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灵活用工交易中，不只是撮合B端和C端这么简单。

新冠疫情带来的“危机”让一些行业受到重创，但也有些行业趁机爆发，比如灵活用工。

今年以来，不少企业为了降低成本而裁员，以招聘兼职员工来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转。而那些被裁掉的员工也入驻灵活用工平台，做起了兼职。

有从业者对「创业最前线」表示，今年以来，其业务量增长了约三倍。

其实，灵活用工行业从2015年就已经快速发展，今年的疫情则是“加了一把火”。不过，疫情也使得马太效应越来越明显，失去竞争力的企业开始被淘汰，剩下的玩家正鼓足干劲。

这是一个千亿级市场。玩家们正摩拳擦掌，准备掘金。

年轻人选择灵活就业似乎正在成为一个趋势。

亿欧发布的《2020年灵活用工行业研究报告》提到，灵活就业人群画像偏年轻化，普遍在35岁以下。

疫情期间，这种现象更为普遍，而且还从蓝领扩大到白领群体。智联招聘的数据显示，近三成白领从事过灵活就业或兼职。

“3月开始，大量高学历人才入驻时薪小程序。今年以来入驻的人才，已经超过6500人。”时薪小程序CEO杨光告诉「创业最前线」。这些入驻的人才中，60%的活跃用户都是18至29岁的年轻人。

95后秦玉便是其中之一。

今年6月，做设计工作的秦玉开始做兼职。她的目的很简单，多攒些钱。

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她已经在时薪小程序上接了170多单。这意味着，她平均每天都要完成至少1.4个单子。

有时候任务着急，她需要忙到凌晨两三点。周末的时间最充足，有兼职的时候她可以放弃休息时间。甚至连公司出去团建，她也带着电脑在酒店完成兼职。

而兼职给予的回报也是丰厚的。“我现在兼职的每月收入大约是本职工作的三分之二，兼职总收入已近两万元。”秦玉称。

相比于秦玉，王雅做兼职的时间则更长一些。

她原本的工作是文案策划类，从2018年开始就在时薪小程序上接单兼职。最初，她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随着单子越来越多，去年下半年，她的兼职收入甚至超过了本职工作的工资。

今年4月开始，她感觉到订单突然多了起来。“每天都差不多有三单，每个月的收入在一万左右。”

王雅不仅是受雇方，同时还是雇佣方。今年，她决定创业，开了一家策划工作室，为了减少成本，她把部分工作交给兼职人员去做。

她表示，以剪辑视频为例，兼职人员的成本大概在1000元左右，而同等水平全职员工的薪资一般在8000元左右，还不包含五险一金的成本。在上海，每位员工五险一金的成本也至少要2000元。

除了成本低，王雅也很看重这些兼职人员的资质。

她发现，很多平时无法接触到的中高端人才，在兼职平台上就能雇佣到，价格也不高。

比如做一份商业计划书，找金融机构的人来做，大概需要5万元。但如果在时薪找一位金融大牛，5000元以内就可以搞定。

在平台方看来，如今不仅兼职的人数增多，之前入驻平台的人才对兼职工作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

“他们之前很佛系，不怎么看重一两千元的兼职订单。”杨光称，而今年这些人的态度却平和了很多，服务意识增强。

王雅也表示，作为受聘者，为了能与雇主保持长期合作，她会认真对待工作，尽量服务好客户。而作为雇主，她也愿意跟配合度高的人员继续合作。

不难看出，随着经济大环境的变化，如今白领们对兼职的需求正在变强。

多位从业者表示，疫情初期，服务行业受到重创，灵活用工行业也被波及。但是从五月开始，灵活用工行业开始爆发。

智联招聘的数据显示，今年灵活用工招聘需求大增，其中今年二季度灵活就业招聘需求增长76.4%。

灵活用工平台的数据也验证了这一点。

“与去年相比，今年我们的业务量翻倍。”兼职猫CEO王锐旭告诉「创业最前线」。他预测，接下来几个月，整个行业的业务应该还会持续增长。

青团社COO莫凡也对「创业最前线」表示，今年其业务量增长了约三倍。

灵活用工最先进入蓝领生活服务业，随后逐渐扩大到白领人群。疫情期间，这些偏技能，以及线上岗位的数据也很亮眼。

“今年，像文案、开发、摄影这些偏技能类的兼职需求，增长了约90%。”王锐旭称。

杨光表示，4月份时薪的业务量也有了明显的上涨。相比于3月，业务量增长了一倍。之后的几个月，时薪每月的业务量都在增长。最亮眼的数据出现在8月，业务量比上个月增长了343%。

“之前的订单列表也就两三页，现在一般都是七八页。”杨光称。

造成这种现象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疫情期间很多企业为了降低成本而大幅裁员。为了公司正常运转，他们开始考虑兼职人员。于是，这些灵活用工平台的订单量上升。另一方面，大量员工被裁、被降薪，为了生计而入驻灵活用工平台，做起了兼职。

杨光对「创业最前线」表示，按照往年来说，七八月是招聘行业的淡季。但今年由于疫情的原因，不少企业的业务刚恢复不久，这几个月都在争分夺秒，要把浪费的时间补回来。于是，很多企业的兼职需求被释放出来。

虽然灵活用工在今年的热度一直居高不下，但这个行业其实在2015年左右就已经有了爆发的趋势。

第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经济增速趋缓，下行压力有所加大。

灵活用工这种模式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当时，全球经济大萧条，以及随着二战爆发，美国经济受到严重打击。企业为了降低成本，推动了灵活用工模式的发展。

随后，7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低迷期，这种模式又流传至日本。目前，日本仍然是灵活用工最普遍的国家。

同样，我国经济发展放缓，加速了灵活用工行业的发展。

第二个原因，则是老龄化进程加快，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企业的用工成本增加。而餐饮外卖、打车等新型用工形态的出现，也促进了灵活用工市场的成熟。

另外，社保入税也推动了灵活用工的发展。

2019年起，我国正式实施“社保入税”新规，规定企业必须按照全额工资为员工缴纳社保，这就导致了企业经营成本的提升。以餐饮业为例。有媒体曾报道，餐饮企业的利润可能因此下降30%。

经过疫情，企业对灵活用工的接受程度也更高。

王锐旭对「创业最前线」表示，今年上半年，他们跟团省委一起合作，开展共享员工的公益项目，帮助400多家企业调配员工。这些企业中，有一部分偏传统行业，之前并不看好灵活用工，而现在他们都接受了这种模式。

灵活用工的市场，正在被加速打开。

“这是一个千亿级市场。”从业者们表示。

亿欧在《2020年灵活用工行业研究报告》提到，预计2020年国内灵活用工市场规模约7258.2亿元，灵活用工市场渗透率为8.24%。

巨大的市场空间吸引了众多玩家进入。但是，目前行业并没有统一标准，法律法规也尚未健全，这也使得灵活用工行业在整体上呈现出鱼龙混杂的局面。

尤其是经过疫情的催化后，行业的马太效应已经显现。

“有些灵活用工企业在初期为了铺市场，花费过多，导致资金流出现问题。”一位从业者称。疫情期间，这些失去竞争力的企业或许将被淘汰。

另外，在灵活用工交易中，不只是撮合B端和C端这么简单。

“首先要挖掘B端的用人需求，并将其精细化，保证岗位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同时也要核实C端用户的真实求职信息，并做多维度分类处理。”独立日相关负责人对「创业最前线」说道。

撮合成功之后，还要对他们进行服务和追踪，比如，排班、薪资发放，以及沟通上班过程中是否适应等。

因此，行业内不少平台都研发了自己的系统，以此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这就导致模式很重。但是，从业者认为，这也是行业的壁垒所在。

“行业的洗牌已经开始。”王锐旭对「创业最前线」表示。

“部分中小型的人力资源公司计划转型做灵活用工，但是并不成功。在这次洗牌中，他们或许将被淘汰。”王锐旭补充道。

他认为，未来行业内可能会出现几家头部公司，吃掉大部分的市场份额。而小玩家也有其生存空间，比如依附于头部玩家，主要做垂直市场的落地，或者深耕三四线城市。

为了鼓励灵活用工行业的发展，今年以来，政府也陆续出台了一些政策。

例如，7月14日，《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 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中就提到，要强化灵活就业劳动权益保障，探索多点执业。

7月22日，相关会议上提到，“各级政府要想方设法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

洗牌之后，灵活用工行业将更加规范，加上政策的扶持，从业者们都鼓足了干劲，希望趁机吞下更多的市场份额。目前，这个行业的格局尚未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随着灵活用工市场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企业、用户与平台方三者之间的“协商博弈”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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