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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继伟与达里欧畅谈投资！这场论坛亮点频出

百家作者：FMBA 2020-12-14 22:14:23

来源：母基金周刊

2020年12月11-12日，三亚·财经国际论坛将再度汇聚国内外政商学界精英，深入探讨全球热点，全面展望2021年全球及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科技新趋势，共同求索后疫情大变局下的应对之道。

01 重磅对话：楼继伟与瑞达利欧谈投资方向

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与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进行现场连线对话。

对于“你觉得下一年的投资方向”的问题，瑞达利欧表示：现在这个世界已经在美元资产的投资已经比例过高了，从历史来看，都要求有特别好的分散资产，分散投资的策略，包括货币的分散，资产类别分散，以及国家投资分散，这种分散化多元化将会对中国有利，不光对中国资产有利，同时也会对于亚洲有利。

“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个高质量的投资分散化，而不只是还是投到以前那种老的这种分散资产类别。”瑞达利欧强调。

楼继伟对投资方向的看法是：我们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什么时候疫情真正能控制住，经济能否复苏是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如果疫苗明年能够普遍的研发成功，并且广泛接种，是一种情况，否则是另外一种情况。

我们假定一个好的情况发生，这时候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退出，财政政策也逐渐地减少它的力度，怎么退，退的不好的话也出大问题。“我讲过，我们现在是债务的积累期，对应的经济的衰退期，而不是过去是债务积累期对应经济的繁荣期，这时候的货币政策如果退出不当的话，就会触发一些风险，特别是资产价格已经过高的时候，怎么退，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他说。

楼继伟同时表示，建议发达国家也该配置还是要配置的，同时要增加对东亚的配置。东亚还是受此次疫情冲击表现最好的地区，中国今年是大国中唯一的正增长国家，可能会带动东亚地区至少今年不会是负增长。

瑞·达利欧表示，曾经有一段历史当中，中国在人类历史上一直是最强大的国家，中国在19世纪以前，可能都是最大的一个国家，而中国在目前已经成为最大的贸易国。

“但中国金融中心地位是比较落后的，还有储备货币的地位，也比较落后。任何历史上的大的国家都是贸易大国，而当时也都是世界金融中心，也都是世界的储备货币，我觉得中国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他说。

瑞·达利欧最后表示，目前这个阶段，中国资本市场在开放，世界对中国的投资还是相当不足的，中国有很多市场，还是有吸引力的，“所以我相信我们正处于一个转折点，2020年在历史上将会被铭记为一个转变之年，以及储备货币的地位将在这一年开始得以确立。”

02 中投公司郭向军：私募股权投资的风险溢价有所下降

中投公司副总经理郭向军分析表示，后疫情时代的投资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疫情显著加快了科技创新产业的发展和全球数字化进程，凸显了医疗卫生、科技与数字化的重要投资价值。

疫情期间，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在疫情防控、资源调配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大量数字化、智能化服务和不同场景的需要爆发性增长，电子商务、远程办公、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线上娱乐等成为经济的新亮点，多个国家也出台相应政策，大力扶持和推动，包括教育、物流、公共卫生等领域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加快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如大数据中心、5G基站、物联网的建设，以及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他说：“数字化转型依然是长期趋势，值得我们长期布局。”

从区域层面，看好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发展与投资机会，国内的消费和科技创新两大投资主题值得关注。

从供给方面来看，国内发展的潜力最终依赖于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创新处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传统制造业等急需产业升级和智能化变革，芯片制造、高端医疗、核心零部件、人工智能核心算法、自动化控制、软件等方面也急需突破，隐含着大量的投资机会。

东南亚地区，人口结构年轻，在劳动力供给和消费方面有巨大的人口红利，同时受益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链的转移，总体上经济增长强劲。特别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将使供应链的衔接更加紧密，也带来新的投资机会，在基础设施、新经济等方面值得跟进。

此外，私募股权投资的风险溢价有所下降，管理人选聘和价值创造的重要性凸显。

最后，可持续投资也是将来一个大的投资趋势。当今世界越来越重视可持续投资的发展，由于气候变化、社会动荡、公司财务困境问题频发等原因，使得环境、社会和治理等因素备受关注。

03 屠光绍谈中国资本市场30年：若开始按完全成熟市场来建立反而不会成功

上海交大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理事、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屠光绍表示，回顾30年，他经历了资本市场重要的改革阶段，就是股权分置的改革，“中国股票市场发展不容易的，因为过去的计划经济土壤之下逐步的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建立完善的资本市场，所以我们资本市场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就有了显著的特征。”

谈到股份制改革，屠光绍称，历史角度来看因为有了股权分置我们的资本市场股票市场才能建立，如果一开始没有股权分置，一开始按照完全的成熟资本市场方式来建立资本市场，我们的资本市场反而不能建立起来。“恰恰股权分置有了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我们一般计划经济土壤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才有了资本市场的发展。”

任何事故的发展是有一个转化的过程，所以先有了股份制才有了资本市场，但是资本市场发展一定程度是不是转化，后期股权分置变成了一个妨碍或者制约资本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系统因素。

经过了资本市场的发展十几年之后，反过来也要解决股权分置的问题，所以才有了股权分置改革，“我本人参与了股权分置的改革，我觉得股权分置改革是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处理好政府跟市场的关系，通过比较完善的制度安排，通过解决好政府跟市场的关系提出了股权分置改革的方案，这个本身也是资本市场发展重要贡献，解决了我们制约资本市场的一个基础的问题，所以股权分置的改革跟参与的过程，我想我至今也有很多的体会，同时也有很多的需要可以总结的。”他说道。

04 刘晓春：监管不应该成为宏观调控的手段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副院长、浙商银行原行长刘晓春在会议上出席会议并参与讨论。

刘晓春在会上提出，监管不应该成为宏观调控的手段，宏观调控的手段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是随着经济的变化随时进行变化的，但是监管主要是维护市场的稳定、公平、安全。

“所以，虽然也要调整根据市场的变化要进行调整，但是监管的政策应该有一定的稳定性和预期性，”他说。

同时他也提到，监管要跟上创新的节奏，因为创新并不只是对的，所以监管要跟上，因为监管也在了解创新的时候实际上监管也在创新。

另外刘晓春还指出，监管应该按照业务逻辑和业务的风险逻辑进行监管的，而不在乎是用什么技术。

“好些人宣传技术可以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我认为根本解决不了。对于我放贷款的角度来讲，放贷款根本不是目的，放贷款为了收回贷款利息，因为我放贷款的钱是你们的存款，不是我自己的钱。”他说。

刘晓春认为，我们应用了再好的技术只能更好的识别这个客户有没有还款的能力，技术不能提高客户的还款能力，同时技术也不能提高客户的道德水准。所以，解决融资难的问题不是技术解决的，首先是取决于贷款的本身，然后银行识别贷款者的能力，融资的成本首先市场决定的存款利息决定的，然后是借款人的风险，跟技术没有关系。

满足机构需求的方式会不会对于社会带来系统性风险也应该是监管要去监管的，这是监管要遵循业务的逻辑，而不是说你用技术就可以不不管了，或者放松监管，他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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