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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孩子该不该上诗歌课？这个中学给出了答案

百家作者：新周刊 2020-10-26 21:56:17

2020年1月，云南漭水中学诗歌班合影，他们通过《人生第一次》节目为更多人所熟知。

诗歌不能帮孩子们解决这些生活上的问题，但至少可以让他们的情绪有一种出路。

位于澜沧江西岸的云南省昌宁县漭水镇，得益于高山地势和亚热带季风的垂青，向来盛产茶叶、梯田和杜鹃。2016年，由于离别、孤独和敏感的多发，以及支教老师康瑜的到来，这里也开始盛产诗歌。

一个雨天，漭水中学的孩子们开始写诗。动机不算浪漫：康瑜知道这些孩子很排斥写长篇作文，因此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让他们用分行和短句来完成抒情。

独自长大的孩子们

漭水镇的孩子平时上课的状态让康瑜头疼——不爱学习，喜欢捣乱，坐在后排的男生们会突然打上一仗，“但是在诗歌课上他们就会安静下来”。

初来乍到的康瑜希望尽可能多了解这帮孩子，学生们对此的回应总是“我就这样了”“也没什么梦想，去打工就行，端盘子工资还挺高的”。康瑜没办法说服他们读书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偶尔也会被问住：“你是大学毕业的，拿的钱还不如我哥在外面打工赚的钱多，学习干吗呢？”

云南留守儿童。/图虫创意

很多孩子直到上了初中，数学考试也只能拿六七分，他们落下的不只是这个学期的课，可能从小学一年级就落下了。乡村教师数量少，要看顾的孩子太多；孩子们的父母外出打工，一年也见不了几次面，老师们还要承担起爹妈的角色，精力实在有限。学习差的孩子很早就被放弃了，然后就如同游离在课堂外的角色那样，一直游离到初中，“因为他得接受9年义务教育，必须来读书”。

对于留守孩子来说，干扰他们学习的因素太多了。有学生失恋了不来上课，康瑜得劝一周才能把他劝回课堂。亲戚之间争吵、打架，学生也没办法认真上课。这些干扰对十二三岁的中学生影响深重，康瑜想过背后的原因：“成年人遇到这些事情还能得到一些支持，失恋了我可以找朋友倾诉，家族之间斗争时我父母可以很好地保护我。但是对他们来说，家里没有大人，他们就得像大人一样去处理。”

康瑜记得，有一次，班里一个孩子上着课突然哭了。因为大伯抢了他家门口的地，还打了他爸爸，这个时候他要作为家里的男子汉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发现他不能解决，难过得不行。爸妈都在外面打工，家里爷爷奶奶又生病，这些孩子时常要独自应付这一切。类似的干扰也许从小学一直持续到初中，康瑜因此理解了他们不爱读书的原因，“有时候读书和他们的生活是对立的，是一件消耗他们时间和精力的事”。

云南留守儿童。 /图虫创意

来到漭水镇后，康瑜意识到这些独自长大的孩子非常需要自我表达和建立自信心。第一堂诗歌课上，坐在角落里的女孩递给了康瑜这样一首诗：“我是一个自私的孩子，我希望雨后的太阳只照射在我一个人身上，温暖我/我是一个自私的孩子，我希望世界上有个角落能在我伤心时安慰我/我是一个自私的孩子，我希望妈妈的爱属于我。”

这首诗让人联想到顾城那首《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但顾城在诗里写的“也许，我是被妈妈宠坏的孩子，我任性”，和漭水中学课堂上发生的显然是两个故事。康瑜了解到，女孩的妈妈几年前病故，但想一想留守儿童的境地就能知道，在这堂课之前，这话她又能跟谁说呢？

深山里，秘而不发的爱与伤心

乡村的孩子和城市里的孩子有很多烦恼当然是重合的。为什么下雨？为什么有星星？10岁以下的孩子每天都要向这世界抛出一百个为什么，但他们未必想要针对问题的答案，更像一种好奇心和求知欲的探索。

这时候，城里孩子有家长和老师的带领，就会得到很好的转化，但乡村孩子没有这样的条件。即便心里也压着一堆问题，他们知道，既然没有回应，就该及早克制求知欲。

到了七八年级，青春期的孩子碰上暗恋或早恋等普遍问题，这本来再正常不过，但是发生在乡村环境里，学生们尤其是女孩的早恋就会受到强烈打击。

康瑜接触过一个女孩，对某个女老师恨得厉害。她在诗里写了这恨意的来路——老师看见她去其他班里找一个男孩，当着全班同学甩了她一巴掌。“你说这些是不是孩子本身都会有的烦恼？但是在那个环境下，因为没有一个表达出口，所以造成了更大的问题。”

前一阵子康瑜和同事去家访，看见女孩的爸爸还在醉酒状态，神志昏聩。醉酒后，这个爸爸排解的方式就是咒骂孩子和那个在孩子五六岁时离开的老婆，有时还跑到学校去大闹一场。“一个小学生需要承担这么多，我觉得那是超出她年龄的烦恼。”康瑜说，这种特殊的家庭环境在乡村地区相当普遍。

诗歌班的孩子们手写的诗。

康瑜创办的“是光”四季诗歌公益组织目前已覆盖全国21个省份，有超过600所乡村中小学引入诗歌课程。在推进孩子们的诗歌发表的过程中，“是光”团队往往希望采访孩子们的父母，得到一些肯定的回音。“收信息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心疼，动不动就没有爸妈或者爸妈都不在。”

从父母的回信里，康瑜经常能发现一些信息。很多在外打工的父母看到孩子写诗感到很新奇，一般会在“很骄傲”后，跟着写一句“对不起”。诗歌发表后，微信留言栏还会有很多大伯、大爷、邻居阿姨出现。但有个山西孩子的家长回信显得很敷衍，后来，康瑜才知道，这孩子的爸爸、哥哥、爷爷相继去世，妈妈精神受了刺激，一直住在医院里。他实在不知道该找谁写这封回信，就很官方地写了一句“谢谢老师”。

乡村孩子终日与自然为伍，不缺风光霁月和山高水长的教育。但他们的爱意和恨意，因为无人倾听，早已习惯了秘而不发。

自小的留守身份和家里的状态，让孩子们不知道该跟谁表达，像活在一个罩子里；但他们也渴望跟外界交流。最后造成的情况，“一种就是很安静，不自信，小女孩多数是这种情况。另一种就是强烈地想要得到关注，用不合适的方式吸引关注，男孩居多”。

有一次，康瑜上着课时，发现教室后面突然着火了，而半夜偷摩托车的、打群架的更是数不胜数。年轻人的表达方式鸡飞狗跳，有着青春期特有的“壮烈”。“你说他真的喜欢摩托车吗？不一定。你慢慢会发现他们的行为背后其实是有诉求的，打架打得越大，老师、校长就会喊在外打工的爸爸妈妈回来接他们，他们就能见上一次。另一方面，那些很安静的孩子不会用这个表达途径，可能就会变得内向、不自信。”康瑜说。

“孩子天然接近诗意”

诗歌不能帮孩子们解决这些生活上的问题，但至少可以让他们的情绪有一种出路。康瑜教孩子写诗的目的，不是消解痛苦，而是发现更多美的东西，让他们从痛苦里喘口气。“当他感知敏锐，对生活是热爱的，就有可能减少痛苦，或者找到新的快乐。”

《人生第一次》纪录片团队来到漭水中学取景时，刚上初一的李坤富，身高就超过其他同学一大截。康瑜很喜欢他，“经常打架，但诗写得很好”。坐在山坡上，诗歌班的孩子们在天高地阔里写诗，李坤富写得极快：“仲夏，她忽冷忽热/仿佛在和你赌气/你希望炎热的时候，她下起了小雨/她不是针对你，她只是在哭泣/请原谅她偶尔的小情绪。”

康瑜想，平时爱打架的男生，还有这么温情的一面，“还会原谅别人的小情绪”。写诗的时候，孩子们有点不一样了。得到的父爱也许不算多，但李坤富对当爸爸仍有憧憬：“十年后，我想做一个大海一样的爸爸/让儿女坐在我背上/像一条小船一样。”

孩子们喜欢就地取材，“假如你是一位将军/你最忠诚的士兵/并不是快乐/而是忧伤”。从这些诗歌里，康瑜能看到他们写诗的动机，有时是芭蕉和火烧云，有时是田埂和蜗牛，有时是爸妈许久不来的电话，或者忽然而至的一场难过。一个广东的小姑娘写道，“为什么哥哥和弟弟能跟着父亲的姓，我却只能（跟着妈妈）姓王”，康瑜才知道那里重男轻女的现象非常严重。

诗歌班的孩子们手写的诗。

孩子们写诗的内容大多来自生活，“希望爸爸妈妈回来”这句话出现的频率很高，“（飞走的）大鸟和（留在原地的）小树”这类具有依恋关系的意象也总是出现。康瑜说，孩子们笔下还有很多和死亡有关的主题。没有父母在身边做屏障和开解，家里老人的生老病死就这样直观地和十来岁的孩子们打了多次照面。

几个月前，12岁的男孩张朝翔在电视上看到新型冠状肺炎的新闻，心里难过，写下一句：“你可知，做病人用尽了我所有痛苦。”一个病中的读者给康瑜来信，说有人竟这样懂得她的内心煎熬已久。

采访过“是光”的媒体会选登一些留守孩子的诗，诗挑得“都非常惨，孩子们很想念大人，渴望爱”。有个孩子诗写得很好，一家媒体打算过来拍摄，康瑜提前介绍了孩子家里的情况后，对方说，环境怎么能是这样的呢？“他期待的环境应该是更惨、更有冲突感的。”

但真实接触过孩子们的康瑜觉得，他们的世界比这些挑选出来的诗要丰富得多。诗里，他们会写孤独的时候，也有想妈妈时的难过，“但他们开心的时候也是真的开心”。康瑜说：“他们会想象黑板擦跟黑板生了孩子，我觉得这才是孩子的常态。虽然表现一些让人同情的东西，大家可能会更支持，也更愿意捐赠，但我们还是选择把孩子们所有的状态呈现出来。这些孩子其实是可爱的、调皮的。”

云南留守儿童。 /图虫创意

有的孩子写“如果我是凳子，我要长满钉子/如果我是西红柿，我要跟鸡蛋断绝关系”；还有人写“白云跟乌云结婚后撒下喜糖”。这样的比喻，10岁的孩子理解起来毫不费力，以至于后来每逢下雨，孩子们就说“我们要去捡喜糖！”。康瑜认为天马行空才是孩子们的本性，她认可北岛“孩子天然接近诗意”的说法。对于公益机构，她希望“支持这些孩子的人，不是因为他们惨，而是看到他们的才华。比如说下雨，我真的想不出来是要去捡喜糖。我就觉得他们了不起，我才要支持”。

康瑜认为自己的诗歌课只是一种启蒙，而不是剖析痛苦。她甚至“害怕深刻”、提防深刻，担心孩子在第一次接触诗歌时不是一个轻松的状态。她更希望学生们将写诗看作“一个小小的诉说的地方”，或者一个简单的、自由的港湾。

“我的学生能写出这么厉害的句子”

诗歌课稳定下来，漭水中学的校长跟康瑜说，写诗后，孩子们不再用砸玻璃来表达情绪。诗歌教给了大家一种新的、安静的表达方式，愤怒有了一种更柔和的去处。当这帮孩子成为这座小镇上的爸爸妈妈时，或许可以避免父辈的酗酒、暴戾和无动于衷。

几年间，“是光”培养了更多乡村老师教授诗歌课程。“乡村老师们认为自己学历不够，也没接触过现代诗歌，看着名校背景的支教老师们教课，总觉得写诗太难了，自己不行。但支教老师流动性太大，很难把这件事延续下去，乡村老师基本就是一辈子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康瑜说。

诗歌班的孩子们手写的诗。

诗歌课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师生关系，一位老师告诉康瑜：“以前看那些犯错误的差生，我越看越生气。但现在我一想到他在诗歌课上写出那些很好玩的句子，就觉得我原谅他了，不应该跟他生气，这个小孩还是很可爱的。”因为诗歌课上允许任性表达，老师们和后排差生的关系也变好了，“我的学生能写出这么厉害的句子，作为老师很有荣誉感”。康瑜和同事们还游说当地教育机构，争取将诗歌课纳入教师评级体系里，在这里，老师和孩子都需要鼓励。

不久前，康瑜在路上躲雨时碰到一对放牛的母子，聊起来发现他们也在上诗歌课。躲雨的房子漏水，孩子们纷纷站上比身高还高的板凳，“老师，这里水流进来啦”，欢笑多过尖叫。

曾经的诗歌班上的很多学生，如今四散而去。他们有在火锅店打工的，有送快递的，有上了职校、技校的。康瑜不清楚他们是否还在写诗，但过年的时候总会收到他们送来的几袋腊肉。

康瑜说，有些孩子生活在追光灯下，但诗歌班的孩子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在没有追光灯关注的情况下，对世界仍然是热爱、体谅的，“他们慷慨”。跟痛苦相处久了，这帮孩子竟更能体谅痛苦。但幸运的是，他们也学会了欣赏美，学会了用诗歌回应世界，用美回应美，“我愿和你自由地好着/像风和风，云和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