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不觉得一年前自己是个蠢货,那你现在一定是个蠢货!”
来源:混沌大学
谁都不能否认,不断打破思维禁锢,进行认知升级很重要。
在所有禁锢我们的思维方式中,最可怕的一种可能是“我是对的”这种想法。
如果一个人一直坚信“我是对的”,然后千方百计加以维护,那就失去了所有革新自己观念的可能性。
这就好比我们不断用思维方式这把尺子去量东西,却从来没去质疑过这个刻度体系,即便发现出错,也会没完没了的找理由,来合理化自己以前的错误行为。
这对一个人的成长极其不利。
而对一个组织来说,最大的成本,就是领导者的尊严和面子。
有个效应叫做承诺升级效应。你发现一个错误,不是把错误改变,而是继续追加来维护面子。最后,自己把公司弄垮了。
承认错误的压力很大,但今天,我希望帮你卸掉这个压力。一旦说出“我错了”,你会发现,某些阻碍突然一卸而空。
我也因此概括出一个“SB速率”:你发现多久以前的自己是个“SB”,这个速率是判断一个人自我更新最有效的指标。
吵架争的往往不是道理,而是主体性认同
在我们的一生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字,那就是“我”。
什么是“我”?其实“我”的本质是一种主体性认同,也就是把自己认为是谁。
事实上,“我”这个字是虚幻飘渺的,单独不成立,必须借助结构才能成立,通过“我”所拥有的某某体现出来,这样好像才能显得我存在,比如我的玩具、我的名字,后来我的家、我的车、我的房......
大家可能都知道,两三岁的小孩特别在乎他们的玩具,如果有其他小朋友抢你家孩子的玩具,他通常会誓死保卫,我们大人有时特别不理解“你怎么这么自私呢?”“玩具嘛,应该分享”。
其实,两三岁的孩子捍卫的绝对不是玩具,捍卫的是“我”这个主体,他是把主体性认同放在玩具上了,所以你把他的玩具夺走,就像把“我”给夺走了一样。
在“我的某某”里,其实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我的思想”。“我的思想”看不见摸不着,可是我们把对我们思想的认同,看得非常重要。
理解了这一点,你就不难理解这件事情了:“我是对的”是最强化“我”的一种句式。
而为了证明我是对的,就必须证明你是错的,那“我的思想”就会变得越来越有力量,“我”的存在感就会越来越足。
这时候,绝大多数争吵已经不是在防卫我的观点,而是防卫我自己的存在。如果在争吵中我输了,不是我的观点错了,而是我“不在了”。
这件事太可怕了!人和人吵到最后竟然发现根本不是道理之争,而是主体性认同之争,是关于“我”是否存在的认同。
想想看,日常生活中,你跟同事争吵,甚至夫妻之间吵架,吵到最后往往就在这个地方卡死了,吵架不再是争吵思想,而是争吵尊严。
所以你就会明白一件事情,我们必须把“我的某某”这个结构打破,才能从里边跳出来,这个结构有个“死穴”,那就是我不能错,如果我错了,“我”就不存在了,这是人们主体认同背后的一个隐含假设,必须看到这个层面,你才能超越它。
比“我的思想”更可怕的是“我们的思想”。
群体也有一个“我们”存在,“我们的思想”代表了我们作为一个群体的存在,
如果越多人相信群体的某种信念,就越能证明这个信念的真实性,所以“我们的思想”有一个可怕的自证其明的逻辑过程。
这太可怕了,由于能自证其明,每个群体都相信“我们”掌握了真理,然后认为别人是错的,并且把对错跟善良、邪恶等划上等号。之后会引发什么呢?可能引发残酷的暴力。
人类最大的理性障碍就是这个,根本不是在捍卫我们所相信的真理,因为各个群体相信的真理都能自证其明,我能证明我对,你也能证明你对,而且站在各自角度都认为对方是错的,甚至认为对方是邪恶的,自己在为正义作战,一点罪恶感都没有,很多战争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
SB速率越高,自我更新越快
如何应对人类思维上的这一缺陷?科学中有一种证伪思维。
我们往往把科学等同于真理,认为科学一定正确,其实不是这样,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对科学的第一定义是,是否具备可证伪性是区分科学和非科学的第一指标。
猛然一听,你或许会觉得这个指标不知所云,但如果你放大尺度来想,这个标准太棒了。
可证伪性,指的是一个人面对一个理论时所保持的态度。比如,如果我们相信奇点爆炸理论正确,但如果有新的证据否定了这个理论,我们也愿意承认奇点爆炸理论错了,你可以犯错,这是没什么问题的。
《这才是心理学》这本书中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书中说有个假设叫“小精灵假设”,认为大脑里住了两只小精灵,控制了我们。有人说,我能不能去检查一下?不能,如果你要检查,小精灵就消失了。这种假设就不是科学,你永远不能进行证伪,他把自己完全保护起来了。
证伪思维有一个小工具,可以用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那就是“我错了”。
很多情况下,一旦说出“我错了”,你会发现,某些阻碍突然一卸而空,否则,争吵永远持续下去,就像每个人都在悬崖边上,不能往后退,只能残酷地攻击对方。
奥本海默是原子弹之父,他说在科学界,犯错并不是罪过,生活中也应该有这种能力,脸不红心不跳地说:“我当时搞错了”。
而现实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人,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没完没了找一些合理化解释,为以前的错误进行辩解。
作为一个创业者,能够认识并承认自己错了,是证明他仍然具备创业者资格的一大标志。如果一个人永远不说自己错了,就证明这个人已经不是创新者,而是一个顽固守旧者。
1995年,71岁的芒格做了一次关于心理学的演讲,十年后,81岁的芒格亲自把这个演讲稿修改成人类误判心理学,他说“我当时的知识没有现在丰富。”80多岁的时候还在成长,标志就是把自己否定掉了。
他曾说,如果哪一年,你没有破坏至少一个你最爱的观念,这一年你白过了。
2017年,87岁的“股神”巴菲特,面对四万多全世界的粉丝,脸不红心不跳地说,“投资IBM是我错了”“错过亚马逊是因为我太蠢了”“没有买Google的股票是一个失误”。
而人类商业史上闪亮的一刻,是格鲁夫说,“如果我们下台,新总裁会干吗呢?”“新总裁恐怕会放弃存储器生意。”“那干吗我们自己不做这件事呢?”。认识自己可能错了,重新开始。
千万不要投资或者追随这样的人:“我的战略肯定没错,如果错了,是其他人执行错了。”这就是拒绝证伪性。
按照刚才所解释的,人类知识一定有可能是错的,连科学都可能是错的,一个创业者怎么可能不犯错呢?
一个组织最大的成本,就是领导人的尊严和面子。有个效应叫做“承诺升级效应”:你发现一个错误,不是把错误改变,而是继续追加来维护面子。最后,自己把公司弄垮了。
《原则》作者雷·达里奥说,如果你不觉得一年前的自己是个蠢货,那说明你这一年没学到什么东西。我把这句话换成一种更激烈的表达:如果你不觉得一年前的自己是个SB,那你可能真的就是个SB,我称之为“SB速率”。
SB速率是衡量一个人自我更新最有效的指标,如果你相信SB速率,你就对自己犯错毫无心理压力了。
过去假如说我犯错了,那就证明“我”不存在了,那个压力很大,今天反过来,你在犯错证明你还在成长,这是一个非常简洁、刺激、粗暴的成长衡量标志。
不可知论是拓宽认知边界的利器
那如何应对“我们的思想”这种群体信念?
群体信念就像一个黑洞一样,把大家吸进去,你根本不可能证明自己错了,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乌合之众”。
重症要重药,面对乌合之众,我给出一个非常重的药方,叫“普遍怀疑”。
为什么要普遍怀疑呢?
因为当足够多的人相信一种思想,以至于这种思想成为常识的时候,就是你连对其进行怀疑的可能性都没有时,它就控制我们了。
你认为接受新观念难还是摆脱旧观念难?凯恩斯说过一句话:“困难不在于接受新观念,而在于摆脱旧观念。摆脱旧观念比接受新观念难得多。”
我们从小继承了很多观念,父母的、老师的、书本的、媒体的、社会的......我们今天做的绝大多数判断,其实都是大脑中既有的思想替我们做判断,而不是我们自己在做判断,如果不把这些思想洗掉,你其实就像一个被动的傀儡。
这里举个例子,生物学家发现有一种蜜蜂很奇怪,每次它把食物拖到洞口时,都会停下来进到洞里,检查一下里面是否安全,然后再出来把食物拖进去。生物学家一开始觉得这种蜜蜂有“智能”,居然还会先检查一下,做个判断再进去。于是大家想研究一下是怎么回事。
当那种蜜蜂把食物放到洞口进去检查时,有一个生物学家把它的食物往后拖了点,蜜蜂出来后发现食物远了,找到后又拖回去,这时有一件事发生了:它拖到洞口时又停下来,再次进去检查。生物学家又把它的食物拖开,结果蜜蜂出来后又去找到食物,再拖到洞口,然后停下来检查......明明已经检查过了,为什么还要三番五次检查,后来生物学家才明白,这个动作不是它的智能动作,而是它基因里被嵌入了某种模式,被称为“模因”。
到这里你也许会意识到,你怎么知道你不是那只蜜蜂呢?你做的每个动作,以为是独立判断后的行为,其实很可能只是我们脑中那些既有的思维模型。
所以笛卡尔说,每个人一生中,都应该对自己的全部见解进行一次彻底大扫除。
就像一大筐苹果里有烂苹果,你必须把烂苹果扔出去,否则全烂了,但通常我们会翻来覆去找烂苹果。笛卡尔认为这样不行,他说要默认所有的苹果都是烂的,把筐里的苹果全倒出来,然后再把好的苹果捡回去,否则捡不干净。他在哲学里把这种方式称为“普遍怀疑”。
也就是说,当我们想检查脑中的思想是否为真,而思想又看不见时,他给了一个非常精妙的方法论:默认所有的信念都是错的。
这完全跟从众效应相反,从众效应默认所有群体信念都是对的,而笛卡尔默认脑中所有的信念都是错的。笛卡尔的普遍怀疑成为打破从众效应的一剂猛药。
但它带来的结果是,从群体信念黑洞跳到了不可知论,这个转换非常大。可能有人会觉得,这是不是太过分了?普遍怀疑是不是什么都不信,不可知论是不是什么都不知道?这会不会变成虚无主义?
恰恰相反,当我们绝大多数人什么都相信,眼界就会越来越窄。而不可知论是让你把目光投到一个巨大而不可知的领域里,让你认识到真正的世界非常辽阔,你只能认识到其中一部分而已。
所以当你秉持不可知论后,你的眼界会变宽,分母会变大,认知边界也就变大了。
所以不可知论不但没有造成虚无,反而促进了人类进步,是近代科学革命的主旨。《人类简史》里有一句话说,科学革命不是“知识的革命”,而是“无知的革命”。
科学革命跟前现代知识体系的不同点就是,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愿意承认我们错了。前现代知识体系有一个默认的假设,就是所有重要的知识已经被圣人或神了解了,都已经在古籍或传统中。
1459年欧洲人的世界地图密密麻麻的,这张地图代表着了解了世界上的所有一切,如果是这样,其实已经没必要再去探险了,所以那时大家认为世界就是欧洲、非洲和亚洲这三大洲。
到1492年,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原来有这么一大片土地是我们原来不知道的,于是在1525年,欧洲人重新画了一张新的世界地图,这张地图有了巨大的留白,代表不可知。
地图上的空白就像一块磁铁,让欧洲人前赴后继,希望填补这些空白。
后来几乎所有科学家都是普遍怀疑和不可知论者,比如牛顿,他有一句名言说,柏拉图是我的好朋友,亚里士多德是我的好朋友,但我最好的朋友是真理。
再比如达尔文,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到:“我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我的后半生坚持传播怀疑主义。”
所以,不要让全然相信塞满自己的大脑,要用不可知论给自己的思维开一些缝,留出一些空白,这样才有好奇心和想象力,甚至是拥有我们常说的“童心”。
没有“反共识”,你很难把握大机会
回到商业里,普遍怀疑和不可知论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我给一个具体的建议,就是“反共识”,也就是“我们错了”,把批判性思维、普遍怀疑和不可知论用到工作、生活中。
从众效应把大家禁锢在群体信念的黑洞里,如果大家被圈住了,你跳出来就是你的机会。
大家可能都看过《大空头》这部电影,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在此之前没人相信美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有四个人,他们认为会发生危机,于是做空美国房市,在这中间他们的压力极大,但最后大家都赔得特别惨时,他们用反共识赚了很多钱。
这个电影可以提醒你,当大家都陷入疯狂时,你应该怎么样。大家都认为的不一定就是对的,罗素说过一句非常狠的话“这个世界的问题,不在于聪明人充满疑惑,而是傻子们坚信不疑。”
群体信念之所以那么让人相信,就是因为周围的人都相信它是对的,所以我们该怎么办呢?
几位特立独行的大家的观点,似乎都提供了同样的答案。
达里奥在《原则》里认为,如果你想在投资中取得成功,你必须成为一个独立的思考者,因为共识通常都是错误的。
彼得·蒂尔在《从0到1》里说,每当我面试应聘者时,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在什么重要问题上,你与其他人有不同看法?好的回答是这种模式:大多数人相信X,但事实却是X的对立面。他把这个对立面称为“秘密”。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秘密”,你只能是分母,凭什么能赚大钱?
你可以问一下自己,在你的人生中,你在哪一个重要点上,跟大多数人的观点不一样?
过去你会想当然认为大多数人的观点就是对的,今天挑战一下,问问自己你的“秘密”是什么,当大多数人往东走时,你被这个“秘密”驱动着往西走,克服恐惧感和孤独感,这或许就是你人生中的大机会。
我们总谈创新,其实创新精神的第一特征是今天讲的批判性思维、普遍怀疑、反共识,如果没有批判性思维,世界就不会有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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