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要用“史诗级改革”形容这一次注册制？

· 宋向前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字数 2k+ ·

不跑遍中国283个城市，你很难想象一个社会现实——中国的企业家都是泥地里打滚滚出来的。

一个五线城市的乡镇上盘踞着某个大企业的总部，也养着一个县城的就业人口。董事长改革开放初期下海经商，是大海里无数翻腾着的前浪之一。蜗居一方，苦心经营企业几十年。

如果这个企业是个消费品公司，大概率他要么做出口代工起家，要么九死一生带着团队打过进口替代的仗。也极为可能的是，他还没上市，不知道资本市场的远近，也没想过公司的传承，更不知道地方民企走向全国甚至全球，他这辈子还有没有戏？

这是许多民营企业家半生无解的难题。

民企的困境和原罪，已经讨论太多次了，大大小小的文章也时常见诸媒体。许多次，我站在公开场合为民营企业振臂发声，但没有一次像当时当下这般笃定——我心里有底了。

注册制来了。

提纲挈领地说，这次全面推行注册制改革的史诗级影响，得从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先导效应与全面传播的社会学意义上理解。

什么是局部？企业家、企业、资本市场。

什么是全局？营商环境、经济体系、全球格局，乃至人类历史。

我们都知道，放水养鱼的草莽时代，是中国经济爬坡的必经阶段。十四亿人的超级流量市场里必然会有些公司，挣的是国家的钱、百姓的钱、社会的钱。

国家优惠政策补贴养活了一帮上市公司；五险一金少交漏交的企业，拿着本属于百姓的钱一步步做大；某些攫取环境资源甚至破坏生态的公司，枉顾社会可持续以换得自身的发展。

不想作恶的好企业有办法吗？他们不光要和这些畸形发展起来的同僚竞争，更要面临不健全的市场营商环境，在二元不均的社会结构里跛脚前行。

好企业两难全。

草莽时代过去之后，中国经济开始走向更为规范的市场化，但这条路明显还不够彻底。

我们给企业更多拥抱资本市场的机会，直接间接融资的方式一再多元化，国家也要求企业逐步走向规范治理。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经营管理更严格，环保要求更高，就业环境和劳动保障更健全，大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摆上了董事会的讨论桌。

我们铁了心追求“更有质量的发展”。但有句话形容得好——关前门堵后门、开大门关小门。

民营要高质量发展，资源却被更多倾斜给了国企。政府出台政策限制恶性竞争，却在落地执行上大打折扣。很多企业好不容易获得经济转型期的入场门票，却在二元经济、灰度执行的真实政策环境里，落得个九死一生的处境。

开了拥抱市场的大门，却给民营企业这条经济血脉堵了路，严格的行政审查与管理也给企业造成难以突破的管理怪圈。

但这次全面推进注册制改革，我认为是全中国普惠意义上的资本市场战略规划，也是一场被低估的“史诗级变革”。

通过减少行政审批和隐形干预、人为干涉资源分配的淡化，中国市场的营商环境将由此更加公平。只要企业合法经营、敢想敢干，在一视同仁的资源开放体系下，中国未来企业的发展方向会更加明晰，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也有望真正实现。

有人说这真的是普惠吗？注册制也是有门槛的。

的确，它要求企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股份公司，而不是小作坊或生产经营合作社。在注册制的资本市场体系下，国家鼓励平等竞争和产业反垄断，市场给了你商业模式、发展规划、科研创新、内控管理、税收环保等各个经营层面的期许，够不到这份期许，你就只能被市场出清。

我承认，从创业到经营，企业的发展壮大可能会比过去的草莽时代来得更难。但这种难是带着喜悦的。公平有序、平等竞争的环境是市场给予企业家另一个层面上的善意。

企业经营看上去更难了，但实质上，这是国家利用更积极有效的方式，让市场自行筛选出那些真正好的企业，给企业平等竞赛的机会，减少资源的差别化分配，很大程度上形成了良币驱逐劣币的正向循环。这对好企业是重大利好，也是从商有道真正的起点。

正如我多次说的，好人做生意的时代来了，挣辛苦钱也理应得到社会的尊重。

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市场竞争，获得金融资源和市场的承认，营商环境、商业氛围、企业家精神、舆论导向都会更加健康。

这还只是局部、先导性的效应，它会带来怎样更全面、更长期、更深远的影响？

站在高维历史视角去分析，某种意义上，市场格局和国家命运的转变是阶层身份地位的认同所引发的。

过去我们讲究士农工商的阶级排位。统治阶层的士是政治地位最高的群体，第二位是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群众主体农民，第三位则是工匠，他们是古代为贵族阶层制作衣服、陶器、青铜器、战车、攻城器械、建筑等半奴隶状态的人，最后一级才到商人。

历史记载，周朝取代殷商之后，将原来的商族人全部驱逐出他们所创造的富饶之地，并严格限制他们继续在同一片区域内聚集、耕种、谋生。有一部分合作者被封禁在宋国，成为我们所知道的殷商后代。而另一部分被驱逐的，史书推测就成为我们后来所说的“经商人”。

历史的回音壁，总能碰撞出穿越国界的沉重声响。

当年，犹太人也是因政治被驱逐出约旦西岸耶路撒冷，遭到故土的封禁，他们四处流浪，在政治身份上失去认同，从而导致犹太民族在精神意识上的宗教分野。

在中国经济转轨的探索期，也是国际局势颇为动荡的关键阶段，我欣慰于国家有这个魄力、下得了决心，给全中国最好的企业家们更多的身份认同和价值感，借由注册制衍生而来的营商环境的全面优化，逆向淘汰坏企业，争相扶持好公司。

市场监管的放松，反而会带来更加健康有序的市场竞争，鼓励实实在在地做生意，让企业造福百姓，让百姓支持好企业。全社会像爱护眼睛一样去爱护心有民生的好企业家，这才是最广大意义上的普惠。

创造价值的人不再受委屈了，生产要素才可能释放其应有的价值，为千万百姓谋福，也为中国乃至世界点灯。

从这一刻开始，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好人委身于商业，“做生意的人”将不再是过去在泥地里打着滚，还要滴着血才能往前走的群体。他们当中坚守价值底线的一批人，会成为中国新一代的企业家，做出真正属于当代中国的好产品、好服务、好商业，淬炼出中国的商业伦理与道德。

在这条路上，普惠环境、公平营商、创新空间、适当监管，都缺一不可。

更进一步，为什么我们始终坚持“支持民营企业、助力中国消费”？

我们正是在中国当前非平衡的市场环境下，看到了改革所能带来的巨大意义。通过注册制改革，中国将有机会成为融入市场体系、充分竞争的正常化发展的国家，真正自主地参与到国际经济格局的调整与重塑之中。

我不禁于此追问，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改革？

改革理应站在人类发展角度之上、启迪于历史的衍生脉络之间。它是向现代化正常国家演进的过程，既是对历史的承继，更是对正常的回归。

注册制当然并不一定是最优答案，但注册制的底层逻辑是全球共通的。我们需要这套逻辑，不能再以“中国特色”去标签化一切改革路径，而应遵循最简单有效的市场运营原则，去完成发展意识的进化，明确方向、优胜劣汰，从而充分地汇聚能量和释放价值。

这才是我想说的注册制可能带来的真正改变。只有普惠性、无差别、反歧视的改革才是史诗级的改革，才能通过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带来长期效应，才能称之为“具有基础设施能量的改革”。

看多中国，站在这个时间转角，我是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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