是得到大学。你想，如果你是一个干事儿的人，平时你都沉浸在解决自己的问题当中，如果你遇到了难题，你自己解决不了，怎么办？得到大学的打法就是不要向远处找答案，而是把这个城市里各行各业的实干家都找到，让这些实干家聚在一起，彼此贡献问题，彼此互为解决方案。得到大学不是一个小部分成功者的俱乐部，它是一个正在干事的人的共同体。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同学的多样性。你在自己的班级里，大概率会遇到这样的同学：公务员、教师、工程师、科学家、艺术家、演员、创业者、设计师、医生、律师……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他们的平均年龄35岁，都正是干事的时候。到今天为止，得到大学已经聚集了9300名校友。想加入这个解决问题的网络，成为这个实干家共同体的一员。得到大学，终身学习者的俱乐部欢迎你们。
我们这代人，往往习惯于把目光投向远方，做一个宏大的计划，然后用四面八方海量的资源去堆出一个奇迹。但是，2020年，一场疫情来了，逼着我们把注意力收回到我们的身边。这一年，我们花了更多的时间和家人相处，花了更多的心思尝试在一个小区里解决问题。我们发现，原来体育馆可以变成方舱，原来汽车厂可以生产口罩，原来解决问题的资源就在身边。大人的责任，就是不论资源多么有限，摆在面前的问题总得去解决。那句话大家都知道，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何帆老师在今年的《变量3》那本书里，有一个特别有趣的提醒，当你真的准备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应该把自己想象为“变形金刚”。没错，当挑战清晰地出现的时候，你会惊喜地发现你自己就是变形金刚，资源就在你的附近，甚至就在你的身上，资源的变形可能无限多。资源的创新空间无穷大。我们这代人有一个特别奇妙的体验：一个趋势，当它刚冒头的时候，特别不起眼。但是，当它真的长大以后，很多人又后悔没有上车。还记得十年前劝你买房的人吗？如果你当初爱答不理，那你现在可就是高攀不起。类似的事情，在我们这代人过去几十年的生命中，是不是反复在发生？那我们就来利用2020年这最后一点时间，来看看，我们身边现在有没有这种看起来很小，将来会变得很大的新变量。其中有一个很有意思。可能今年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一条新闻，中国向世界宣布要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简单说，就是到2060年的时候，中国这片国土上，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大下降，即使有排放，排出的部分，也会被植树造林之类的手段消化掉。
乍一看，这件事特别遥远。这条新闻在很多人眼前可能一飘也就过去了。毕竟，2060年，40年开外啊，谁知道40年之后怎么样。但是，为了准备跨年演讲，我还是专门找学者打探了一下，这个目标是咋算出来的？靠谱不靠谱？没成想，这一问，问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角度。专家说了，这不是算出来的，这是定出来的，这就是一个战略决心。先定目标，再拆任务，再看怎么干。
在中国，你说是算出来的靠谱？还是定出来的靠谱？至少，2020年发生的几件事都在告诉我们：在中国，先定目标，再拆任务，是一个更靠谱的途径。比如，今年12月17日凌晨，嫦娥五号成功带回了月球的土壤样本。咱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做的。总之，都是中国人，跟着高兴呗。但是，令人震惊的是，有人翻出了16年前的一张报纸。结果发现，整个探月计划，早在2004年就制定了，叫“绕、落、回”三步走。但是，假如你回到16年前，看到这个新闻，你怎么想？16年，好遥远啊。谁知道这16年里会发生什么？还有多少技术需要攻克？充满了不确定。而且整个计划也太简单了吧，就三个字，绕、落、回。感觉就像把大象装进冰箱里分三步，打开门，装进去，关上门。结果你猜怎么着？就在此后的16年里，整个计划被严丝合缝、半点不差地执行着。今年，完成了。现在，让我们再看一眼这三个字，绕、落、回。多么简单，又是多么坚定。2020年，中国打赢了扶贫攻坚战。这事我们都知道，挺伟大，也挺不容易的。但是，如果你从历史进程中去看这件事，也会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视角。要知道，定下2020扶贫攻坚战打完这个目标，是哪一年？不过是5年前，2015年啊。那一年，中国仍然有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832个贫困县。谁都知道，剩到最后的，一定是最难啃的骨头。但是5年过去了，我们居然就做到了。你看，中国人做事，往往就是这样。先定一个难度极高的目标，高到看起来几乎不可能实现。但是，一旦实现，就是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的红利。有了这个超大目标之后，再汇集一切的资源、人才、精力，用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把它实现。万维钢老师，对这种现象，做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概括。他说这叫“奇迹业”。
好，我们带着“奇迹业“的视角，回头再来看看碳中和这件事。你就会发现，它不是一个远在40年后的目标，它是我们这代人生命当中，一个实实在在的大变量。你信不信它会发生，这会极大地影响你在未来几十年的很多选择。想想你自己面对的那些命题——不管是职业选择、投资选择，还是你孩子面对的专业选择，你来感受一下，未来40年的变化，将在何种程度上，让你的选择发生偏转。如果2060年，中国实现碳中和。那么，核能的装机容量是现在的5倍，风电的装机容量是现在的12倍，而太阳能会是现在的70倍。一个巨大的产业发展空间打开了。你信，还是不信？如果2060年，中国实现碳中和。那意味着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燃油车，都将退出历史。那么大的汽车产业，将完全换一套产业链，换一套规则和玩法，重来一遍。你信，还是不信？如果2060年，中国实现碳中和。那意味着中国的森林一年生长量要达到10亿立方米，这比现在翻了一倍啊，森林覆盖率要稳定在26%以上，中国的生态环境会发生一次飞跃。你信，还是不信？如果2060年，中国实现碳中和。那意味着整个的中国中西部地区，会成为最主要的能源输出地之一。中西部地区的价值、在中国经济版图上的角色，会被重新定义。你信，还是不信？如果2060年，中国实现碳中和。那意味着中国会摆脱对外部能源进口的依赖。所谓的马六甲困境，也就是能源运输卡脖子的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中国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也会迎来一个新局面。你信，还是不信？如果2060年，中国实现碳中和。中国的能源产业，将从资源属性，切换到制造业属性。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制造业啊，那是中国人的基本功，到了咱们的主场啊。凭借制造业那个可以不断优化，持续迭代，效率越来越高，成本越来越低的特性，将释放一个多么巨大的经济增长空间。你信，还是不信？请注意，这是一副摊在桌上的明牌。我们这代人全部都在牌桌上。40年之后，我87岁，我其实挺有信心我还能看到这一天。而今年出生的孩子，那个时候正当40，风华正茂。他们这一生，注定会被这个新变量影响。比如，自动驾驶，你信不信它在不久的将来会变成实用技术？再比如，数字货币，你信不信它在不久的将来会完成普及？无论你的答案是什么，这些变量都对我们这代人的生活产生山呼海啸般的影响。你要是让我选择，我选择信。我选择坚定地想象一个变量长大以后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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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跟大家分享几个今年我特别受启发、受震动的时刻。我是有个习惯，有些看不懂的现象，要定期向朋友们请教请教。今年，螺蛳粉突然蹿红。我就好奇去跟投资人李丰请教他们是不是有什么做得特别好的地方？ 他说，嗨，这事要真分析起来，原因可多了。你可以说，是因为柳州市政府的长期努力，产业链工业化成熟了；你可以说是因为老百姓口味的变化，想吃点新鲜的、奇怪的、还原度高的东西。但你有没有想过，还有一个原因更有解释力？这两年，外卖补贴取消了。一顿外卖，从十几块变成了二三十。而对消费者来说，你要么吃二三十的外卖，要么吃三五块钱的方便面。这就导致出现了一个空白区间，也就是那些价格在十块左右，品质又能媲美外卖的产品。一盒螺蛳粉大概十几块钱，刚好满足这个条件。说白了，螺狮粉的崛起，也许只是因为中国市场的板块扰动，突然裂开了一个空间，给它机会，让它长了出来。也许就这么简单。
和李丰的这次谈话，提醒了我一个特别重要的事：看待一个现象的时候，对因果关系的追寻，要保持谦卑。世界足够复杂，不是用单一因果关系能描述的，所以，每当我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结论，我都应该问自己一句：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
今年我的第二个启发时刻是跟中国大妈有关的。过去提起中国大妈，很多人只想到广场舞，各地旅游景点的拍照狂人。但是今年，媒体界的前辈，张力奋老师，给我开了个脑洞。有一年，他陪父亲在欧洲坐游轮观光，碰到健身房里有一群60多岁的中国大妈正在摆弄跑步机。因为不知道怎么操作，一位大妈突然从跑步机上摔下来。张力奋老师赶紧跑上前，想扶她起来。但是，大妈只是拍了拍衣服，马上站起来，像没事人一样，热情地招呼同伴上去试一试。那真叫天地无畏。旅行中你如果遇到这样的中国大妈，你会怎么看？是不是还觉得有点尴尬？
但是张力奋老师换了个视角，他这样描述中国大妈：“少年时学业荒废，年轻时经受磨难，下乡插过队，中年刚过下岗失业，承担家务，养儿育女，赡养老人。她们生存力极强，甘冒风险，甚至不知风险为何物。与丈夫相比，她们霸气、强悍，将埋怨与坎坷炼成了无所畏惧，神经粗壮，超常乐观。她们文化虽低，不通英文，却是到外面世界看看愿望最强烈的中国人。”怎么样？你有没有从中读出一种不一样的中国大妈？我知道，这仍然只是一个侧面。她们一定还有更多的、更动人、更令人惊喜的模样。这段话对我影响很大，它时刻提醒我，每当我对事情有一个负面看法，可能只是因为我缺乏一个建设性的视角。
有一天，他突然悄咪咪地跟我说，他要结婚了，我第一反应肯定是恭喜啊。结果，他愁眉苦脸地说，其实我没想好要不要结婚，我还年轻，但是出于各方面的压力，这婚好像不结不行了。我一想，这不行啊，作为老大哥，我难道不得搭救他一把吗？于是，我赶紧就扑上去一个劲儿地劝他：“马想啊马想你得想啊，没想好就千万不要结啊，婚姻对人的生活质量影响特别大，一定要慎重，不能被迫……”我劝了半个小时，最后，我给了他一个这辈子我觉得最重要的人生建议：“我的经验是这样，你不要想对方的优点，你得想想对方的缺点，你想想，如果那个缺点，她这一辈子都改不了，你能不能接受？如果你能接受，你再做决定。”他眉头紧锁地说，这姑娘的确有缺点。我赶紧问，啥缺点？马想说，缺点就是她对我太好了。草率了，幼稚了，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有"凡尔赛文学"这个词儿。气得我摔门而出，特别崩溃——好嘛，我掏心掏肺说半天，原来你是来给我撒狗粮的。我越想越气，大半夜我给脱不花发了一条微信说，以后你要再发现我在别人没有明确求助的情况下，主动给别人提建议，你就抽我。这事儿你听起来挺搞笑的，但是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每当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过来人的时候，就得想想人家让我过来了吗。
第三件事说的是，就算带着纯然的善意，也不要轻易对他人下结论。这是一个人长大以后才会有的反思。但是，长大也不意味着失去了锋芒。我今年找到了一个特别好的姿势，长大以后该有的姿势，那就是：“我有一个启发。”
“我有一个启发”，它意味着，你把力量指向自己，你带着自己的问题找寻自己的答案，你跟世界是和解的，但你并没有饶过自己，你在不断地给自己出题。其实，它的关键点只有一个：这个世界每天都在给人出卷子，而我们做的这张卷子上，有没有我给自己出的题目？过去一年，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感受，每每一觉醒来都要感慨：“今天又见证了历史。”但是如果，我们每天都在"见证历史"，那就意味着，我们把自己的生命力全部投放在了发感慨、作结论上面。那我们自己的题目呢？没有自己的题目，我们怎么可能受到启发呢？如果跳到20年之后，再来回看这一年，一定会发生一个有趣的视角翻转。2020年让我们大吃一惊的那些事件，会往后退，成了一面生命的背景墙而已。而那些我们给自己出的题目，才决定了我们生命中2020的样子。
也许是我们的某项手艺精进了，也许是我们和某些人的关系发展了，也许是我们的视野扩大了，也许是我们在自己关心的事业中的贡献增长了。明年我的女儿就上小学了，我怎么能帮我的女儿做好上学的准备？我今年48岁了，怎么能再多带几个学生，让更多年轻人能加入这一行？这一次我给你讲了九渡河小学，下一次我再站到台上能告诉你什么样有趣的创新？我去年植发了，今年要不要把近视眼手术做了？这事儿得跟家里人抽空讨论一下。2021，我们都知道，必然还将会是波澜壮阔的一年。不知道世界会给我们出一张什么样的卷子。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得有自己的题目。是些我们给自己出的题目，在造就时光中的我们。当我们把所有"我辈中人"的题目聚在一起，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的样子，也是我们这代人面对世界的方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卷子。这让我想起了作家E·B·怀特的那句话，这句话特别简单，但是当我们面对大变局的时代，这句话可能表达了一种最佳的态度：面对复杂，保持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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