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后：回顾川普科技政策，展望中国企业出海新局面

今年的美国大选实在是一波三折，摇摆州陆续翻蓝，拜登在票数上领先，距离入主白宫只有一步之遥；而川普则表示会向最高法院提出选举舞弊的诉讼。

这场大戏的落幕仿佛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过去四年，川普在任期内到底对中美科技行业产生了什么影响？

同时也可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一点：

如果拜登当选，他将如何影响中美两国科技行业发展？

出海中的中国企业又将面临着哪些机遇和挑战？

中国威胁论是川普竞选的一大基调，川普打压中国科技崛起，可以总结为“一个理由，两种方法”。

理由无外乎是美国的国家安全。

而两种方法主要是限制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赚钱，比如包括了目前已被法院叫停的TikTok、微信禁令，但禁止中兴、华为为美国提供5G设备的禁令仍在生效中；另一种方法则是限制美国企业及全球所有应用了美国科技的企业对中国的技术出口，比如针对华为的芯片禁令。

川普政府始终宣称，新冠疫情加重了美国社会的失业率，因此禁止外来劳工入境可以帮助本国人民就业。

我们在上一期视频中已经详细阐述了H1B签证政策新规和对美国科技巨头的影响。

简单来说，在2019年，超过3/4的H1B持签者就职于科技行业，2019年49%的H1B持签者就职于谷歌、亚马逊、IBM、微软、脸书、苹果和英特尔在内的7家科技公司。

川普的政策在招揽高科技人才上对科技公司的阻碍不言而喻。

同时，川普政府还曾发布了国际生完全上网课就不能进入或留在美国的规定，虽然这项新规最终在哈佛、麻省理工等高校的诉讼下被撤回，专业或背景稍敏感的中国留学生被撤销签证的案例屡次发生仍是不争的事实。

另一方面，中美贸易战中，川普对价值约为125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了15%的关税，从去年12月起更是对中国进口的手机、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等产品征收另外15%的关税。

这一做法导致了特斯拉及汽车制造商等300家美国企业提出诉讼，自动驾驶模块（Autopilot ECU 3.0）及其他汽车关键零组件无法在美国找到合格供应商完全制造生产，而高额关税也显著地增加了其生产成本。

因此，如果川普以小概率通过重新计票翻盘连任，那么他很有可能延续当前这些政策，来继续取悦他的支持者。

中美加速脱钩，出海企业需要更加谨慎地审视可能存在的政治性和政策性风险，注重海外布局的多元化，和当地的资本与科技企业加深合作，同时也要求中国企业在技术上更加独立自主。

如果拜登当选，毫无疑问，他将采取比特朗普更加温和的国际路线，在贸易和气候变化等领域提倡多边合作。在接受民主党正式提名当晚的演讲，他提出美国目前的四大危机为：疫情、经济危机、种族不公正和气候危机——中国的崛起并不在列。

不过，面对两国竞争日益白热化的现实，拜登的对华姿态未必会放松，但更多则是基于理性计算和事实考量而非夸夸其谈和泛政治化，他的竞选团队同样承诺针对中国防止网络攻击或窃取技术的情况发生。

未来，中美两国之间必然是合作与竞争并行。

和甩锅中国的共和党不同，民主党更倾向拥抱全球化，恢复美国在招揽多元人才上的优势。

拜登承诺，在当选后撤销川普政府的几乎所有改变。他承诺要让移民体系现代化，希望增加每年发放的就业签证数量，并取消以国家为基础的签证上限。同时，他计划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这些政策的受益者，无疑包含了美国的科技行业。

一方面，民主党的一大议程，是针对美国国内科技巨头就反垄断问题提起诉讼。

微软、谷歌、脸书、苹果均面临着这一问题：它们被指控利用市场垄断地位，打压竞争者，压制创新，美国国会可能将修改反垄断法并加强执法力度，甚至拆分这些巨头平台。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这些科技巨头在国际竞争中的相对实力，也为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全球化提供契机。

但与此同时，在具体执行上，美国科技行业面临的监管风险将继续加大，在用户隐私、网络安全、信息中立等方面面临新政府的压力，在美运营的中资企业，也需要提高对这些方面的重视程度。

另一方面，和提倡孤立主义的川普不同，民主党有志于恢复美国其盟友及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在新兴科技领域，可能将推动全球性的标准制定，比如数据存储、人工智能算法等。

中国的科技公司也应积极利用各大平台，主动参与规则制定。比如去年年底，中兴和大华科技均向联合国下面的国际电信联盟（UN ITU）提交了人脸识别相关的标准。

要知道，国际电信联盟的标准被广泛运用于近200个国家之中，尤其是亚非拉的新兴市场当中。随着美国国际影响力的恢复和中国自身实力的增强，中美竞争的范围也将扩大，而对于新兴科技而言，标准和规则制定的竞争甚至比产品、市场的竞争更具有战略意义。

总体而言，拜登上台后或许会在自由贸易、人才交流等政策上扭转过去四年川普政府的政策风格，然而，大国竞争和中美脱钩却也是事实，民主党的获胜只意味着美国对华的产业政策将更趋于常理出牌，中资企业出海虽然面临恶意打压的几率降低了不少，但仍面临着美国对先进技术实施更严格监管的压力。

实现市场扩张的同时规避风险，要求中资企业采取更积极主动的姿态和对话利益相关方。在应对外部风险的同时增强自身实力，这就是出海企业不变的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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